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虛擬現實的科技論文1500字

最新虛擬現實的科技論文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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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虛擬現實的科技論文1500字篇一

　　虛擬與現實的博弈

　　摘要：以網絡技術為中心的新媒體時代把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緊密聯系起來，網絡圍觀即為最典型的一例。它使網民低成本地參與，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觀點態度而受到公眾熱捧。然而網絡圍觀亦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對社會管理起到一定導向、促進作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消極影響。因此，如何讓正確認識網絡圍觀與社會管理的關系，有效地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使網絡更好地為社會管理服務，則是擺在大家面前的一個亟需解決的新課題。

　　關鍵詞：新媒體;網絡圍觀;社會管理

　　一、網絡圍觀定義與產生

　　“圍觀”一詞，在漢語詞匯里本是一個中性詞。隨著人們在文本中的應用，越來越帶有貶義的意味，有麻木不仁、袖手旁觀、見死不救等意思。魯迅便多次在諸如其《孔已己》、《祥林嫂》、《示眾》、《藥》等多篇文章中對“看客”的形象進行描述，而這里的“看客”，亦即“圍觀者”。

　　然而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及“微博”的興起，現在所說的“圍觀”被賦予了新的涵義。它不僅表現為點擊、跟帖、轉發、評論、組織聲援等網絡行為，同時也因其本身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而漸漸演化為網絡之外的社會現實生活中不可小覷的“行動力”。如鄧玉嬌案中的公民觀察團、錢云會案中的公民調查團、7·23甬溫動車追尾事故中一場從網上到網下的大救援等等。公眾的關注，億萬網民的聚焦，集體的義憤，深入的挖掘，正是因為強大的網絡圍觀力量，一切在現實中本來難以改變的事情都因圍觀而迎刃而解。[1]圍觀的力量越來越不容忽視，它已經不僅僅是網絡行為，更成為公民參政議政、監督公權力的一種有效方式;不僅僅是單純的宣泄自己的情緒，而已經上升到一種理性認識，是網民們本身權利意識、法律意識、民族意識的提高，開始自覺的關注社會，進而促進社會的發展與成熟，國家的法制和文明。[2]

　　二、網絡圍觀與社會管理

　　不可否認，網絡圍觀在現代社會的出現及流行，主要得益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發展帶來的信息傳播革命。高度的自由度，低成本的參與度，使公民借助網絡上的論壇、貼吧、微博和博客等工具，平等自由地表達意見。然而從更深的層面來說，民眾對圍觀的熱情，其實來源于一種萌動的公共參與精神，是一種自覺地、有意識地參與社會管理的外在表現。網絡的這般開放性、互動性在大大方便了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等基本權利的行使的同時，也使大家可以自由自覺地參與社會管理、參與社會公共事業。尤其是近幾年來公眾對熱點人物、敏感話題和公共事件自發性的網絡圍觀，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希望改變社會不公、貧富差距、官員貪腐等現實的強烈愿望。[1]

　　首先，網絡圍觀是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渠道。

　　網絡圍觀是網民了解社會動態并從話語論爭中汲取所需信息的重要途徑。較之傳統媒體而言，網絡媒體互動性、開放性、豐富性、全球化等優勢一方面大大開闊了人們的眼界，使得一些以往無法通過傳統媒體關注的問題呈現在面前，為多方面了解社會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載體支持;另一方面，網絡媒體的這些特性還使人們更加自由、自覺地參與社會，實現在社會上公民的“主人翁”意識。從而不僅可以更客觀、更全面地了解真實的社會，還可以自由地參與社會，表達自己的主觀態度評價。

　　在這一點上，“網絡問政”可以說是最好的典范。自2006年開始， 廣東率先邁出了網絡問政的探索步伐，到2009 年粵一網推出升級后的網絡問政平臺， 以及隨之而來全國各地興起的“網絡發言人”熱，網絡問政逐步走向成熟并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其社會管理功能和效果也日漸顯著。到2010年，網絡圍觀、網絡問政已經真正成為我國干部監督的重要手段之一，使黨政領導干部、政府部門的廉潔行為和執政能力日漸公開透明。一批不作為、亂作為、官僚作派十足的領導干部，因被網絡問政而“問下馬”。網絡民意正成為每個中國官員不能忽視的問題?！度嗣裾搲冯s志2010年第12 期登載了一篇題為《中國官員的“網絡恐懼”》，該文章披露，70%的受調查者表示當代中國官員患有“網絡恐懼”癥，47%受訪官員認為縣處級干部最怕網絡監督，宣傳部長和縣委書記成為最怕網絡監督的兩個群體。[2]

　　其次，網絡圍觀還起到了道德維護和推進制度完善的作用。

　　提起中國的法制，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法制的最大缺點在于法制的不健全。就中國的法制現狀而言，最大的問題不在立法，而在于執法。也就是說中國法制的最大問題不在于“無法可依”，而在于“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而網絡圍觀在這一方面卻能發揮其優勢，對道德維護和推進制度建設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3]

　　這一點在“孫志剛事件”中表現得尤其充分。在“孫志剛事件”中，圍觀者先是通過網絡以極高的熱情表達對正義的追求，他們不僅在網絡上對被圍觀者及其家屬給予同情和支持，同時把這種正義感升華到現實社會中。圍觀者話語關注焦點隨著事件的發展逐漸從“孫志剛事件”本身轉移到收容遣送制度，對事件的關注與監督使得原收容遣送制度的種種弊端暴露無疑。圍觀者對法律更新遲緩表現出的憤慨對權力精英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并最終導致一部法律的廢止，推動了整個社會的道德進步和法制的完善。

　　另外還有諸如“廣東的天價酒”事件。2011年4月11日，有網民爆料稱中石化廣東石油分公司購買幾百萬高檔酒供私人支配，隨即在網絡上引起數萬網民圍觀。中石化廣東分公司得知消息后，證實確實采購了數批酒，但稱“這批酒是公司正常的商品購進”，屬于公司“非油品經營項目”，而網曝所購酒部分是用于接待。中石化集團派出調查組于14日赴廣東就“天價酒事件”展開調查。4月20日，中石化集團公司董事長表示，在調查組最后結論出來之前，立即在中石化全系統全面開展自查自糾工作。至4月25日，中國石化下午召開媒體通氣會，對外公布了天價酒事件調查結果，決定免去魯廣余廣東分公司總經理職務并降職使用，同時對其進行經濟處罰，對已消費的13.11萬元紅酒費用由其個人承擔。可以想見，如果沒有網絡圍觀，天價酒就不會為人所知，貪腐之人也不會受到應有的懲罰。網絡圍觀再一次顯示出了它的威力，彰顯了它的正義，為整個社會道德和社會公平起到了切實有效的監督作用。 　　圍觀中許多民間精英的評論充滿智慧和才氣，在“真理”與“謬誤”的論戰中彰顯了理性的力量。這樣既為閱讀者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和理性意識，也更大范圍、更深層面地波及和震撼許多淺薄無知的內心。這種圍觀超越了傳統現實中圍觀怕“惹禍上身”而沉默不語的表象，實現了圍觀者正義的心靈與行動的雙重互動，并最終匯集成一股改變事態發展的力量，對整個社會道德管理與改善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然而事物都是具有兩面性的，一方面的優勢可能會帶來另一方面的缺陷。網絡圍觀存在的主要問題便是缺少控制力。它是自發的、無組織的、匿名的，有時候甚至是全憑個人的主觀意志而并不考慮社會影響的自發行為。這樣就不可避免地顯現出一些道德和責任的缺失，有時甚至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消極的影響。[3]

　　一種是“人肉搜索”。“人肉搜索”是現在網絡圍觀者為了解事實最常采用的一種手段，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確實使事件本身透明化，有利于大眾了解真相。然而同時，它也給被圍觀者帶來巨大的困擾。使他們不僅在眾目睽睽下暴露了自己的隱私，而且還必須承受網絡圍觀者激烈言辭及批評話語所帶來的精神重荷。如在近幾年比較熱的“虐貓女事件”、“銅須門事件”和“姜巖事件”和“小月月事件”等等中，少數圍觀者不僅在網絡上大肆宣泄，而且還把不滿情緒帶到現實生活中，通過人肉搜索等挖掘被圍觀者隱私，并采取種種手段直接對當事人進行騷擾、恐嚇。比如在“姜巖事件”中，事件一發生，被圍觀者的隱私信息很快被網民公開，一系列的負面影響也隨之俱來：兩位主角相繼被所在單位暫停工作后被迫辭職，心理壓力巨大，生活受到極大影響，并患上了不同程度地精神疾病。另外也不乏一些被圍觀者因為種種輿論壓力而自殺的現象。

　　另外一種便是“哄客心態”。所謂“哄客心態”，即是懷著一種事不關己的旁觀者心理，圍繞在圍觀客體周圍的起哄、看熱鬧的心態。“哄客心態”雖然并非所有網絡圍觀的主流，但卻是常見的圍觀心理。這種“哄客心態”或是以娛樂自身為目的，或是對被圍觀者報以歡呼和掌聲，或者是以嘲笑和謾罵為武器，以自己的價值判斷為尺度、用語言去斥責反對者。[4]這種心理雖然不會直接對被圍觀者造成身體上的傷害，然而如果任由這種不良情緒在群體中感染，則很容易導致虛擬的“心理群體”演化為現實的社會集合行為，從而對社會和諧與安定產生破壞和影響。比如在“海藝事件”中，憤怒的圍觀者直接來到當事人所在單位進行抗議，影響了該單位正常的工作秩序。

　　這樣來講，正確認識網絡圍觀現象與社會管理的關系，正是處理網絡和社會管理之間矛盾的關鍵。如何利用網絡更好的推進社會管理的運行，發揮更加積極的社會效應，是我們現在亟需解決的重要課題。

　　(一)社會管理應尊重民意，實現社會管理“人民化”

　　社會管理的有效運行離不開民眾的支持與配合，如果政府在社會事務中不能有效地吸納由網絡充分表達的民眾意見，平等地與社會成員進行坦誠溝通與交流，將民眾意愿有機、和諧地統一起來，就無法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社會管理也就無法贏得公眾的滿意。由此而來，社會管理便應充分尊重民眾意愿，通過網絡表達的不同意見，疏導和化解較之于現實社會激烈得多的網上社會情緒，進而滿足人們實現自我價值和表達社會主張的愿望。作為政府，在網絡傳播的社會條件下， 要做到堅持走群眾路線， 就要更加尊重群眾的思想和創造， 主動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問政于民， 將與群眾進行網上交流作為深入群眾的重要路徑， 在網上坦誠相見、以禮相待， 充分溝通、有效互動， 運用網絡傳播更好地聽取民意、分析民情、服務民眾。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3]

　　(二)社會管理應統籌各方利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社會公正不僅是現代社會管理的價值理念， 更是執政者在社會管理與服務中的根本目標， 同時也是公眾評價政府得失的現實標準。如果政府不能充分實現社會公正， 其公信力和權威性必然受到質疑和挑戰。網絡作為一個兼具互動性、開放性、資源豐富性的交流工具不僅成為每一個社會個體與社會的交流平臺，而且被越來越廣泛的應用，成為推動媒體議程、政府議程和公共議程的平臺。在這個公共平臺上， 個體的利益訴求較之于以往更能夠充分地表達，并通過相應的議程推動引發關注，進而全部或部分地實現。在網絡普及帶來的社會各方充分表達的利益訴求面前， 政府的社會管理需要把匯集利益訴求與匯集民眾智慧更好地結合起來， 在廣泛開展公共討論的基礎上， 促進社會公正共識的形成， 建立和諧的社會利益關系與普遍接受的現實利益保障。

　　(三)社會管理應正確引導網絡輿論并自覺接受輿論監督

　　社會輿論是社會管理的晴雨表，是政府形象的傳播器，因而正確引導社會輿論是社會管理的主要內容。[5]網絡普及使人民更加自由、低成本地參與公共討論，這樣，每一個社會個體都可以憑借網絡發揮自己的輿論參與、輿論評價以及輿論建設作用。然而在開放的網絡輿論系統中，任何個體的聲音都有可能是輿論的生長點，有時一個不經意的信息內容，也可能會隨著社會心理、社會情緒、社會熱點、社會矛盾而隨機形成一場網上輿論風暴。因而，政府在日益洶涌的網絡輿論面前，不能總是處于被動應對的狀態，被網絡輿論引導和左右。政府要實現在網絡輿論環境中為民服務，就要從群眾中廣泛聽取意見，善于運用網絡聯系群眾和發動群眾，積極主動地通過網絡加強與公眾溝通，關注和參與網上交流，及時解答公眾疑問，滿足公眾基本的、合理的需求，參與討論熱點話題，吸納公眾對社會管理提出的建設性建議，從而可以及時引導正確輿論和防止不良輿論。同時，政府也要通過網絡實現工作透明化，積極配合和依靠公眾參與和監督，使外部監督與政府內部監督更好地結合起來。

　　從感性的、個人化的、無意識的宣泄情緒，到理性的、建設性的、主人翁意識的公共表達，網絡圍觀不再僅僅是傳達信息的工具，而日益發展成為人們追求公平正義、發揮對社會管理輿論監督的載體。它警醒著政府部門更加注重自己的責任與使命，為社會的發展和成熟有著不可低估的力量。

　　參考文獻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

　　[2]徐迅雷.發現“公民網絡圍觀年”[J].觀察與思考，2011，(2).

　　[3]張尚仁.網絡問政——公共管理的創新形式[J].云南 社會科學，2010，(3).

　　[4]閆肖峰.微博社會學[J].青年記者，2010，(3).

　　[5]朱大可.從芙蓉姐姐看中國哄客的仇恨快意[J].中國校 園文學，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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