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民間借貸的犯罪性異化及法律規范

淺論民間借貸的犯罪性異化及法律規范

　　一、我國民間借貸的功能及其限度

　　(一)民間借貸的功能及其存在的必要性

　　第一，民間借貸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由于我國現有正規金融的貸款主要面對我國國有企業及民營的大型企業等有明顯國家計劃扶持的企業，然而占企業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等非公有制企業卻幾乎得不到正規金融的借貸支持 。有關資料顯示截止2004年底，我國中小企業數量已經超過全國企業總量的99%(到2008年已經超過800萬家)，中小企業創造了GDP的55.6%、稅收的46.2%，75%的就業崗位。而我國作為目前融資重心的商業銀行，近70%的貸款輸出到了國有大中型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借貸對正規金融起到了很大的互補效應，促進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第二，民間借貸滿足了農村資金不足的發展缺陷，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對于農村，巨大的矛盾一直存在于過強的資金需求與明顯弱勢的資金需求之間。我們知道當時正規商業銀行曾經進駐農村，但是卻無法滿足農村的資金需求。民間借貸供給低于借貸需求的矛盾從來不曾得到有效緩解。正規金融系統滿足農村資金需求的能力非常有限 ，民間借貸有效地彌補了這個資金缺口。民間借貸的發展，給農村經濟帶來了進一步加快發展的契機，在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進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極大促進了從村經濟發展。

　　第三，民間借貸帶動了正規金融發展 。同正規金融相比，民間借貸具有即時、便捷、靈活等特點，與正規金融一起構成了我國多元化的金融格局。相對來講，民間借貸的條件較低，較低的門檻似的他更加適合中小企業融資;另外，民間借貸的資金使用效率較高，眾所周知，銀行的貸款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現。民間借貸則可以即借即還，適合中小企業資金使用頻率高的特點。在這種形勢下，民間借貸以其上述優勢對正規金融造成了不小的競爭壓力，這樣也促使正規金融改善經營理念，提高服務質量，從而推動了正規金融的發展。

　　正規金融在農村鄉鎮以及針對中小企業時，服務效率極低而且正規金融有效益至上的原則，對于放貸的風險評估極為嚴格，對象一般為國有企業，服務對象有限。而民間借貸的借款金額與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都可以由雙方商議協定，而且針對的對象十分廣泛，從個人到中小企業，從鄉鎮到城市。總之，民間借貸以其靈活、便捷、快速等特點，形成了與正規金融既有競爭也有互補的關系。促進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補足了農村資金不足發展缺陷，帶動了正規金融發展，成為我國金融健康快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二)負面影響及規范異化的必要性

　　2011年11月7日，浙江省麗水市中級法院對浙江銀泰非法集資案做出一審判決，季文華等6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抽逃出資罪。

　　首先，我們要看看銀泰為何頃刻崩塌。首先是外因，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所導致的外部不利環境，是銀泰房產資金斷鏈的主要原因之一，低迷的房地產市場凍結了銀泰房產的資金。當然還有內在原因，那就是季氏父子奢靡之極的生活。在這些集資中僅用于他們個人揮霍的就達到近8000萬元，其他還有數十輛豪華轎車、跑車，多處房產。

　　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了《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認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列舉了8種情形，其中兩種是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肆意揮霍集資款導致集資款不能返還。很明顯的，季氏父子以房地產開發為掩護，許以月息2分的高息進行非法集資，而且集資戶眾多達1.5萬余戶，人員構成則是從政要到農民極其復雜，資金來源廣泛，去向復雜。

　　民間借貸的消極效應有許多方面，表現在削弱了正規金融及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造成國家稅收流失 ，風險的危害性較大等。遼寧省營口市東華“養殖螞蟻集資詐騙案”非法集資達30億元，青島東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非法集資達10億元等等，以江蘇省為例，2007年、2008年二年間，江蘇省公安經偵部門分別立集資詐騙案件37起、91起，分別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53起、99起，這兩個罪種的立案數每年平均分別遞增194%和145% ，還有今年一月份吳英非法集資一案中本色集團女富豪吳英被判死刑，這讓民間借貸的犯罪性傾向問題更加現實嚴肅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防范民間借貸犯罪性異化十分必要。

　　二、正常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的界定

　　目前我國現行刑法并未對其作出明確界定，現有刑法《刑法》第176條是一條簡單罪狀，“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該條對于罪行的客觀方面的內涵沒有明確規定，也沒有明確的立法或司法解釋。而在對集資詐騙罪的規定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也略顯模糊，定罪彈性較大。正因為現有法律規范中關于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的界限十分模糊。同時，合法的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擁有相同的特定行為，即向他人吸收一定數量的資金，并且要到其支付本息 ，上述原因都導致了合法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行為難以界定。

　　簡單的來說，在我國當前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民間資本的流轉，這種現象這種行為本身是無罪的。那么區分合法的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的一個直觀標準就是資金的使用去向是否合法，如果將籌集資金作揮霍、炒錢、賭博等用途，那就是非法的。從法律角度看，如果集資人員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假冒民間借貸進行合同詐騙，或者巧立名目實施集資詐騙，那就是非法的。還可以看放貸、收貸的手段是否合法，如果是擾亂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是通過利誘、恫嚇、人身威脅等方式進行放貸借貸，強迫對方付出高額利息，那就是非法的。

　　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往往還是難以區分合法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前者異化為后者的事屢見不鮮，其實，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客觀上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機構或者個人未經有權批準的機構審批，向社會上不特定的公眾(較為廣泛的群體)吸收存款。而合法的民間借貸則是機構或個人向特定的公民借款。在這里，“特定的”和“不特定的”對象是區分合法和非法的一個重要界限 。而且“特定”與“不特定”的區分：首先，“不特定”應該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非法集資者針對廣大民眾的集資行為，非法集資者往往發出虛假信息或過分夸大投資回報，吸引持有資金的廣大群眾投資，而且將對廣大群眾產生何種傷害都是非法集資者自己都未知的;第二個方面是廣大群眾對集資者，廣大民眾對集資者的信息不了解，對其資產、還貸能力不清楚，甚至是誰都不知道，對可能面對的風險也缺乏承受能力。筆者認為也就是這兩個方面決定了借貸對象的“不確定”。而“特定”對象則是投資者和投資對象擁有較為清晰、相對牢固的關系，投資者對投資對象經過了一定的審查，對投資對象的企業經營狀況等有一個較為清晰地了解，而且有相應措施對債務資金進行追討，即對風險有較強的防范承受能力。

　　三、加強民間借貸非刑法規范

　　(一)刑法規范的矯枉過正

　　從上述民間借貸現狀分析來看，我國刑法層面的監管存在很多問題。一直以來，我國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實行嚴格的監管政策，刑事打擊上對民間借貸也采取“一刀切”嚴打政策。在一定的時間段以內，這種嚴格監管的政策促進了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但在新的發展時期，由于政府監管的天平仍不能適應時代要求發生時代性偏移，導致國家機關對民間借貸產生政策性壓制，使得正規金融始終處在一個壟斷地位。對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于嚴格的監管導致了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滯后性，阻礙了司法監管的進步和創新，也導致民間借貸專門立法遲緩和監管制度滯后，比如在司法程序中適用法律性文件的沖突：《合同法》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若干意見》 。

　　刑法的過嚴厲規制也導致民間借貸的“異化”問題的加重。再當前狀況下只能注意對相關證據進行嚴格排查，對疑似以民間借貸為名掩蓋非法目的的，法院應加大職權調查力度，對非法集資等案件進行嚴格甄別，及時將涉及非法集資或者涉嫌詐騙犯罪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移送公安機關。

　　吳英案與季文華案兩者的性質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沒有相關專門法律進行規范，所以同樣是集資詐騙罪罪名，在筆者看來，兩者是應該區別對待的 ，吳英有為數不多的特定放貸對象，只是這些放貸對象擁有較多下線。相比吳英，季文華一案更加符合我們所認為的非法集資。很多集資戶在發現問題的時候，往往選擇在觀望一段時間，實在沒有獲得本息資金的情況下，才會需要公安機關介入調查，原因是就是，國家不加判別的追究集資者的刑事責任。而且在公安機關介入之后，集資戶的資金不僅不能討還，反而要被沒收，自行承擔后果。過強的刑事規范使得國家對集資盲目打擊，對社會安定無法做出有力維護 。所以，在使用刑法對民間借貸進行規范可能會矯枉過正，要慎用刑法。

　　(二)鼓勵并加強非刑法規范

　　日前，鄂爾多斯市人民政府已經發布了《鄂爾多斯市規范民間借貸暫行辦法》(下稱《暫行辦法》)，對泛濫的民間借貸進行系統性的規范。這是政府旗幟鮮明的承認民間借貸的合法性。這也為鄂爾多斯地區民間借貸提供了行為依據、法律依據，雖然沒有太多內容創新，但更多的是《暫行辦法》是第一個對現有法律全面系統的梳理，這也是其最大意義所在。

　　鄂爾多斯是我國民間借貸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曾有機構發布報告稱，鄂爾多斯民間信貸資本至少在2000億元以上，但從2011下半年開始，逐漸出現資金鏈斷裂，民間借貸開始崩盤等情況。所以民間借貸規范的及時出現，也就成了必須。《暫行辦法》共八章三十八條，不適用于商業銀行、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典當行等依法設立的機構為個人和企業提供的金融服務，也暫不適用于自然人之間用于生活消費的借貸活動。其他地區也出臺過一些規范，但全面、系統的文件鄂爾多斯是第一個。它主要的特點，是從民事、行政、經濟法方面形成了一個系統的規范。

　　從鄂爾多斯的《暫行辦法》的身上，我們看到了進步的嘗試，在很多方面可以起到對民間借貸的有效規范，起到預期作用，但是很多規定仍不能扭轉完全民間借貸的犯罪性異化傾向，更主要的兩者在地域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更多的只能是為全國其他地方的立法起一個借鑒引導作用，但是我們還是看到了非刑法規范有效規范的影子，也希望股價能夠盡快制定專門非刑法規范對民間借貸加以確認與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