大學生軍事理論課4000字論文(3)
(三)備者，國之重也――注重國防建設的軍事理念
墨家認為弱小國家想要擺脫“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墨子?修身》)的命運，就必須加強國防建設、增進合作。墨家明確指出“食”、“兵”和“城”三者，是“國之具也”(《墨子?七患》)，對于一國存亡無疑具有總攬全局的指導意義。更難能可貴的是，墨家的安全觀強調了各國的共同安全，主張國家間要樹立“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墨子?非攻》)的觀念，善于“信交”諸侯，共同抵御侵略。墨子這種“備戰安國”的理念，至今仍可以使人從中獲取教益。新中國誕生于戰爭年代，因此中國歷代領導人都格外重視國防建設，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和革命化建設也有了突破性的進展。與此同時，中國也積極與周邊和世界重要國家進行軍事合作，參與創立了諸如“上海合作組織”等具有重要軍事意義的國際組織，有力地維護了國內外的和平與安全。
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視科技的。墨學之所以在軍事上成為防御理論的經典，是依靠其先進的筑城和防御器械為條件的，而先進的筑城和器械又是以先進的科學技術為基礎的。墨家重科技、善制作的優良傳統，對于當代中國而言，就是要建設蘊含高科技的現代化國防。建國60年來，我國的國防科技從無到有，從落后到先進，建立起包括電子、船舶、兵器、航空、航天和核能等在內的門類齊全的科研體系，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國內甚至國際先進水平的科研成果，這也為國防現代化建設和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作出了重要貢獻。
(四)誠信節用――國際經濟貿易的原則
春秋戰國時期，商品經濟有了初步發展。在此背景下，墨家提出貿易過程中的誠信原則，認為“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只有遵循“言必行，行必果”的原則，才能在交互過程中實現所追求的“利”。與此同時，墨子還倡導國家“節用”，主張“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魯問》)的消費觀，并對國家開支提出了三條原則：第一，消費應與財力相當，“貧家而學富家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墨子?貴義》)。第二，財政開支應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去無用之費，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節用》)。第三，“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墨子?辭過》)。這些貿易消費的原則，與當代中國的貿易政策有很多相同點。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巨大的國際性市場。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承擔著上萬億美元的生產份額并擁有著世界上最多的外匯儲備，國際市場也逐漸成為中國外交戰略的新陣地。在對外貿易中，中國一直堅持平等信用、互通有無的原則，積極構建世界市場經濟信用體系。特別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國有選擇、有限度地吸收市場可以消化、人民真切需要、國家能夠承受的外國商品，這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和消費水平，另一方面也維護了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出超地位，長期的貿易順差成為綜合國力提高的重要保障。
(五)“辯”而尚同――在對話中求同存異
墨家認為，社會的混亂在于人們的思想不統一，但不同文化熏陶下的國家也不應該將自己的東西強加于人，“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長幼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因此實現思想統一的方式只能是互相尊重其他文化的發展空間，以寬容的態度平等對話、和平共處。墨子還提出要通過對話來達成共識的“辯”的規則：“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墨子?小取》)，從而實現“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墨子?小取》)的和諧氛圍。可以說，墨子“尚同”的態度和“辯”的方法，正反應出當代中國外交以溫和化解冷漠，以理解替代敵意的溝通精神。
新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求同存異”原則，是當代中國外交的一抹亮色。1955年4月17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參加萬隆亞非會議，在會上，中國代表明確表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這表明，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從始至終都是寬容平等的對外交往。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更加主動地參與到國際事務當中，以更加積極的態度通過對話解決了一系列的政治糾葛與經濟摩擦，為創造相對和諧的國際環境提供了重要的原則依據。
墨家思想在很多方面密切契合了當代中國外交的發展脈絡。這種契合，是一種傳承，也是一種創新，可做為國際戰略定位的思想來源之一，對于中國外交的戰略定位也產生獨到的裨益。
三、墨家思想對當代中國國際戰略定位的啟示
在迅速崛起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必須構建具有本國特色的國際戰略體系。我們可以將墨家思想與當代中國外交理念所具有的特殊契合，作為探索中國國際戰略定位的切入點，進而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戰略體系提供啟示。
(一)中國國際戰略的價值理念
“兼愛”思想是墨學理論的核心與源頭，將其轉化到國際戰略層面中，就是一個國家對外關系所應遵循的基本價值理念――和諧共處的友好立場。國際關系充斥著現實因素，但中 國作為后來崛起的國家，不能忽視道義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歷史證明，大國的崛起雖然未必源于對正義的維護，但其衰敗卻必然毀于對正義的踐踏。新中國得以加入聯合國，并介入冷戰時期的戰略三角，都有賴于符合“兼愛”理念的道義感所形成的國際信服感。因而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中國應該一如既往地堅持這種“兼愛”的外交風格，通過合理地協調與世界各國的關系，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為國際戰略向世界外延創造條件。
墨家的“兼愛”也并不排斥合理的欲求的滿足，正如日本的池田大作所說：“墨子的愛，比孔子的愛更為現代人所需要。”中國不應該像儒家一樣“子罕言利”(《論語?子罕》)，而應遵循墨家所提倡的原則，即明確而適時地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霸主地位被更深層次的撼動，中美國際地位差距進一步縮小。在這個宏觀背景下，中國應該更加主動地明確自身的利益方向。新環境下的“兼愛”意味著，中國只有盡力維護自身的利益，才能以自身利益為尺度更好地服務于整個世界。當代國際關系雖然現實，但仍要堅信“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這種集人性化和現實性于一體的“兼愛”思想，作為新環境下中國國際戰略的基本價值理念，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二)中國國際戰略的實施原則
將國際戰略價值理念理論性和概念化，就衍生成為實施原則。通過對墨家思想和當代中國外交的分析，可以將新時期中國國家戰略的實施原則定為以下幾點：
平等互利。墨子曾借《詩經?大雅》中的詩句表述了“兼愛”當中對等互利的一面，即“‘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墨子?兼愛》)。平等互利，是一個國家得以趨利避害的基本行為準則。對當代新環境下的中國而言，應該繼續以自身發展促進地區和世界的共同發展，擴大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在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對方的正當利益。特別是在中國國家地位不斷提高的今天，更需要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消除周邊國家以及世界上重要國家的顧忌，決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事情。
溝通對話。墨家思想認為，溝通對話的“辯”是國家之間杜絕嫌疑、消除隔閡的最佳方式，不能清晰地闡述需求立場就無法順利地實現自身利益。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逐漸淡化了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和外交模式上的差異，開始更主動地面對新時期的多邊外交機制，雖然贏得了一定的認可，但隔閡仍然存在。顏色差別所造成的外交灰色地帶使許多國家對國際地位有所上升的中國望而卻步。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以“辯”來求同存異，加強對話和溝通機制，主動地組織和參與重要的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以更加鮮明的態度來博取潛在外交伙伴的認同感。
誠信合作。墨家認為“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是否能夠信守國際信用是國家形象的直接體現。只有依靠誠信的“義”，才能得到合作的“利”，實現共贏。新時期的國際交往逐漸由硬實力的碰撞轉為軟實力的交流，特別是環境、反恐等國際共同問題，急需各國坦誠地合作應對。中國一向是合作處理國際問題的重要角色，但卻很少是合作的發起人，這使其很容易受到西方意識下的原則性規定的影響。因此，中國應該更加積極地在合作中闡明和建立屬于自己的行為準則和國際信用機制，將信守和監督更好的結合起來，“言必信，行必果”(《墨子?兼愛》)，體現出一個誠信大國的基本姿態。
和平崛起。墨家提出“兼愛”、“非攻”等思想的基本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和睦和平和諧的社會環境。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熱愛和平，信奉只有和平才能發展，只有和平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諧，因此中國一定要盡力維護周邊和世界的和平。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暴力也是維護和平的工具，正如墨子所說：“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墨子?雜守》)，中國不能因為戰爭的摧毀性而回避戰爭的準備工作，不能因為他國沒有侵略的跡象就暫停對于國防的建設。同時，實力的強大也使得中國要正確認識自身的現狀和發展空間，更加自主地在實力范圍內承擔相稱的國際責任，努力在大國姿態和力所能及之間求得適當的平衡。
平等自主、溝通對話、誠信合作、和平崛起等原則不僅蘊含著墨家的基本思想哲理，同時也富有很強的時代性，對這些原則的踐行，需要中國有相應的行為選擇作為依托的載體。
(三)中國國際戰略的行為選擇
在確定的價值理念和理論原則基礎上，選擇何種行為來實施和踐行就顯得格外重要。基于墨家思想的深刻內涵和日新月異的國際環境，中國在現今和未來所應遵循的戰略行為選擇應該設定為三個主要方向：國際性貿易，國防化軍事和國家間交流。
第一，國際性貿易。墨家肯定了國與國之間的交換關系是一種互酬關系，提出“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徒，雖有關粱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墨子?貴義》)，夸贊商人能夠不怕各種艱險而加強四方的交流。國際貿易已經成為了中國對世界施加影響力的最重要領域，對外貿易的穩定和擴展也是中國由大國向強國轉變的最佳途徑。把握經濟全球化浪潮、實行對外開放是大國進程的關鍵步驟，對外開放是大國謀求戰略崛起的內在要求和必然方式。因此，中國應該繼續堅持發展國際性貿易，適應現行的國際經濟體制，運用在國際貿易中的順差優勢，有限度、有計劃地擴充和發展對外貿易，繼續堅持“誠信節用”的交換原則，在“交相利”的貿易過程中實現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再到經濟主導國的轉變。
第二，國防化軍事。墨家堅持“非攻不非守”的軍事準則，提出國家平時要“非攻止戰、加強三備，杜絕七患”，戰時要“以勇為本、扶弱擊強、全民皆兵”，只有具備居安思危的意識、嚴陣以待的軍隊和技術精妙的器械，才能使一個國家最大限度地減少戰爭所帶來的毀滅性打擊。大國崛起的基礎在于國內的繁榮和穩定，而堅實和高新的軍事實力則是中國能夠穩定自身以及周邊的有力保證。中國地處相對復雜和不穩定因素聚集的地緣政治區，其中交織著許多大國的攸關利益，還有后崛起國家所帶來的競爭壓力，中國迫切需要有保障的軍事實力特別是海軍來穩定周邊環境。無論是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或是臺灣問題，都或多或少地牽連著軍事因素。這不僅是對我國積極防御國防政策的考驗，也是我國建設新式海軍、減少軍費基數開支和提高國防整體技術質量等戰略的要求。墨子認為“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墨子?備城門》)，這種“持”不僅是對主權領土的維護，也是對一個適于國家發展的大環境的維系。在經濟實力不斷上升的同時，中國有條件也有必要為了更加穩定和安全的周邊環境建設更有保障性的軍事力量。
第三，國家間交流。墨家主張通過對話談辯來促進合作、避免孤立。中國絕不稱霸，但不代表著拒絕走向世界。實力的增強要求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發揮大國的作用。“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墨子?小取》)，墨家的“辯”，是當今參與國際事務的行為體平等對話原則的最好表示，通過對話的形式，更好地實現互尊互信、互助互愛。中國應強調大國合作與政策協調的重要意義，避免非核心戰略利益的沖突，以合作的、建設性的姿態追求戰略目標的實現;在對中國利益攸關的東亞地區，應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區秩序，在建設性的互動中消除長久以來的隔閡和積怨，探索并逐步確立國家間關系和國際關系的新準則，為國家戰略性橫向發展提供實力基礎，進而實現由地區大國到世界強國的轉變。
墨子曰：“君子不鏡于水，而鏡于人。鏡于水，見面之容;鏡于人，則知吉與兇(《墨子?非攻中》)”。我們以墨家為鏡，基于兼愛、非攻的思想，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未來的中國應該更積極地擴展和主導貿易，更切實地加強國防科技建設，更主動地參與合作溝通世界，從而為創造真正意義上“兼愛”的和諧世界做出一個世界大國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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