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刑法論文(2)

2017年刑法論文

　　2017年刑法論文篇2

　　論刑法中的“醉酒”

　　我國刑法規定了一個原則，如果行為人在實施危害行為時，其精神處于障礙狀態，無法辨認和控制自己的行為，則應當對其減免刑事處罰。這是一種處于人道主義關懷的刑罰原則，但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卻不能夠絕對適用。例如，某一些犯罪分子為了逃避刑法制裁，主觀地、故意地使自己陷入一種精神障礙狀態。例如，某一鍋爐工在其工作時故意酗酒至意識不清狀態，因而無法給鍋爐加水，以致鍋爐爆炸。在案件客觀結果產生以前，行為人處于一種“精神障礙狀態”(姑且這樣認為)，鍋爐工沒有給鍋爐加水是一種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實施的行為。對于這樣一種行為，如果嚴格按照上述原則，應當免除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然而酗酒是行為人主觀所為，并引起這一行為間接導致了事故產生，如果不對其進行處罰，顯然不合情理。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相關刑法學者提出了“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基于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能夠從一個系統性地、多層次的角度對醉酒者犯罪的刑事責任進行探究。

　　一、 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和醉酒者犯罪關系概述

　　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產生進一步促進了刑法的完善和發展，其彌補了傳統刑法中普通責任理論的缺陷，補充和修正了傳統的“責任能力與實施行為同時存在”這一傳統原則。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對于刑法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對行為人過失地、故意地陷入限制責任狀態和無責任狀態時，實施危害社會行為后果歸責。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認為，犯罪主體在實施犯罪行為時雖然處于一種精神障礙狀態，但是其精神障礙狀態是自身故意造成的(或者闡述為是犯罪主體自己造成的)，那么犯罪主體在設定原因階段是主觀意志自由的，是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因此，犯罪主體具有犯罪行為可罰性和主觀意識可責性，在刑法中則表現為按照完全刑事責任能力者實施犯罪行為進行處罰。我國傳統的刑法中并未對原因自由行為的概念進行闡述，但在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與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相適應的問題。這一問題的代表即是本文所探究的刑法中的“醉酒”，其表現為醉酒者犯罪需要承擔完全刑事責任。

　　有學者認為，醉酒者負完全刑事責任這一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刑法中的另一重要原則——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犯罪構成理論)，讓醉酒者承擔了超出其意志范圍的刑事責任。因此，依據刑法有關理論，結合到司法實踐，對醉酒者的犯罪承擔(完全承擔抑或部分承擔)刑事責任的依據進行梳理有助于促進刑法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彰顯刑法的嚴肅性、人道性。

　　二、原因自由行為探究

　　(一)原因自由行為基本概念

　　各國刑法理論學界對于原因自由行為的概念有不同的認識。

　　日本學者對于原因自由行為有這樣的描述：犯罪主體在實施犯罪行為時即使是處于一種無刑事責任能力或者是限制刑事責任狀態，如果這一無刑事責任能力狀態或者是限制刑事責任狀態的產生是由于犯罪主體自己所引起的，那么犯罪主體應當被追究完全刑事責任。基于這樣的一種定義，那么醉酒者犯罪不論其意識障礙程度如何，只要醉酒行為是其自己引起的，即醉酒狀態是其主觀行為產生的結果，那么醉酒者就應當承擔完全刑事責任。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觀點在司法實踐中也表現出其局限性，其沒有將犯罪者處于限制性刑事責任狀態時實施犯罪結果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單獨進行考察，這對于法律概念來說是不夠全面的。日本學者大谷對于原因自由行為概念的定義為：犯罪者實施犯罪行為處于一種心神意識喪失或者心神意識不全的情況下，但這種心神意識喪失或者心神意識不全的情況是在犯罪者具有責任能力狀態下造成的，對于犯罪者的犯罪行為應當追究責任。大谷的觀點較第一種觀點更為全面，刑法為了處罰和教育醉酒者而創建了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盡管醉酒者實施犯罪行為時處于一種意識障礙狀態，但在這一意識障礙狀態的產生(原因行為)時，醉酒者是具有自由意識的。

　　德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典型代表，其對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研究較為深刻，德國刑法學界關于醉酒者犯罪的研究是建立在原因自由行為具有可罰性基礎之上的。基于這一原則(原因自由行為具有可罰性)，德國進一步將原因自由行為細化為有責任能力和無責任能力兩種狀態，將其定義為：行為人在具有完全責任能力的情況下決定、或者是在具有完全責任能力情況下能夠預測的，行為人在喪失行為能力或者責任能力時實施的行為。

　　我國刑法中并未對原因自由行為作出明確的闡述，刑法理論學者在司法實踐中抽象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原因自由理論是對“行為人在有責任能力下引起犯罪行為決定的原因，在無責任能力下實施犯罪行為”的描述。

　　(二)基于原因自由理論對醉酒者犯罪刑事責任探究的意義

　　醉酒者實施犯罪是原因自由理論的一個典型司法實踐，對醉酒者犯罪的刑事責任探究應當從犯罪者主觀心理和犯罪行為產生結果的客觀危害進行商榷。現代刑法中更加注重于醉酒者醉酒前的心理狀態的考量，對于醉酒者實施犯罪行為之前(其處于意識清醒、意志自由的階段)心理狀態的考量有助于更加準確地判斷犯罪者的主觀罪過，從而做到更加適當、準確地量刑。原因自由理論為現代刑法關于醉酒者犯罪承擔刑事責任的探究開辟了一條全新的道路，其將犯罪者實施犯罪時的心理狀態與犯罪前的心理狀態、犯罪前的主觀意識和犯罪行為連接起來，認可了犯罪前醉酒者的身心活動和犯罪時醉酒者的身心活動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從而得到較為全面的論斷。值得注意的是，犯罪者犯罪前的身心活動并不能籠統地將其歸結為刑法中的罪過。

　　三、關于刑法中“醉酒”的梳理

　　(一)我國刑法中關于“醉酒”的態度

　　現代刑法對“醉酒”刑事責任主要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將醉酒者犯罪等同于精神障礙者犯罪，不做法律條文的規定;第二種是概括性的規定，醉酒者犯罪不得免除刑事責任;第三種是基于醉酒者行為產生結果的危害性大小判定其刑事責任的大小和有無。第三種觀點需要闡明的是，醉酒者某一行為可能產生社會危害性，刑法中規定，如果這種行為產生的社會危害性顯著輕微，則不將其作犯罪論處。

　　筆者較為認可第三種態度，其較為全面地對最醉酒者犯罪刑事責任做出規定。我國《刑法》第18條第4款規定：醉酒者應當負刑事責任。可以看出，我國刑法的態度與上述第二種觀點相同。醉酒者犯罪指的是犯罪主體在醉酒狀態下，實施了構成犯罪要件的行為。考慮到醉酒者犯罪的多樣性(即法律不能預見醉酒者的具體犯罪行為)，因而刑法中知識概括性地規定了醉酒者應當承擔刑事責任。至于醉酒者犯罪應當承擔何種刑事責任，則需要根據醉酒者的具體犯罪行為進行定罪和處以相適應的刑罰。

　　其次，醉酒者犯罪需要承擔完全刑事責任，刑法中的“醉酒者應當負刑事責任”，這里的“應當”帶有法律的強制性規范，綜合《刑法》第17條和第18條分析，醉酒者犯罪后，一般不具備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情節。有的刑法學者對此存有異議，認為“應當負刑事責任”可能是負全部刑事責任，也可能是負部分刑事責任，然而這僅僅從法理上做出的論斷。刑法上相應條款并為對醉酒者犯罪的醉酒程度、醉酒者的主觀心理態度、醉酒類型等做出更加細致的區分。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往往表現為醉酒者應當負完全刑事責任。

　　(二)刑法中“醉酒”的分類

　　刑法中的“醉酒”是一個籠統的概念，為了更加準確地探究刑法中“醉酒”的刑事責任，往往可以將“醉酒”劃分為不同情況進行討論。“醉酒”從醫學的角度可以將其分為生理性醉酒和病理性醉酒兩類，刑法中的“醉酒”主要指的是生理性醉酒。生理性醉酒機體根據醉酒程度的不同又可分為三個階段，其分別為興奮期、共濟失調期和昏睡期。處于興奮期和一般共濟失調期的醉酒者往往處于一種意識朦朧的狀態，其正常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有所下降，但仍然具有一定的辨控能力，其處于限制責任能力狀態。醉酒者處于嚴重的共濟失調期或者昏睡期時，可視為其辨控能力已經喪失，其處于無責任能力狀態。

　　除此之外，依據醉酒者對飲酒行為的態度可以將其分為自愿性醉酒和非自愿性醉酒兩類，其中自愿性醉酒屬于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研究范疇。

　　1. 自愿性醉酒

　　自愿性醉酒的犯罪者根據其醉酒程度分為限制責任能力狀態和無責任能力狀態。某些犯罪分子利用醉酒來增強自身的犯罪勇氣，故意是自己陷入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以實施犯罪。可以認為此類犯罪分子具有主觀犯罪的意圖，應當以犯罪論處，負完全刑事責任，處以刑罰。某些行為人故意酗酒至無責任能力狀態，但是其特定職務、業務負有特殊責任，因其醉酒行為而引發的不良后果，應當視其為不作為犯罪，處以相應刑罰。

　　2. 非自愿性(事前無犯罪意圖)醉酒

　　非自愿性醉酒者陷入限制責任能力狀態時，因其醉酒之前并無犯罪意圖，受到酒精刺激使得其思維紊亂、制止力下降進而實施犯罪行為。例如酒后斗毆、強奸、交通肇事等。此類情況應當仔細甄別醉酒者犯罪前的心理狀態進行定罪。非自愿性醉酒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態者，其犯罪行為往往不具有主觀犯罪意圖，多以不作為犯罪論處。

　　四、總結

　　綜上，研究刑法中的“醉酒”需要從原因自由理論出發，結合到醉酒者犯罪前、犯罪時的身心活動對其犯罪行為進行剖析。有關部門應當不斷總結司法經驗，以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