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考試論文(2)
司法考試論文
司法考試論文篇3
淺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能動司法
在《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十二五”時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規劃》的具體指導下，上海在建設其國際金融中心的道路上穩步前行，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作為金融法治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金融司法保障水平建設在其過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一、 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完善法制環境的重要性
國際金融中心，是指擁有眾多高度集中的金融機構，能夠有效地為國際、區域或全球經濟提供全面金融服務，通過資本融通和管理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并具有巨大的資本集聚和輻射功能的城市或地區。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制約或促進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建設、金融政策、央行所在地、經濟腹地、地理位置等，而其中又以制度建設，尤其是法制環境最為重要。
從法律對于金融發展的作用看，有效的法律制度能夠促進金融的發展。“法與金融學”學者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揭示出了法律對于金融發展的作用機制：(1)法律通過保護私有產權，增加投資的安全性，鼓勵企業的利潤再投資以及更多的外部資金供給，促進金融體系規模擴大，從而推動金融發展;(2)契約是金融之基礎，法律體系及由此形成的契約環境是決定金融發展水平的關鍵因素。
從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史來看，無論是自然形成型(如倫敦、紐約和香港)還是政府有意識建設和大力支持而最終形成(如東京、新加坡)的國際金融中心，都將金融法律作為金融中心形成和發展的內生機制予以不斷完善強化。從金融法制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作用來看，健全和完善的金融法制環境能夠規范金融交易行為，保護金融主體的合法權利，促進金融資源的合理公平配置;能夠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監管的有效性，提升金融運行效率。由此可見，法律環境在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發展的諸要素中都處于核心地位。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成敗的關鍵，作為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已初步形成了金融法律體系框架，但仍需完善以符合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需求。
二、 司法能動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功能
營造良好的國際金融中心法制環境也須從金融法律法規體系、金融司法體系和金融監管體系的完善著手。面對金融發展創新所提出的客觀要求，司法通過自身功能的能動匹配，充分發揮金融司法職能，并促進金融法律法規體系和金融監管體系的優化。
1. 糾紛解決功能。糾紛解決是司法的原初功能，也是其最為重要的職能。雖然現代社會中已出現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但司法因其天然所具有的權威性、公正性和專業性而始終作為處理糾紛爭端的中心力量而存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對于司法解決爭端的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戰，能否應對這一挑戰、及時提升糾紛解決功能，是司法能否助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關鍵：
一方面，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最主要的核心因素，金融創新本質上是相關主體間權利義務配置的新形式，它拓展了金融私法的權利義務主體、客體和內容，會導致各種新類型金融訴訟糾紛的產生。這些新型金融糾紛的法律關系往往突破傳統民事法律關系，需要司法予以合理界定，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金融交易秩序，保障和促進金融創新的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金融糾紛往往涉及復雜的金融業務知識，這對司法人員的法律功底以及金融專業知識都有高水平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場主體的特殊性和廣泛性，金融糾紛(尤其是金融創新糾紛)可能不僅僅局限于個案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的明確，還可能涉及到金融市場風險的防范。以證券交易糾紛為例，一個虛假陳述案件審理的背后可能有著成千上萬的股民在翹首以待，同時也可能有著數以萬計的案件在積蓄并等待爆發，如果處理不當，勢必影響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金融糾紛的以上特點，無疑對司法的糾紛解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補充立法功能。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只是對既有法律的被動適用或消極執行。無論立法者多么睿智而充滿理性，也不可能預見未來所有可能的情況。同時，法律語言的概括性以及語言本身的模糊多義性也容易導致對法律規則的理解分歧。法律的不完備性決定了司法必然具備補充立法的功能，而司法的這一衍生功能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尤為重要。
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必然伴隨著金融體制的改革和創新，也無可避免地會催生出新型的利益和權利關系。而成文法的穩定性使其無法及時涵蓋新的社會現實，也阻礙了其對金融動態發展的規制和作用，這不可避免的導致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法律落后于金融改革。而此時，司法不能以立法的缺位或滯后為由拒絕裁判，更不能守成僵化、束縛金融創新的深化，而應當主動承擔起補充立法的責任，充分發揮司法救濟因事后性、個案化而具有的靈活、務實的優勢， 通過對現有法律的靈活解釋和變通執行彌補成文法缺陷，為金融創新贏得空間。
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實行的是分業監管，且還存在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差異。監管機構往往對同一問題存在多種不同甚至相互沖突的規制，加大了市場主體對法律規則的認知難度，也為金融糾紛的產生埋下了隱患。這時就需要司法者發揮司法能動性，因應金融市場的發展，充分運用司法經驗，對相關金融法規進行有效的梳理和重構，妥善解決進入司法渠道的金融糾紛，并以司法裁判的導向作用促進相關金融法律法規的健全完善，從而預防和減少金融糾紛的發生。
此外，金融創新的推進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也是一個“試錯”的過程，而在具體試錯過程中司法也較立法更具優勢。相比較于立法的試錯成本，司法推進金融中心建設中的試錯成本要遠低于立法。盡管司法所起到的公眾效力可能不及立法，但其較低的司法成本和靈活性更能有效推進金融中心的法制環境的完善。 3. 權力制約功能。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采用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推動模式，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自然也更多地依賴于政府宏觀調控和政策推動來加快金融業發展和金融中心的形成，屬于國家建設型的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模式。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無疑是由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金融發展現狀決定，但在其發展過程尤其要注意防止“政府失靈”，避免重蹈日本因放松政府限制而產生權力擴張異化的覆轍。
我國存在金融監管多頭、金融法規令出多門的情況，實踐中金融監管主體角色錯位、越位或不到位、權責脫節和責任缺失等弊端普遍存在，亟需加強對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督。司法在政府與市場之間處于中立地位，可以通過懲治金融執法人員的犯罪行為以及對具體金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來監督政府，促進政府行政行為的透明化，抑制政府對金融市場的過度干預并促使政府管理方式與管理手段的轉變，提升專業金融監管效率，從而促進金融市場機制的完善和健康運行。
三、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司法能動性之發揮
一個城市或區域之所以能成其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僅在于其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抑或發達的金融市場，而更在于看不見摸不著的金融法制環境。今年來，上海檢法系統陸續建立起三級院的金融專業審判和檢察架構，并通過發布金融審判白皮書、組建金融專家咨詢庫等制度的探索發展，逐步優化金融司法資源，不斷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司法保障。但目前而言，若想盡快建立其國際上對上海金融司法環境的高認可度的公平高效金融司法體系， 關鍵的一點就在于：要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這里所說的“發揮司法能動性”，并非部分司法機關曾經理解和實踐的所謂“送法上門”、“開發案源”等做法，而指的是司法者不應僅僅消極呆板地適用法律，還應當在形成進程中的中國司法制度限制內，順應金融市場發展的需求，能動行使司法權。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四個方面發揮司法能動性，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1. 積極回應金融糾紛訴求。
隨著金融市場的創新和發展，新型、疑難的金融類爭議糾紛層出不窮，相應地金融糾紛訴求也日益增長。對于伴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而不斷出現的大量金融糾紛訴求，法院應當積極回應，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予以裁判，即使是“法無明文規定”這個理由。但從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卻存在著許多本應當由法院審理，卻由于種種原因未能進入司法程序解決的金融案件。
主要包括：部分金融爭議案件被拒絕受理。特別是由資本市場各種不當行為而造成投資者損失所引發的糾紛;部分金融爭議案件被中止或暫緩。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大量“三中止”通知，對涉及場外非法股票交易經濟糾紛案件、已編入全國證券回購機構間債務清欠鏈條的證券回購經濟糾紛案件以及涉及問題金融機構處理的案件暫緩受理、中止審理或者中止執行;
部分金融案件的訴訟方式受到限制。對于人數眾多且處于信息、財力弱勢的中小投資者而言，“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本是一種以較低成本實現權益保護的訴訟方式，但雖然《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代表人訴訟”，這一訴訟方式在金融爭議案件中的運用卻受到了限制，如對于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明確規定“人民法院應當采取單獨或者共同訴訟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團訴訟的形式受理”。
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過程中，上海的司法機關往往會碰到各式各樣的、全國首發性的金融糾紛案件。倘若仍舊一味地采取限制訴訟之類的回避態度，則不僅不利于保護金融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而且也損害了金融司法的權威，削弱了司法對金融市場發展的保障作用。分析當前法院“拒絕”新型金融案件的原因，固然有現實金融法律規則供給不足以及轉型市場經濟背景等因素，但本質上還是源于法院回應金融市場變化與發展的能力不足。因此，要想真正塑造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司法優勢，上海司法機關應當變“消極回避”為“積極回應”，只要是具有法律爭議性質的、依照基本訴訟法律應當進入司法程序金融糾紛案件，都應當予以受理，依法行使司法權。同時，還應當注意逐步加強自身應對群體性糾紛的能力。
2. 能動發揮規則創設和指引作用。
除了回避新型金融案件之外，目前我國金融司法還存在的一大問題是偏于保守，不能因應金融發展的需求進行能動地適法。以委托理財類合同糾紛案件為例，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曾立項起草關于委托理財法律適用問題的司法解釋，卻至今仍未能正式出臺，導致此類案件在審判實踐中大量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不僅有損司法的統一性，也危及金融市場的穩定。
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過程中，法律的不完備性與金融創新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將愈發突出。對此，司法機關不能坐等立法完善，而應當轉變保守的思維定勢，充分發揮司法能動性，運用“司法之手”促進金融規則和金融政策的健全和完善：首先，在具體案件審理上要賦予和尊重法官能動的法律解釋權。司法是一種事實上的立法，在金融發展史上，由法官的能動解釋推動金融法律規則形成的例子并不少見，如美國法上關于“證券”定義的法律規則就是通過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訴W?J?Howey公司一案(SEC v. W. J. Howey Co. )⑤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裁判而確立的。
在立法因其滯后性和局限性而無法及時因應金融發展需求時，法官在審理金融糾紛案件過程中不能機械地套用法律，而應當將金融法律與金融政策相結合，同時適當借鑒國外先進的金融司法理念和成熟經驗，在既定規則和具體適用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以作出既符合法律規定又合乎金融發展客觀規律的裁判;其次，在個案經驗存在相當積累的基礎上，從個案和類案的審理中總結審判經驗，制定相應的司法解釋，確立審判規則，統一裁判尺度，填補法律漏洞。此外，還應當及時梳理金融糾紛案件所反映出的金融監管、金融風險等方面的問題，運用司法建議等方式，為金融監管、金融自律建言獻策，探求保障金融創新發展的司法規制路徑;最后，通過金融類指導性案例的發布，一方面規范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另一方面也充分發揮司法對金融市場的規則指引作用。
3. 探索推進金融司法專業化建設，加強與金融監管部門的溝通合作。
金融案件不同于傳統的民商事案件，涉及的業務類型繁多，運作機理錯綜復雜，必須加強金融司法的專業化建設：
一是促進機構專業化。在金融審判方面，傳統民商審判框架內部專業分工不合理，造成對金融糾紛的分散審判，影響了金融審判的有效性和統一性。要形成高院、中院以及金融機構集聚區(如浦東、黃浦、楊浦、閔行等)法院三級金融審判庭，并輔以其他基層法院金融審判合議庭的金融商事審判體系，通過集中管轄、集約辦案，有效提升金融審判和金融檢察的效率和質量;同樣地，在金融檢察方面，在市、分院設立專門的金融檢察處，在區縣院成立金融檢察科或金融檢察專業小組，并在金融核心功能區設立金融檢察工作室，以應對金融犯罪案件高發態勢，切實履行金融檢察職能。
二是優化辦案流程，提高隊伍專業化程度。金融審判方面，應逐漸打破傳統的法院內部條塊分割式工作流程。如可以通過設立如金融案件的審前調解機制將案情較為簡單的金融案件避免冗長的訴訟程序，不僅節約司法資源且符合金融案件對糾紛解決時間更敏感之特點。在金融檢察方面，要探索批捕、公訴、預防、研究一體化的工作模式，形成整體統籌、上下一體、內部整合、統一行使檢察權的機制。金融案件的高效公正的處理還依靠辦案人員的高度專業化水平，金融司法部門亟需通過人才交流機制、設立金融專家庫等機制，優化人才結構，努力打造一支既懂法律、又懂金融，既精通國內法、又熟悉國際金融規則的金融司法專業人才隊伍。
三是為促進合作，發揮監管合力，可以通過建立定期聯席會議、金融信息共享制度等，使司法機關與專業監管機構的溝通常態化，加強信息互通，及時交流工作動態。 此外，司法機關還要加強理論調研和司法統計，通過對既有金融案件的深層分析，找出當前金融領域中存在的風險隱患及其產生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預防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建議和對策，為防范金融犯罪、穩定金融秩序、完善金融監管提供實踐支持。
猜你喜歡：
1.司法行政畢業論文
3.司法考試勵志文章
4.司法考試畢業論文
6.司法考試過關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