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吳宓倫理思想略論(2)

三、實踐道德之法——克己復禮、行忠恕、守中庸
吳亦特別強調孔子儒家倫理思想的實踐及其方法。吳必認為“孔子教人，首重躬行實踐”，“今之要務在自勉勉人，隨時隨地實行孔子之教。”既以道德為主，那么如何實踐道德?吳毖提出了三條:克己復禮、行忠恕、守中庸。
關于克己復禮，吳毖的診釋，則是從道德修養角度著眼，他說:“克己者，并非容讓他人，損失我之權利之謂……能以理制欲者即為能克己，故克己為實踐凡百道德之第一步矣，”“克己者，誠也，不白欺之謂也，”即認為克己就是人們以理制欲和自誠，達到內心的凈化和提升，而“復禮者，就一己此時之身份地位，而為其所當為者也。易言之，即隨時隨地，皆能盡吾之義務，而絲毫無缺憾者也。”“禮者，適宜之謂，乃精神上行事做人之標準”，這就要求人們從自己所處的身份地位出發，遵循道德規范要求，為其所當為，做好自己的社會擔當。總之，“克己者，所以去人性中本來之惡;復禮者，所以存人性中本來之善"，抑惡揚善，實現道德自為與他為的統
關于行忠恕，吳睿認為“忠”就是‘‘盡心”，“怒”就是“有容”，“忠以律己，恕以待人。忠恕者，嚴以責己而寬以責人之謂也”。吳必指出:“忠者自愛極篤”，“自視極重”，無論對己對公，都能做到竭盡心力，勇擔責任。他說:“忠者，知人類共有之優點而欲發達之于己身，純恃克己之力;而恕者，則知人類共有之弱點而能憐憫之于他人，全憑修養之功，’，二者相資為用，則能達到成己、成物。吳必認為當下中西方社會弊端與人們的道德淪喪、精神頹廢，“此皆由于不忠不恕之故也”，欲行忠恕，則“視我之義務甚重，視我之權利甚輕;而視人之義務甚輕，視人之權利甚重”，“則國家未有不富強，而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也。”所以吳睿得出結論，“故忠恕之一端，既足察人品之高下，亦能定國家之禍福也。”
關于守中庸，吳毖認為孔子學說的精義正在于“孔子確認人性為二元。(善惡、理欲。)揭集執兩用中為宇宙及人生之正道。”他說:“中庸者，中道也，常道也，有節制之謂也，求適當之謂也;不趨極，不務奇詭之謂也。過與不及，皆不足為中庸。”吳毖對中庸極為重視，認為無論個人怎樣的道德修養，若不行中道，失正道則必流于“非善”。因此他把中庸作為立身行事的最簡單、最明顯、最實用、最安穩、最通達周備的規ail。吳毖的中庸觀是在參酌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中道觀和柏拉圖“一多”觀念的基礎上對孔子中庸思想進行現代診釋的，對此，他解釋“中庸”即“執兩用中”。即“一+多”，而非“多中之一+多中之另一”，“中庸”就是“一與多之間居中”，而非“多與多之間的中心點”。吳亦對中庸的闡發，無疑凸現了中庸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和意義。
四、教育的德化功能——學以為己
吳毖的一生大多從事教育和文化活動，在他的教育、文學和宗教思想中始終傳達著他涵養人性、培植道德的倫理思想的信息，故而他特別重視教育、文學和宗教的德化作用。
昊亦的授業老師白璧德曾指出，人文主義者不信人性有突變，而偏重教育。“人必須自幼受訓練，養成適宜之習慣，始可達人文主義之鵲的。’，他認為在盧梭主義的影響下，美國教育存在重要的缺陷:缺乏較高意志或約束之能力。而這種缺陷如不及時加以糾正，美國教育的全局將不可收拾。白璧德強調:“吾人倘不恢復真二元論，或重新確立內心生活之真理，不問其形式為傳說或批評的，宗教的或人文的，則任何文化均有傾覆之險。，稠白璧德的優慮與吳毖對中國教育的思考有契合之處。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新式教育已初建規模，這對于當時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新文化派從進化論的角度出發，將“新的國民”寄希望于覺醒的、自由的“新青年”，而吳亦與學衡諸公則繼承了儒家倫理的“修身”傳統，關注人性、關注人生，強調教育在完善人性方面的獨特教化作用，因而把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所謂“立國之道有二，曰政治，曰教育。教育者，政治之本;道德教育者，又教育之本也”，的而道德教育最根本的問題，乃是對青年的道德精神的養成與人格的塑造。吳毖指出，教育的功能包括養成“治事治學之能力”和“修身之志趣與習慣”，二者并重，缺一不可。但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新時代的國民，而其中又突出了個人品德的教育。因為青年關系著國家未來的存亡，所以對人的尤其是青年的精神培養極為重要。因此，吳毖認為，教育不能把功利、實用放在首位，只強調技能的培養，而忽視中國傳統教育對個人內心修養省察的強調。缺乏人格的教育，不但丟掉了傳統，且會重蹈西方的覆轍。
五、文學的德化功能——文以載道
吳毖是一位詩人、學者，更是一位現實主義的道德家，在他文學觀中始終把文學作為基本手段，以道德為核心，突出文學的道德教育作用。吳亦在《倫理小說青年鏡序》中認為，文學的社會屬性主要就在于對人的精神教化上。要使文學發揮這一社會功效，內容上就須做到“至性至情”，而這種“至性至情”生于“真正之道德行為”，生于“平正深厚之人生觀”，生于對國家社會人生諸問題的“思深感銳，情摯意切”。吳毖認為文學雖不以提倡道德為目的，但文學描寫則不能離開道德，“文學表現人生，欲得其全體之真相，則不得不區別人物品性之高下，顯明行為善惡之因果關系，及對人之影響，其裨益道德在根本而不在枝節;其感化讀者，憑描寫而不事勸說，若夫訓誨主義與問題之討論，主張之宣傳，皆文學所最忌者也。”因此，吳毖總結出文學的十大功用:“涵養心性;培植道德;通曉人清;諳悉世事;表現國民性;增長愛國心;確定政策;轉移風俗;造成大同世界;促進真正文明”?；谶@種認識，吳睿強調了道德的意義，甚至把道德的價值置于文學標準的首位，“蓋今之文學批評，實即古人所謂義理之學也。——不特為文學藝術鑒賞選擇之標準，抑且為人生道德行事立身之正軌”。他認為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壞，主要看它所表現的道德觀念是否純正，看它是否“以救世濟物為志”和有益于“轉移風俗，端正人心”。吳毖對文學功能的看法，反映出他濃烈的儒家傳統和新人文主義文學思想，重視文學的社會價值和道德意義，走出了一條不同于新文化派“文學革命，的文學重建的新路徑。
六、宗教的德化功能——以神輔德
在吳必倫理思想體系中，吳亦對宗教的體悟為之提供了價值資源。因此，他宣稱“人文主義需要宗教”，“宗教實足輔助道德”。吳毖對宗教的看法與其世界觀和人生觀緊密相關，他把宇宙事物分為天、人、物三界，與此對應形成三種不同的人生觀，“以天為本，宗教是也”;“以人為本，道德是也”;“以物為本，所謂物本主義”。并認為“人皆有飲食男女之欲，僅少數人有知識學問之欲，更少數人有品德完美之欲，極少數人有誠愛篤敬上帝之欲”。很明顯，天與神是處于宇宙的最高境地，“神者……為宇宙間至完善者是也。宗教者信仰此神而能感化人，使之實行為善者也”，這樣，宗教就為人們培養道德、凈化人心提供了絕對觀念、絕對精神的支持。吳毖認為宗教能夠滿足人們心靈的需要，給人以安寧、和諧、愛心，能使人擺脫現實的痛苦與煩惱，達到心靈的平靜，他把這種轉變稱之為“由情人道”、“由情悟道”。吳睿指出，宗教的內質是增加人的“一種尊敬虔誠的心情”，即“誠+敬”，而誠敬是成己、成物所應具備的品格和態度，由此“一切人，一切事，皆可云具有宗教性”，在這里，宗教性就體現為一種道德性。吳毖非常強調宗教的道德功能，他認為“宗教或精神價值——作為最真、至善、盡美的體現”，而“道德價值——作為仿效的模范或作為對社會人士之鼓勵，使之做善良有益之事”，宗教與道德二者都是出于人的意志對完善的期望，所以“宗教之主旨，為謙卑自牧”，“惟內心謙卑之人，為能克己。人不能克己，則道德必無所成。謙卑為宗教之本，克己為道德之源……而若宗教全然熄滅，則道德亦必不能茍存也”。故吳睿自穢‘吾于各種高尚之宗教，皆愛敬其精神”，他對傳統倫理思想的熱愛與堅守也顯現出宗教性的精神與氣質。
在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換中，新文化派始終占據著主流地位，然而作為與之對立的學衡派對他們“重估一切價值”、否定傳統、“全盤西化”的主張深惡痛絕。出于傳統知識分子的一種文化擔當，作為學衡派的領軍人物，吳毖自覺地運用新發現、新理論來闡發傳統儒家思想，積極地參與到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建設當中，以達到對新文化派的反撥。吳亦堅信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倫理思想具有普遍永恒的意義和價值，它是我們民族的靈魂和根基。盡管吳必的思想未得到當時社會的有效回應，甚至也被歷史遮蔽了半個多世紀，但吳睿對中國現代化的思考，對傳統思想的守成，對重塑國民理想人格的呼吁與探究，即使今天來看仍具有前瞻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