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責任制度比較研究
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責任制度比較研究
關鍵詞: 生命科技犯罪；刑事責任；比較研究
內容提要: 生命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生了生命科技犯罪現象。當前，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為此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并以權益保障和風險預防為理念進行了相關的刑事責任制度設置，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生命科技犯罪的社會負面效應。我國應當參考和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應對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經驗，對生命科技犯罪采取相應的刑法對策。
進入21世紀以來，生命科學技術獲得了突破式發展，基因治療、器官移植、輔助生殖等廣泛地進入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給人類社會增添了巨大福祉。然而，另一方面，生命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也帶來了一系列倫理及法律問題，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應防問題便是其中之一。生命科技犯罪作為生命科技發展所伴生的一類犯罪現象，近年來正以越來越高的發生率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從理論上探討如何應對這類犯罪的挑戰，便成為現代刑事責任理論與立法實踐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而在國際刑事立法逐漸趨同化的背景下，比較研究方法無疑將是我們研究生命科技犯罪所必不可少的一種基本手段。比較研究方法是目前廣泛應用于我國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各個研究領域的一種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也是推動我國刑法學研究進一步深入的一種很有力的工具和手段。而從哲學上來說，依據一定的標準將彼此具有某種聯系的事物加以對照，以確定其相同與相異之處，并在分析、歸納和綜合的基礎上得出正確結論，是科學思維的重要內容之一。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有比較，才能鑒別。有比較，才能發展。”[1]在法學研究領域，尤其是在刑法學研究領域，比較研究也已成為我們了解和完善研究對象的一種內在需要，現行刑法中的絕大多數犯罪及其刑事責任制度都是比較和借鑒國外刑法相關規定的基礎上制定的。以此為立足點，對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責任進行比較研究，便成為本文的主旨。
一、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責任制度的立法模式
生命科技犯罪是由生命科學技術進步所引生的一種犯罪，它是指與生命科學技術發展緊密相承，主要利用現代生命科學技術所實施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產生或者可能產生嚴重危害生命科技法律關系等重大后果的一系列行為及與生命科學技術的利用有關的各種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的總稱。[2]生命科技犯罪是生命科學技術負面效應的一個顯影，甚至可以說是生命科學技術負面效應的最集中反映。從世界范圍的相關立法實踐來看，不少國家或地區都在其立法中設置了不同形式的一些生命科技犯罪，并配設了相應的刑事法律責任，其基本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刑法典模式，如西班牙、俄羅斯、芬蘭、蒙古等，這些國家大都直接將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責任明文規定在本國刑法典之中。如《西班牙刑法典》對“與基因操作相關的犯罪”之規定，《俄羅斯刑法典》關于“故意摘取活體器官犯罪”的規定，以及《芬蘭刑法典》關于“基因技術罪”的規定，等等。二是專項單行法模式，如法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美國、英國、摩洛哥以及我國香港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針對某些生命科技犯罪制定了專門的單行法，在單行法中規定了其刑事責任，如英國1985年的《____ 協議法案》關于商業____犯罪的規定、1990年的《人工授精與胚胎移植法案》關于非法開展胚胎移植犯罪的規定、摩洛哥1995年的《有關捐獻、采取及使用人血的第03-94號法律》關于非法采血罪及其刑事責任的規定、美國的《統一組織捐獻法》關于非法買賣人體器官、組織及其刑罰的規定、我國香港地區的1995年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及2000年的《人類生殖科技條例》中有關人體器官商業犯罪與輔助生殖犯罪及其刑事責任的規定，等等。此外，這些國家的判例中還確立了一些具體形式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責任。三是刑法典與專項單行法相結合模式，如德國、意大利、日本、韓國以及我國的澳門地區、臺灣地區等，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刑法典中，僅規定了個別生命科技犯罪，而更多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責任則被規定在了專項單行法中。以日本、意大利為例，日本的刑法典中并沒有就器官移植及克隆人方面的犯罪及其刑事責任作出任何規定，而僅規定了作為傳統生命科技犯罪的醫療犯罪及其刑事責任。然而，在其1997年通過的《器官移植法》以及2001年6月開始實施的《禁止克隆人法》中卻分別專門對人體器官移植犯罪以及從事生殖性克隆人犯罪作出了規定，且規定了多個罪名。在意大利，《意大利刑法典》分則中并沒有囊括所有在生命科技領域應受刑事處罰的行為，大量的這類行為是由特別立法加以列舉的，比如在環境保護、食品衛生、海關監控等領域，而將這些特殊領域的生命科技犯罪放在專門法中調整，“主要是出于立法技術上的考慮，因為對這些特殊領域里的犯罪的認定，往往同‘非刑事規范’有密切聯系。”[3]
總體而言，受制于現代生命科學技術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與安全的不確定性以及各國倫理觀念、法律傳統等方面的差異，各國對生命科技活動的刑法介入還沒有形成一種相對統一的立法模式，而在對于將哪些危害生命科學技術健康發展的行為界定為犯罪的問題上，各國理論界與實務界也都還處在爭論與探討之中。
二、域外生命科技刑事責任制度設置的理念分析
“如果說科學創新是充滿激情的足球運動員，而法律則是這場激情游戲的黑衣裁判。他既要保持運動員的創造力，又要阻止運動員犯規。”[4]在生命科技發展方面，法律一方面要采取各種制度措施以嚴防生命科學技術的濫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嚴防生命科學技術濫用的同時，為生命科學技術的合理應用與健康發展提供保護。這使得法律在應對生命科技發展時經常會陷入矛盾的狀態，面對生命科技所可能會帶來的正面影響和負面效應，它不得不認真加以權衡，以便通過設置最為科學的制度，并利用最為適宜的方式和手段，來實現其規范和保障生命科技發展的目標，保證將生命科學技術發展及應用所產生或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降到最低。刑事責任制度作為法律的一項重要構成內容，顯然也承擔了這樣的使命。而為了實現這一使命，刑事立法者必須在嚴守一定理念的基礎上，恰當地設置各項具體刑事責任制度，以保證刑事責任的設置既足以嚴厲，從而得以有效防范生命科技犯罪的發生，又能夠嚴守罪責相應原則，不至于因濫用刑罰而束縛了生命科技工作者的手腳，以致阻礙了生命科學技術的健康發展。從各國立法對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責任的設置來看，筆者以為，權益保障與風險預防已經成為各個國家與地區生命科技刑法及生命科技一般法的基本理念。
（一）權益保障理念
“時至今日，無論是政治、法律問題，還是經濟、軍事問題，無不與人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尊重人權、保障人權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制定內政外交政策時必須予以優先考慮的問題。而利用各種有效手段來保護人權，也成為各國共同關心的問題。由于刑法具有保障法的特性，其對人權的保護早就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5]在各國刑法及生命科技法中，權益保障的理念突出體現在針對人身權益侵害的各項刑事責任制度中。
1．針對人生命健康權的刑事責任制度
對人的生命健康權進行保護是各國刑事立法的一個基本目標，為此，各國立法尤其是刑法毫無例外地都將剝奪他人生命和健康的行為作為犯罪來處理，并規定極為嚴厲的刑事責任。伴隨著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以生命科學技術為手段的、針對人們生命健康權而施以侵害的犯罪逐漸產生，如利用基因技術殺人、利用生物制藥技術傷人、利用腦死亡判定技術或無痛苦致死術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為謀取他人器官而殺人等，這類犯罪對生命科學技術的健康發展及人類社會的進步造成了嚴重阻礙。在這種背景下，相關的刑事責任制度便成為應對這類犯罪的“防護門”，而各國刑法中有關殺人罪．、傷害罪及其刑事責任的規定無疑充任了這種“防護門”的角色，在防范和打擊針對他人生命健康權侵害的生命科技犯罪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針對人身體完整性保護的刑事責任制度
在對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責任制度的設置方面，各國立法除了重視對人生命健康權的保護之外，也尤為重視對人身體完整性的保護。為此，很多國家的刑法或相關生命科技法中都明確規定了有關直接針對人體完整性侵害的犯罪。《澳門刑法典》第三章就專章規定了“侵害身體完整性罪”，對侵害他人身體完整的行為（包括侵害他人身體完整的生命科技活動）進行了規制。不僅如此，《澳門刑法典》第136條還將“造成身體完整性受嚴重傷害”作為加重“墮胎罪”刑事責任的要件之一。[6]而《法國新刑法典》也在其第五卷第一編第一章的第二節中專節規定了針對人身完整性侵害方面的犯罪。
3．針對人自主權保護的刑事責任制度
在為數眾多的生命科技犯罪中，有一種犯罪直接關涉受害人的自主權。通常而言，如果行為人的致害行為事先征得了權利人的同意或者是應權利人自主、自愿的請求而為之，則這些行為將或不構成犯罪而不被追究刑事責任，或雖構成犯罪但將只承擔相對比較輕的刑事責任。例如，《澳門刑法典》第162條之規定就是一例，[7]根據該條之規定，對婦女實施人工生育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將取決于行為人所為的人工生育行為是否事先征得了作為權利人的婦女之同意，如果行為人事先征得了權利人的同意或應權利人主動請求而實施，則其行為將不構成犯罪，依法也不承擔刑事責任。該法典第136條第1款規定的“未經孕婦同意，以任何方法使之墮胎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顯然也屬于這種情況。《西班牙刑法典》第162條所規定的“未征得婦女同意實施生殖活動的，處2年以上6年以下徒刑，并剝奪其從事職業、擔任公職及擔當任務1至4年的權利”，無疑也充分體現了對受害人個人意愿的尊重，不僅如此，在對“未征得婦女同意實施生殖活動罪”的處罰方面，《西班牙刑法典》同樣體現了對作為受害人的婦女個人自主權的尊重，因為依據《西班牙刑法典》第162條第2款的規定，本罪由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告訴的才處理。這就意味著，在是否將追究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方面，被害人具有自主選擇權。《澳大利亞聯邦刑法典》第268. 170)條規定的反人道罪中的強迫受孕罪、第268. 18(1）條規定的反人道罪中的強迫絕育罪等也都以“違背受害人意旨而施以強迫”作為構成犯罪的法定要件及追究刑事責任的依據。[8]此外，在一些國家的法律或刑法典中，醫生應權利人請求而對其利用無痛苦致死術而剝奪他人生命的，加害人通常不被追究刑事責任（如在已通過安樂死法案的荷蘭、比利時）或僅被追究較輕的刑事責任。例如在瑞士，故意殺人的，要判處5年以上的重懲役，[9]但出于同情且經被害人同意而殺人的，則僅處以監禁；[10]而在德國、丹麥，其刑法典也都作了類似規定。[11]這些顯然也都是各國生命科技刑事責任制度注重保護權利人自主權的重要體現之一。
（二）風險預防的理念
生命科學技術是一種直接關涉人們生命健康與尊嚴的高風險科技，它所顯現出來的社會負面效應是不容忽視的，一旦其運用不當，將不僅會給個別人帶來災難性后果，且可能會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滅頂之災。在這種情況下，刑法應當起到防范生命科學技術濫用從而避免其給人類社會帶來嚴重災難的基本作用。為此，刑法還必須將風險預防作為自己的理念，并依據風險預防的需要去具體設計各項相關的刑事責任制度，以此防范生命科學技術的濫用。為了貫徹風險預防的理念，各國立法針對各種高風險的生命科技活動設置了具有針對性的刑事責任制度。
1．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刑事責任制度
風險預防在各國生命科技刑法中的最突出體現是各國立法對生殖性克隆人的嚴厲禁止。事實上，對于生殖性克隆人是利還是弊，目前學術界并沒有得出一個壓倒性的結論。但考慮到生殖性克隆人對人類傳統生殖繁衍方式及生命倫理所帶來的難以預測的毀滅性沖擊，各國立法幾乎毫無例外地反對并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為此，無論是日本國會2000年通過的《克隆技術規制法》，俄羅斯政府2001年批準的《暫時禁止克隆人法案》，美國眾議院2001年通過的旨在禁止克隆人的法案，還是澳大利亞2002年制定的《禁止克隆人法案》，抑或是法國議會2004年8月通過的《生物倫理法案》，等等，都明確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并將其規定為犯罪而予以懲治。在美國，從事生殖性克隆人及其相關研究的，最高可被處以10年監禁和100萬美元罰款；而在澳大利亞，這類行為最高可被科以15年有期徒刑。不難看出，在各國立法中，這類犯罪的刑事責任之重，絲毫不亞于侵害生命健康權的刑事犯罪。這不難反映出各國刑法在對待生殖性克隆人問題上的謹慎態度。
2．嚴懲商業化行為的刑事責任制度
盡管由于各國文化、傳統、習俗等各方面的差異而導致了各國在對各類生命科技犯罪的犯罪性及刑法介入規范這類犯罪之廣度與深度的認識上存在很大差別，但在有一點上，各國卻幾乎無一例外的相同，即嚴格控制人體構件（body parts）的商業化運作。而這一切，無疑都是出于防范人體構件商業化操作所可能給生命倫理帶來的負面效應之需要。為此，在各國刑法典或單行刑法中，幾乎都針對大量商業化的生命科技犯罪而規定了相應的刑事責任。如《法國新刑法典》規定的“付款從人身上摘取組織、細胞或人體所生之物的，無論形式如何，處5年監禁并處750000歐元罰金”、我國臺灣《人工生殖法》規定的“意圖藉由從事生殖細胞、胚胎買賣營利或居間介紹者，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沒收犯罪所得”與澳門2/96/M號法律所規定的“凡在本地區購買或出售他人身體器官或組織，或取得或交付他人身體器官或組織而以任何方式支付或收取任何金額者，處至三年徒刑……未遂犯亦受處罰”以及澳大利亞2002年《關于禁止克隆人法案》所規定的“因他人提供人類卵子、人類精子或人類胚胎，而故意給予此人或向其提供對價（等價回報），即犯此罪。最高量刑為有期徒刑10年”，[12]便都是很明顯的體現。而這些規定無疑充分表明了各國對利用刑罰打擊商業化生命科技犯罪的重視。
3．針對危害公共衛生安全罪的刑事責任制度
現代生命科技發展對現代社會所帶來的一個最為嚴峻的挑戰便是其可能對公共衛生安全所帶來的挑戰。自從美國發生炭疽熱恐怖事件后，各國便越發清醒地認識到，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沒有一套可供操作的刑事法律制度來加以規范，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將極有可能會偏離有利于人類社會公益的健康發展方向，甚至會威脅到整個人類和地球的生存和安全。為此，各國都在其刑法或公共衛生法中專設了大量危害公共衛生方面的犯罪，以懲治那些意圖利用生命科學技術傳播病菌、制作或販賣有害食品、藥品、麻醉品或生物制品等以致危害公共衛生安全的行為。各國立法對危害公共衛生安全罪及其刑事責任制度的規定也從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其生命科技刑法對風險預防這一生命科技犯罪防治理念的遵循與貫徹。
4．針對侵犯生命科技秘密之犯罪的刑事責任制度
在各國立法中，還有一類專門針對侵犯保密制度而設置的刑事責任制度。《德國刑法典》第95條對“公開國家機密罪”及其刑事責任的規定、第97條對“泄露國家機密罪”及其刑事責任的規定、第353條b所規定的“侵害職務秘密和違反特別的保密義務罪”及其刑事責任的規定，《蒙古國刑法典》第87條對“泄露國家機密罪”及其刑事責任的規定、第88條對“遺失屬于國家機密的資料、文件和實物罪”及其刑事責任的規定，《芬蘭刑法典》第38章對“信息罪”及其刑事責任的規定，等等，都屬此類。在當前各國生命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生命科技秘密（包括一國某群體的基因信息資料、某個人的病理資料等）已經影響各國國家安全與利益并直接影響每個人生命安全與人格利益的情況下，作為貫徹風險預防理念之具體制度之一，這類刑事責任制度的設置在保障國家安全方面，顯然會起到“保護屏”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