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執行程序與“寬嚴相濟”的向背及調整(2)

　 三、寬嚴相濟視野下的刑事執行程序的調整
　 本著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筆者主張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刑事執行程序進行調整：
　 （一）刑事執行主體的一元化
　 我國應當改革目前多元化的刑事執行權分配體制，實行一元化的刑事執行權分配體制，即由專門的執行機關統一行使刑事執行權。具體說來，我國應當由司法部分設死刑執行局、監獄管理局、財產刑執行局、社區矯正局，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機關相應設立分支機構。其中，死刑執行局分管死刑立即執行的刑罰；監獄管理局分管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執行；財產刑執行局分管罰金刑和沒收財產刑的執行；社區矯正局分管拘役、管制、剝奪政治權利、暫予監外執行、假釋等監獄之外的執行。
　 （二）死刑執行的人道化
　 為了更好地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進一步促進死刑執行的人道化，我國應當修改和完善現行死刑執行方法和程序。
　 首先，完善死刑的執行方法。我國應當修改《刑事訴訟法》第212條第2款的模糊性規定。一方面，我國應當明確規定執行死刑應當原則上采取注射方法。如果采用槍決或者其他方法的，應當經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準。另一方面，我國應當明確賦予被執行人選擇死刑執行方法的權利。如果被執行人選擇注射方法，那么執行機關只能采用注射方法。另外，為了保障注射方法的順利實施，可以考慮注射的費用統一由中央財政承擔。
　 其次，完善死刑執行的場所。從我國死刑執行的實踐來看，我國大多數地方所采取的死刑執行場所是專門設置的刑場，在一些經濟條件相對較差，執行死刑相對較少的地區才在被執行人被羈押的場所執行。為了達到教育社會公眾、威懾犯罪的效果，某些司法機關在執行死刑之前有時采取宣判大會甚至將罪犯游街示眾的做法。這顯然不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有鑒于此，我國可以考慮優先在羈押場所內執行死刑。
　 再次，會見權的法律化。我國應當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賦予罪犯在執行死刑之前要求會見親屬的權利。當然，為了防止死刑罪犯與其親屬在會見時產生一些過激行為，執行機關應當采取必要的防衛措施。
　 最后，死刑執行的善后工作。為了統一世界各國對刑犯尸體的合理使用，維護被執行人的基本人權，國際刑法學協會第14屆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刑法與現代生物醫學技術問題的協議》明確規定了尸體和尸體器官使用的具體原則和宗旨，比如利用尸體和尸體器官的目的，必須確保為了科學研究或作器官移植手術等正常合法的用途，嚴禁利用死刑犯的尸體進行人體器官的買賣；（2）應采用自愿捐贈的原則，并由死刑犯立下書面遺囑的文字材料和書面證明，最好由公證部門予以公證；（3）對無人收殮或者家屬拒絕收殮的，可以依法予以利用和護理，但應充分考慮死刑犯的民族習慣與習俗，尊重罪犯的人格尊嚴；（4）尸體或者尸體器官的利用必須依法進行。一是要有法律予以規范，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對罪犯尸體利用時，不要為了安排對病人的器官移植而破壞死刑立即執行的法律要求，如不能提前和延誤死刑立即執行的法定時限。[7]（P134）對于死刑執行的善后工作，我國在修改刑事訴訟法時應當充分考慮上述規定。
　 （三）刑事執行變更程序的訴訟化
　 盡管刑事執行程序在本質屬于非司法程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刑事執行程序與司法程序沒有任何關系。在刑事執行的變更過程中，由于涉及到國家的刑罰權以及罪犯的人身、自由、財產等問題，因此，刑事執行程序的變更問題實際上屬于司法問題。既然刑事執行程序的變更問題屬于司法問題，那么就應該采取司法的方式。因而筆者主張通過刑事訴訟立法的方式進行訴訟化改造。其主要內容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刑事執行變更的申請。當執行機關在執行刑罰的過程中，發現符合法律規定的執行變更情形時，應當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出減刑、假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減刑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建議。罪犯也可以主動要求執行機關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述建議。對于罪犯的要求，執行機關應當認真審查，對于符合條件的，應當及時向人民法院提出變更執行的書面意見。如果罪犯的要求不符合變更執行的條件，那么可以駁回罪犯的請求。被駁回請求之后，罪犯有權向上級執行機關提出復議。
　 第二，刑事執行變更程序的審查與啟動。在人民法院收到執行機關變更執行的書面意見以后，應當進行相應的審查。為了避免先入為主，人民法院對于執行機關的書面意見只進行形式上的審查，不審查具體內容是否真實。原則上，只要執行機關的書面意見明確提出了執行變更的建議，并且附有相關的案件材料，人民法院就應該啟動刑事執行變更程序。然后，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并將該書面意見及其相關材料副本送達人民檢察院、罪犯和被害人，向執行機關、人民檢察院、罪犯和被害人通知開庭的時間和地點。
　 第三，刑事執行變更程序的審理。由于庭審所需查明的事實較為簡單，因此，刑事執行變更程序的庭審過程不必分具體階段，即審判長宣布開庭后，首先由執行機關宣讀提請減刑、假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減刑和暫予監外執行建議書，之后又罪犯向法庭陳述自己對所犯罪行和勞動改造的認識以及對減刑、假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減刑和暫予監外執行的意見；罪犯陳述后，由人民檢察院對該罪犯的減刑、假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減刑和暫予監外執行發表意見。在審判長主持下，執行機關、罪犯和監督人、被害人可以展開辯論并向法庭提供證據。在調查結束以后，審判長應當宣布休庭，合議庭進行評議，對于符合減刑、假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減刑和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應當裁定予以減刑、假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減刑和暫予監外執行，對于不符合減刑、假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減刑和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應當裁定不予減刑、假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減刑和暫予監外執行。[5]（P525）
　 第四，刑事執行變更的復審。對于人民法院作出的減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裁定，如果罪犯表示不服，可以向上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如果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的上述裁定確有錯誤，也可以提出抗訴。在上級人民法院接到罪犯的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的抗訴以后，應當對刑事執行變更加以復審。上級人民法院的復審意見是終審結果。
　 （四）社區矯正的專門化、法律化
　 在筆者看來，要想解決我國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改革存在的問題，從而更好地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需要對現行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法等進行相應的改革，而且應該在總結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經驗、教訓以及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制定社區矯正法，對我國社區矯正問題作出專門的規定。除此以外，為了在我國建立科學的社區矯正制度，還應該做到如下幾點：第一，加強社區矯正制度方面的學術研究，總結現行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經驗與教訓。第二，亟待加強社區矯正制度建設的經費投入。因為，社區矯正在我國屬于新生事物，無論是人員配備、基礎設施、組織機構，還是貫徹落實，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如果沒有充足的經費作為保障，僅僅制定專門的社區矯正法律并不能起到應有的效果。
注釋:
[1]白金剛，吳鋒．試論刑事被害人的權利保護[J]．時代法學，2008, （2）.
[2]楊春洗，康樹華，楊殿升．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刑法學、犯罪學、監獄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3]朱立恒．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施保障—基于理念層面的分析[J]．時代法學，2009, （2）.
[4][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5]宋英輝．刑事訴訟法修改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
[6]楊鴻臺上海市社區矯正組織對青少年取保候審幫教制度的探索性實踐[J]．青少年犯罪問題，2004,（4）．
[7]周紅梅．刑罰執行論[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