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本科生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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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本科生畢業論文下載篇1
淺析實用藝術作品的法律保護
摘要：實用藝術作品的知識產權保護一直被認為是我國知識產權立法的缺失。而我國卻為國外的實用藝術作品提供了知識產權法的保護，造成了立法上的超國民待遇。本文通過總結在立法中的爭議，對實用藝術作品的知識產權法保護爭論問題進行了梳理。首先是在如何定義實用藝術作品的問題上存在爭議，其次是在保護模式上存在如何選擇的問題。通過對國際條約和國外立法的分析，本文認為，實用藝術作品的藝術性和實用性的性質決定了它與許多知識產權保護客體有重合性，因而無法在立法中作出準確的歸類。在立法保護層面，給予實用藝術作品版權和外觀設計雙重保護已經成為一種立法的趨勢，我國出臺立法給實用藝術作品以明確的法律保護，條件已經成熟。
關鍵詞：實用藝術作品,著作權法,外觀設計法
一、 保護模式的選擇
(一)《伯爾尼公約》
《伯爾尼公約》第7條第4款規定，作為藝術作品保護的實用藝術作品的保護期限由本同盟各成員國的法律規定，但這一期限不應少于自該作品完成之后算起的25年。同時，公約第2條第7款進一步規定：“在遵守本公約第七條第四款之規定的前提下，本同盟各成員國得通過國內立法規定其法律在何種程度上適用于實用藝術作品以及工業品平面和立體設計，以及此種作品和平面與立體設計受保護的條件。在起源國僅僅作為平面與立體設計受到保護的作品，在本同盟其他成員國只享受各該國伯爾尼公約規定，文學和藝術作品一詞包括文學、科學和藝術領域內的一切成果，不論其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諸如書籍、實用藝術作品。
《伯爾尼公約》講實用藝術作品作為藝術作品要求締約國給予保護，但很顯然公約并沒有給“實用藝術作品”做準確的定義，僅規定為“藝術品”，這個范圍很寬泛?！侗Ｗo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僅列舉了幾種客體，給立法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間?！吨鳈嗯c鄰接權法律詞匯》中的解釋更是直白，完全從字面給實用藝術作品做了定義。本文可以提煉出的共同點是，國際公約更強調“實用藝術”作品的“藝術性”，也肯定了給予實用藝術作品法律保護的必要性。
(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
Trips協議第2條(知識產權公約)第2款規定“本協議第一至第四部分之所有規定，均不得有損于成員之間依照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羅馬公約及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已經承擔的現有義務。”據此，在實用藝術作品的保護上，Trips協議秉承了《伯爾尼公約》的相關規定及精神，實用藝術作品屬于其保護的對象。
Trips協議第25條第一款規定：“對獨立創作的、具有新穎性或原創性的工業品外觀設計，全體成員均應提供保護。成員可以規定：非新穎或非原創，系指某外觀設計與已知設計或已知設計特征之組合相比，無明顯區別。成員可以規定：外觀設計之保護，不得延及主要由技術因素或功能因素構成的設計。
本文認為《伯爾尼公約》和Trips協議都有將工業品外觀設計與某些實用藝術作品視為一律的模糊性。“最直接的證據是《國際外觀設計分類表》。從其所列類目來看，內容涉及實用藝術作品和工業品外觀設計。”這倒給筆者一個啟示，實用藝術作品和工業品外觀設計歸根到底都是屬于外觀設計，與其試圖將越辨越模糊的概念做缺乏說服力的區分，不如將它們放在一個大框架下整合更盡如人意。
(二)美國知識產權法的規定
在美國，保護產品的外觀設計不受他人抄襲的法律基本上有三種，一是版權法，二是專利法，三是商標法。“現行的美國版權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保護產品外觀設計，卻將其歸入“雕塑”的范疇之內,實際上是把它作為三維藝術來看待。但是，既然是藝術，就必須符合一定的藝術標準。根據美國版權法，這個標準就是：實用物品(useful articles)的外觀設計要得到版權法的保護，其藝術性在概念上必須可以同產品的實用功能分開，或者說可以獨立于產品的實用功能而單獨存在。”這個道理看起來簡單，但在現實中實施起來往往要復雜很多。有時一種外形或至少是它的一部分，在設計上既有功能的作用又有審美的作用。譬如：家具或其他日用品外觀設計上都曾掀起過“功能主義”或“簡約派”的潮流，主張審美以功能為基礎，去繁就簡就以現代風格的家具與擺設而言,它們也許完全是為了裝飾而放在客廳里。那么是否可以說它們的用途僅僅在于審美,因此不屬于實用物品呢?對這樣的設計，用上述的美國版權法標準來衡量是否合理呢?
在“布蘭德國際公司訴卡斯卡德太平洋公司”一案中，第二巡回法庭在本案中采用了德尼科拉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衡量標準：即如果設計的成分反映出審美與功能的考慮已合為一體，就不能說該作品的藝術部分可以在概念上同其實用部分分隔開來。反之，如果在設計中可以找出反映設計人獨立于功能考慮而做出的藝術判斷的成分，就存在概念上的分離。“這里值得提出質疑的是，如果將審美與功能結合得越天衣無縫就越得不到版權法的保護，那么為什么集審美與功能于一身的建筑設計卻能得到版權法保護呢?進一步講，建筑是為了人住，衣服是為了人穿，都有遮擋風吹日曬的功能，但為什么建筑設計可以得到版權保護，而服裝設計就得不到版權保護呢?
看來美國法官同樣受困于實用藝術作品的藝術性與實用性的特征。而美國的這套“分離特征與獨立存在原則”深深的影響了我國的立法者。我國的立法者亦常常引用這一標準來說明對實用藝術作品提供版權保護的合理性，但結果都是一樣模糊。通過對美國立法的分析，仍然可以看出：美國知識產權法并沒有給實用藝術作品作出準確的定義，而是將其作為外觀設計在案例中討論的。而“分離特征與獨立存在原則”在具體運用中始終無法給出準確的論證，實用藝術作品的藝術性和實用性的性質是不可分的，“分離特征與獨立存在原則”，是與實用藝術作品的本質特征相違背的，造成了這個判斷標準無法自圓其說。
(三)法國的立法
法國1992年著作權法第112—2條規定了著作權保護的客體，其中明確規定保護實用藝術作品。同時“服裝和服飾業的創作，服裝和服飾業指由于時尚的要求經常更新產品的形式，主要是制衣、制裘皮、內衣、刺繡、時裝、鞋、手套、革制品、制作新穎或專為高級服裝用的面料、裝飾品和靴鞋制品、裝飾紡織品的制造”，受著作權法保護。其主要理由是認為此類物品在藝術上具有較高的創造性，符合著作權保護的要求。法國的時尚產業發達，這條立法也有保護時尚產業的意圖。這至少給我們提供了一種立法思路：法律要給予優勢產業以有力保障，提高保護標準未嘗不可。
1902年，法國在其成文法中公開承認：企圖在外觀設計工業產權保護與版權保護之間劃一條線，是沒有意義的。同年的法國版權法規定：一切工業品外觀設計(包括已經受到工業產權法保護的外觀設計在內)都可以享有版權。這可以說是對工業品外觀設計給以雙重保護的第一部法律。
(三)英國的立法
1968年，英國頒布了一部“外觀設計版權法”。它也是英國法院在外觀設計保護的工業產權與版權之間企圖尋找界線而徘徊了很多年的產物。按照這部法律，外觀設計在英國受到的保護可以概括為：
(1) 在一般情況下，外觀設計都可以作為藝術品而自動享有版權。
(2) 凡是享有版權的外觀設計，一旦版權人同意應用到工業上，則原享有的版權喪失;轉而享有“特別工業版權”。
(3) 按照英國“外觀設計注冊設計法”獲得“類專利”的外觀設計，可以同時享有該法(屬于工業產權法)以及版權法雙重保護。但其中享有的版權保護只有15年保護期。
上述“應用到工業上”的標準是：采用有關外觀設計批量生產的產品超過了50件，并且都已經投放市場。
筆者認為，英國立法體現了極大的靈活性。充分照應了實用藝術作品的藝術性和實用性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法中提到的“應用到工業上的標準”有利于對傳統手工藝品的保護。因為傳統手工藝品需要手工生產，很難與大規模的工業生產相比，這樣人們往往更強調它的藝術性，可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或土著社區通過出口傳統手工藝品作為收入或賴以維生，僅從藝術性層面考慮，只能給予手工藝品著作權的保護。而困擾這些國家的一大問題是仿冒產品的泛濫。僅用著作權保護是存在缺陷的，因為當有兩個相同或近似的外觀設計產品出現時，只要沒有明顯的抄襲都可以獲得版權。而真正需要得到保護的卻是產品的制造權，銷售權和進口權。與法國立法相比，英國立法不僅給予實用藝術作品雙重保護，同時也兼顧了實用藝術作品投入市場后所需的保護期限不應過長的性質，將保護期縮短到15年.
二、 我國的立法選擇
筆者認為對于實用藝術作品的保護雖然在立法中存在空白和爭議，但在實踐中可以提供對實用藝術作品的比較有效的法律保護。比如在我國對服裝設計(實用藝術作品的一種)可以提供外觀設計的保護，而設計作品的設計圖符合著作權法的保護條件，也可以受到著作權法保護。那么在實踐中，我國已經出現了提供著作權法和外觀設計法雙重保護手段的可能。但是目前這種保護方式存在缺陷，在著作權法可以提供的保護層面只能保護到產品的設計圖，當產品從平面變成立體作品后，著作權法就無法提供保護了，那么如果企業對成品申請外觀設計保護，那么實用藝術作品依然可以有效的得到保護。
在地方和基層版權管理部門則出臺了相關措施。如：福建省版權局在福州、泉州、廈門設立了版權局，在其他6個設區市文化與出版局加掛版權局牌子;浙江省版權局在紹興市設立版權局，在紹興中國輕紡城成立“花樣登記辦公室”;廣東省批準成立著作權人和文化產業單位共同組成的“廣東省版權保護聯合會”;江蘇省宜興市成立“紫砂陶瓷行業協會”等。這些基層部門或行業協會貼近實用藝術品生產和銷售的實際，為實用藝術品的版權保護提供了上下互動的立體版權管理機制，有效地保障了實用藝術品作者和生產者的權益。
給外觀設計提供雙重法律保護的模式在我國的法律實踐中已經形成，而且筆者認為這種保護模式也是行之有效的。從我國的行業現狀來考慮，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護模式是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要求。
三、 結論
綜上，本文得出如下結論：
(一)實用藝術作品與工業品外觀設計同屬外觀設計沒有區別的必要
我國立法界對實用藝術作品如何提供保護的爭議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與國際公約保持一致的想法，但分析《伯爾尼公約》本身，《伯爾尼公約》并沒有給實用藝術作品一個確切的定義而是采取了列舉的方式規定。國際公約本身就存在模糊性。我國試圖明晰實用藝術作品的范圍卻仍然跳不出模糊范圍。再看其他國家的立法也都沒有明確區分。目前可以明確的一點就是實用藝術作品是受到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對實用藝術作品進行保護的探討，歸根結底是保護方式的問題而不是機械的去“填空”。
(二)制定外觀設計法對實用藝術作品進行保護才是大勢所趨
不得不說，美國知識產權法中的“分離特征與獨立存在原則”也將我國立法界引入了“說不清楚”的境地。在美國，已有學者建議美國在現行體制外增設產品外觀設計保護法。歐盟外觀設計法的成熟與先進是公認的，顯然在這一點上，我們拜錯了師。與國際接軌，要避免走彎路。我們過分注重客體上的一致，卻忽略了早已提供給我們的借鑒模式了。實踐中，既然已經形成了版權與外觀設計保護并行的模式了，那么我們要做的也只是出臺法律結束這種理論與實踐脫節的混亂狀態。
(三)我國的對外貿易和行業現狀需要法律的干預
我國紡織品出口大國的地位決定了法律應對我國的優勢產業保護作出回應;法律應為民族文化的積淀和品牌保護保駕護航;法律應該對低端產業鏈的混亂發展有所威懾并防止其向高端產業的蔓延。
參考文獻：
[1] 鄭成思 WTO知識產權協議逐條講解 [M] 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 2002年
[2]劉劍文 TRIPS視野下的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3]張旗坤 歐盟對外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
[4]韓立余 美國對外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
[5] 吳漢東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研究 [M]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7年
[6]張廣良 外觀設計的司法保護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年9月
法律本科生畢業論文下載篇2
淺談加強基層法律援助體系建設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項貼近群眾，直接面對群眾，為群眾提供無償法律服務的一項重要民生工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心在基層，法律援助體系建設的重心也在基層，因此基層法律援助體系建設是否科學、合理和完善，關系著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貫徹實施，關系著人民群眾特別是困難群眾的合法權益是否得到及時有效的法律幫助。帶著這一問題，最近，筆者對有關基層法律援助工作情況開展了調查。
一、基層法律援助體系建設的現狀
(一)組織架構情況
某縣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2年，為縣司法局下屬正股級機構，核定行政編制4名，實有4名工作人員，其中1人為法律援助注冊律師。2007年初，該縣法律援助中心以鄉鎮司法所作依托，在各鄉鎮組建法律援助工作站;以村民委員會為憑借，在各村創建法律援助點，初步構建了法律援助縱向組織體系。之后，該縣法律援助中心相繼在縣看守所、總工會、殘聯、婦聯等多家單位設立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工作站、企業職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專門的援助站點，從橫向進一步完善了法律援助組織體系。
(二)規章制度建設情況
該縣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健全了來訪接待、案件審批、案件辦理、經濟困難審查、立卷歸檔等10多項規章制度，從程序上和實體上規范法律援助的申請、受理、指派、結案、歸檔等環節。同時，建立重大疑難和涉及社會穩定的案件交由司法局黨組、律師集體討論制度，以及案件考評制度，做到案件實時跟蹤，案卷件件評查。
(三)便民利民措施情況
1.設置便民服務窗口。該縣法律援助中心設立了約600平方米法律援助服務大廳，安排專職工作人員從事法律接待咨詢工作，現場解答群眾咨詢，受理法律援助申請，實行一站式辦結。
2.搭建鄉鎮申請平臺。鄉鎮困難群眾可在本鄉鎮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就近申請法律援助，鄉鎮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審通過后，送交縣法律援助中心審查備案。2014年，該縣通過鄉鎮法律援助站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127件，約占該縣全年受理案件的39%，充分實現了法律“面對面”，援助“零距離”。
3.擴大受援范圍。該縣法律援助中心拓展思路，創新舉措，將法律援助對象一般以經濟困難的群眾為主，擴大到農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殘疾人、婦女等五類弱勢群體，讓更多的困難群眾、弱勢群體能夠得到法律援助。
4.取得的成效。自成立以來，該縣法律援助中心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1800多件，接待群眾法律咨詢1萬人次以上，每年發放律師的辦案補貼20多萬元;參與處理群體性事件7起，指導鄉鎮司法所調解矛盾糾紛82起，較好地發揮了職能優勢，為維護全縣困難群眾和特殊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弘揚了法治精神。
二、當前基層法律援助體系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一)法律援助缺少統一的法律保障
2003年之前，法律援助制度在國家層面的法律上只有零星的規定，如《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規定，有的省頒布了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如湖南省人大2002年頒布了《湖南省法律援助條例》。2003年國務院頒布行政法規《法律援助條例》，13年過去了，該條例未作修訂，也未將法律援助上升為全國人大立法的高度。由于上述原因，法律援助規定得不系統，甚至不相協調，法律援助缺少統一的法律保障。綜觀世界上法治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均對法律援助進行了立法，用法律來保障法律援助制度的統一實施，如美國頒布了《法律援助公司法》，我國臺灣地區2004年公布了《法律扶助法》。
(二)現有法律援助制度不夠完善
一是將法律援助完全規定為政府的責任與現實存在著反差。以湖南省為例，湖南省對法律援助律師的補貼標準是刑事案件每件600元、民事案件每件800元，而地方財政尤其是基層財政由于財力有限，又缺少硬性規定。不到1000元的法律援助補貼對于承辦律師來說，不僅勞務付出沒有回報，而且有時貼本辦案。二是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設置規定不明確。對于法律援助機構的設置，僅國務院《法律援助條例》第五條第一款規定：“直轄市、設區的市或者縣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根據需要確定本行政區域的法律援助機構。”該規定本身就不具有強制性，而且又缺少具體的規定，因此基層法律援助機構怎么設置，鄉鎮法律援助工作站是否屬法律援助機構，都沒有統一明確的規定。三是法律援助質量監管機制不健全。盡管目前基層建立了援助案件評查機制，但主要側重于對案件數量、案卷檢查、受援人電話調查等方面，這些情況并不一定能真實反映法律援助質量。四是社會力量參與法律援助的機制沒有建立。目前基層法律援助經費基本靠省級撥付，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員要靠法律援助機構帶有強制性地分派，社會力量缺少引導，幾乎沒有參與，機制也沒有形成。
(三)基層法律援助覆蓋面亟需擴大
盡管目前基層法律援助范圍在《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上有所擴大和創新，將困難群體擴大到弱勢群體，但范圍仍然比較狹窄，而且面臨無法可依的局面，法律援助難以惠及更多的需求群體。
(四)基層法律援助工作專業人員嚴重不足
基層法律援助工作人員由司法行政部門調配，一是人員崗位變動頻繁，二是難以配備專業人員，三是基層本身從事法律服務人員較少，由于缺乏激勵機制，能夠自愿專職從事法律援助的執業人員更是少之又少?；鶎臃稍ぷ魅藛T配備不強不齊，隊伍建設需待加強。
三、完善基層法律援助體系建設的建議
(一)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律援助的利器就是制度建設。盡管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見》，司法部及各省制訂了相關的實施意見，對法律援助體系建設提出了大量的富有建設性的要求，對國家立法具有指導意義，但仍未上升到國家法律層面，難以得到法律的保障實施。因此建議盡快推進法律援助立法和相關配套法規的制定和完善，亟需對法律援助的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經費保障、范圍和工作程序、社會參與、綜合評價及責任追究等加以規范。
(二)拓寬基層法律援助經費來源渠道，提高援助案件補貼標準
一是中央、省財政要進一步加大專項經費下撥力度，縣、鄉兩級財政也要將法律援助經費納入預算，按規定配套相應的經費。二是遵循“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原則，多方籌措資金，通過成立法律援助基金會、建立法律援助資金募集捐獻機制等方式，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捐助活動，接受社會團體、企業、商社及個人捐贈和贊助，讓全社會關愛法律援助，推動法律援助事業健康發展。三是建立科學合理的辦案補貼制度，根據案件的難易程度、辦案成本和勞務消耗量，調整援助律師辦案補貼標準，使之與非援助案件律師的收費標準基本相適應，提高援助律師工作的積極性。
(三)基層法律援助覆蓋面亟需擴大
盡管目前基層法律援助范圍在《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上有所擴大和創新，將困難群體擴大到弱勢群體，但范圍仍然比較狹窄，而且面臨無法可依的局面，法律援助難以惠及更多的需求群體。
(四)基層法律援助工作專業人員嚴重不足
基層法律援助工作人員由司法行政部門調配，一是人員崗位變動頻繁，二是難以配備專業人員，三是基層本身從事法律服務人員較少，由于缺乏激勵機制，能夠自愿專職從事法律援助的執業人員更是少之又少?；鶎臃稍ぷ魅藛T配備不強不齊，隊伍建設需待加強。
三、完善基層法律援助體系建設的建議
(一)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律援助的利器就是制度建設。盡管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見》，司法部及各省制訂了相關的實施意見，對法律援助體系建設提出了大量的富有建設性的要求，對國家立法具有指導意義，但仍未上升到國家法律層面，難以得到法律的保障實施。因此建議盡快推進法律援助立法和相關配套法規的制定和完善，亟需對法律援助的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經費保障、范圍和工作程序、社會參與、綜合評價及責任追究等加以規范。
(二)拓寬基層法律援助經費來源渠道，提高援助案件補貼標準
一是中央、省財政要進一步加大專項經費下撥力度，縣、鄉兩級財政也要將法律援助經費納入預算，按規定配套相應的經費。二是遵循“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原則，多方籌措資金，通過成立法律援助基金會、建立法律援助資金募集捐獻機制等方式，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捐助活動，接受社會團體、企業、商社及個人捐贈和贊助，讓全社會關愛法律援助，推動法律援助事業健康發展。三是建立科學合理的辦案補貼制度，根據案件的難易程度、辦案成本和勞務消耗量，調整援助律師辦案補貼標準，使之與非援助案件律師的收費標準基本相適應，提高援助律師工作的積極性。
法律援助既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更是一項群眾性工作。要進一步利用報紙、雜志、電臺、網絡等新聞媒體，通過法律下鄉、法律咨詢等途徑，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使法律援助工作家喻戶曉，讓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去尋求法律保護，讓社會弱勢群體及時得到法律幫助，以使他們“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的難題得到解決。要讓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會力量來關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業。要使領導干部深刻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是依法治國、依法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當地黨委、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同時，加大督查考核力度，使困難群眾的利益落到實處，切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推動法制化建設。
[參考文獻]
[1]<法律援助條例>(國務院令第385號).
[2]<社會救助暫行辦法>(國務院令第649號).
[3]<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見〉的通知>(中辦發〔2015〕37號).
[4]<司法部關于認真學習宣傳貫徹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見>的通知>(司發〔2015〕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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