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若干思考(2)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代表的制裁方式和其局限性
　　我國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從立法上確立了非法證據的程序違法的排除規則，但是，非法證據排除作為一種程序性制裁，通過宣告無效的方式來追究程序性違法者的法律責任具有局限性：
　　一是所有程序性制裁并不對程序性違法的實施者加以懲罰，它們所剝奪的恰恰是沒有實施違法行為的人和機構的利益。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無法使作為非法搜集證據者的警察、檢察官個人受到實際的懲罰。這就意味著這種制度所組含的法律責任追究的機制并沒有建立在責任自負的原則上，沒有讓那些違反法律程序的警察、檢察官受到諸如民事侵權賠償、行政紀律懲戒和定罪判刑等方面的處罰，亦即不會導致違法的警察、檢察官個人之利益遭受損失。因此，所謂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作用是能徹底“剝奪違法者所得的利益”的觀點并不能完全成立。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但沒有使違法者個人受到懲罰，相反卻在客觀上使那些沒有實施任何違法行為的個人和機構受到利益損害，這顯然是不公平的，也不具備正當性。
　　二是程序性制裁所付出的代價過于高昂，宣告無效與制裁程序性違法之間缺乏應有的因果關系。程序違法可以對違法者進行制裁，但是為何直接排除證據能力呢？這顯然是立法所創設的非邏輯的因果關系，因此，這種創設的因果關系把甲的錯誤放在乙頭上處罰，自然欠缺正當性和說服力。
　　三是程序性制裁的實施使得犯罪的被害人因為訴訟程序違法就失去獲得正義的機會，而使被告人獲得了額外收益，而這并不具有正當性。因為法院宣告控方證據無效，起訴最終沒有成功，犯罪案件的被害人顯然無法獲得復仇和賠償的機會，真正的犯罪者也得不到刑罰的制裁，整個社會的安全和秩序無法得到恢復，社會正義無法得到實現。
　　四是程序性制裁的實施使得整個社會為訴訟程序的違法而承受巨大的代價。法院為此投入的司法資源和訴訟成本沒有取得任何積極收益，法院會因此受到社會公眾的指責，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此時間接地懲罰了沒有任何過錯的個人、機構甚至整個社會的成員。
　　據此有學者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么在警察、檢察官存在程序性違法情況時，被害人、有關機構乃至全體社會成員都要為這種與他們無關的違法行為付出代價？這確實是非法證據排除原則的詬病之一。筆者認為，直接根據證據取得方式違法而判定證據的排除使用的制裁有過嚴厲，而且導致背離責任自負原則，并不合適，不應當完全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的使用。但是可能受到的詰問是：我國立法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主要是為了防止刑訊逼供、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如果承認非法取得的證據的效力，那么刑訊逼供和冤假錯案的問題怎么解決？“但是，針對非法證據而建立的排除規則，其本來意圖并不是為了保障證據的可靠性和相關性，其限制的是證據的可采性和證據能力，而與證據的證明力的大小強弱沒有關系……這是幾乎所有建立了該規則的西方國家普遍承認的理念……那種將排除規則的宗旨解釋為防止司法誤判的觀點，本身就背離了排除規則所賴以存在的基本立場，甚至賦予排除規則以本來所不具備的程序功能假如排除規則只為防止錯案而建立，那么，刑訊逼供所得的言詞證據為什么就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呢？其實，法院完全可以采納這類證據，然后再與其他證據進行相互印證、比對，并最終確定非法所得證據是否具有證明力。僅僅為了防止冤假錯案起見，我們完全可以不要排除規則，也不必限制任何證據的可采性。” 這是因為，即使是刑訊逼供所得的被告人有罪供述，也并非全是不可靠的；而那些由偵查人員以合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其真實性也未必靠得住。既然非法所得的證據不一定不可靠，那么我們何必非要將其排除呢？因此，非法證據是否需要被排除需要經過程序性制裁，但是裁決上卻不應一網打盡，裁定全部非法取得的證據排除使用，而是應根據侵權情況和危害結果做出不同的裁決。
　　從人權保障和程序正義的角度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設立并不是僅僅為了把非法取得的證據在經司法機關具體考量之后予以排除，確保證據的真實合法性與相關性，而是想要借此來將偵查機關在行使偵查權，收集證據的過程中注重對公民人權的尊重，控制偵查人員的程序性違法行為，以此維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如果對由侵害公民合法權利得來的證據予以采用，并做出判決，那么就會放縱甚至是鼓勵執法部門犯法。長此以往，將會導致國家的公權力被濫用，法律的尊嚴受到損害，司法公正也無從談起。曾做過法官的思想家培根說過，“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然觸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則毀壞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我國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沒有采取忽視的態度，而是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對此我們應該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對該規則解釋適用，在履行懲治犯罪職能的同時，也注重對人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