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我國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2)

　　三、我國公訴證據標準存在的問題
　　與國外的證據標準相比，我國公訴證據標準相對簡單得多，我國的公訴證據標準等同于有罪判決證明標準，這樣的規定在一定時期內有其優越性。保證了司法人員在查明案件事實上的積極主動性，也有力促進了公訴行為的嚴謹和嚴肅性，有利于司法公正。但是，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現行公訴證明標準已經滯后于改革的步伐，需要我們加以修正和改善。主要問題由：
　　1.公訴證據標準不統一。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對公訴證據標準進行了規定，主要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然而，這樣的標準在執行起來十分困難，標準過于主觀性，缺乏具體實施依據細則，導致執法人員在執行時標準不統一，有時比較松、有時比較嚴。司法實踐中，我國公訴案件無罪判決率非常低，一方面表明了公訴機關在提起公訴時的慎重和謹慎，也說明了公訴機關對我國法院有罪判決的標準十分熟稔，通過都是按照法院的證據標準進行公訴，成功率非常高。但同時也說明公司機關擔心起訴失敗，因而在公訴證據標準方面過于謹慎，才出現無罪判決率非常低的局面。同時對于一些國家職務人員違法犯罪的案件，對于社會影響比較大的案件，對于一些已經進行扣押并進行財產處置的案件。為了盡早定罪，公訴機關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也會提起公訴，公訴證據標準就比較寬松，實踐中，為防止法院的無罪判決，有些檢察機關可能會事先征求法院刑事審判庭的意見。
　　2.庭前不對公訴進行司法審查。司法審查程序是保證公訴機關公訴證據標準合理性的有效措施，通常由專門機構對檢查機關提出的公訴證據進行審查，以確定其是否滿足進入法院審判的標準。對于節約法院資源、保障被告人人員有很大的幫助。司法審查的目的不是決定被告人是否可以被量刑，只是決定公訴證據是否符合起訴標準，從而避免檢察機關把公訴證據標準當作是本機關內部的行業標準，而滋生更多無限制的自由裁量權。但是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們目前對司法證據標準的司法審查過于形式化，起不到節約法院資源的作用。即便起訴證據明顯不足的案件也只能由法院進行判決，不能在審前對公訴權濫用進行程序性制裁。
　　3.有違無罪推定的原則。現行公訴證據標準要求證據確實、充分、清楚。造成法院在審判之前，其實已經決定了被告人有罪的事實。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一切證據材料都應在法庭上經過控辯雙方質證后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未經法院依法判決的，任何犯罪嫌疑人都不應該被判有罪。要經過法院審理、控辯雙方辯論，最后才能判決有罪或者無罪。公訴證據標準的嚴格性造成審判的意義不大，只要被告人被檢察機關起訴，一般都會被判有罪，使得在庭審中不重視庭審的對抗，庭審走過場，辯護人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使得“無罪推定”原則形同虛設，現實的司法實踐也證明目前我國的刑事案件開庭未能擺脫流于形式。
　　四、重構我國公訴證據標準的思考
　　對于公訴證據標準的制定必須依托我國國情，改變目前我國“客觀真實”的公訴證據標準。同時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建立我國特有的、主客觀相結合的公訴證據標準，在尺度上寬嚴適度，使之具有明確性和可操作性，可以提高檢察機關工作效率，同時也最大限度保護被告人的權益。
　　（一）提倡“足夠證據”
　　首先，在客觀上，并不要求檢察機關掌握的證據能夠達到“客觀事實”的證明標準，只是要求檢察機關應掌握“足夠的證據”，能夠證明案件的基本事實。所謂“足夠的證據”可以從下面兩方面去考查：（1）能夠據以確認一定事實的基本證據已經收集，并且基本證據之間能相互映證，沒有根本的、不能解釋的、無法解決的矛盾。（2）收集的證據能夠使案件基本事實清楚，即對定罪量刑有重要影響的事實都有相應質量與數量的證據證明。根據現有的證據，有定罪的較大可能性。其次，從主觀上講，要求根據現有證據，能夠使辦理案件的檢察官形成相應的內心確信，認為有合理的理由應提起公訴。證據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是判斷案件的根據，需要有判斷者的主觀感受。檢察人員通過調查證據與審查證據，依據自己的良心、社會經驗與職業道德，能夠建立對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內心確信。
　　（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檢察機關可以對性質不同的罪行區分對待，實行有區別的、多層次的證據標準。針對一些危害社會、影響十分重大的案件，例如殺人、搶劫、綁架、販毒、黑社會等犯罪，應采取更為積極的起訴態度，不必苛求過高的證據標準。只要求檢察機關收集了足夠的證據，有對被告人量刑的可能，就要積極起訴。盡管可能會出現起訴失敗的情形，但是對于震懾犯罪分子，撫慰民心，平息民憤，維護社會穩定有積極的意義。例如在一些吸毒販毒案件的偵查中，一般要求在犯罪現場交易進行時被抓屬于證據充分，但在實際偵查中，很難正好抓到現行，犯罪分子將毒品吸食或者用水沖掉，造成證據的缺失。如果公訴證據標準過高，對于打擊這一類犯罪行為是十分不利的。反之，對于社會危害性不大的一般案件，在公訴證據標準上可以適當提高，一來可以節約法院資源，二來可以有效保障被告人的人權。事實上，對于同一案件中不同的案件事實也可以使用不同證據標準，如果犯罪事實是犯罪行為發生的必要構成要件，則要提高標準。如果對犯罪行為發生沒有太大關系，可以降低標準。而我國目前的“一刀切”的證據標準顯然不適應現實情況，需要加以改變。
　　總之，隨著司法改革的推進，建立新的公訴證據標準成為法律界研究的重點。本文從我國司法實踐中把握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的重要性出發，對公訴證據標準的功能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對當前公訴證據標準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最后借鑒了其他主要國家的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以及司法審查制度，對我國公訴證據標準的制定提出了幾點看法和建議。但是我們也深知，完善我國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不是一蹴而就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循序漸進，分階段進行，需要廣大法律界專家學者不斷努力，需要檢察機關、法院部門在司法實踐中不斷摸索，才能推動我國司法改革的不斷完善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