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事錯案的防御措施探討論文
我國刑事錯案的防御措施探討論文
刑事錯案是指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由于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在認定事實或者適用法律確有錯誤，導致沒有犯罪或者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有犯罪行為的人被刑事拘留、逮捕、起訴、定罪和執行刑罰的案件。刑事錯案又常常被稱為錯案。錯案的概念和范圍，是執行錯案責任追究制的前提。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我國刑事錯案的防御措施探討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我國刑事錯案的防御措施探討全文如下：
近年來，一些刑事錯案屢屢見諸報端，例如佘祥林案、聶樹斌案、趙作海案，還有近來引起熱議的浙江“叔侄冤案”等等，這些都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使司法公信力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每一起刑事錯案的發生，都會讓人震驚，而案件糾正過程中對相關人員的處理，又不禁讓人扼腕嘆息。刑事錯案的屢屢發生，在向我們昭示: 加強刑事錯案研究，分析錯案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司法實踐，已顯得十分緊迫和必要。
一、刑事錯案的概念
古往今來，“天下無冤”是司法的一種理想狀態。但要想完全杜絕刑事錯案的發生談何容易。在理論界，專家學者對于刑事錯案的認識與見解并不完全一致。筆者認為，所謂刑事錯案是指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司法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由于故意或過失違反相關刑事法律規定，造成案件在基本事實、證據認定、法律適用、程序選擇及權益保障等方面出現偏差甚至錯誤，從而對嫌疑人、被告人權益造成侵害的案件。
二、英美兩國刑事錯案預防及救助體系介紹
( 一) 機構創設上，成立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
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是英美兩國在刑事錯案糾正方面的一個創舉。刑事案件審查委員作為一個冤假錯案平反機構，具有較強獨立性和充足的資金支持，即使政府和議會也不能干預其工作。在調查案件時，刑事案件審查委員可以聘請專家進行重新鑒定，可以向任何機關調取案件的信息，可以詢問任何人，并且除了依據申請提起再審外還有權直接提交案件再審。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在英美兩國的具體構建略有不同，在英國其是一個全國性的委員會，全國只有一個。而美國在聯邦和州層面均設立有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另外，美國還成立了一個特別懲戒委員會，專門處理、開除有不軌行為的刑事辯護律師和檢察官，同時加強對州警察不軌行為的起訴。
( 二) 處理程式上，由單一應對到全面防治
早期，在發生錯案時，面對社會輿論的壓力，英美兩國政府及司法部門往往會采取“短平快”的解決策略，大力安撫受害者，快速處理相關責任人，以盡快平息社會矛盾、轉移輿論壓力。而對發生刑事錯案的深層次原因很少思考。進入20 世紀后期，兩國的刑事錯案防治策略逐漸由單一應對型向綜合防治型轉變，面對出現的錯案，不再是被動的處理，而是成立專門委員會，委員會由專家、法官、民間人士組成，委員會在聽取民意、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撰寫調查報告，對刑事錯案處理提出專業意見，指出立法和司法存在的問題及改革方向，政府、司法部門依據該報告負責對刑事錯案的進一步處理，立法部門負責做好法律制定和修改工作。
( 三) 應對態度上，秉持開放、積極、包容的心態
由于各種原因，英美國家社會大眾對刑事錯案的態度與我國相比較為包容，政府及司法部門對待刑事錯案也更加積極。尤其是英國，在20 世紀末期，大量的刑事錯案接連披露，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并沒有刻意回避，而是以開放、接納的心態去面對，深層次發掘刑事錯案的形成原因，抓住這一司法改良契機，通過對數個有影響力錯案的處理最終促成了相關法律的出臺，在刑事錯案的防治方面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道路。
( 四) 發展軌跡上，英國漸進式修法、立法與美國突出各種糾錯機構力量各具特色
英國在預防刑事錯案方面走的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道路，其革新主要是通過一系列影響較大的錯案促成的，如阿道夫·貝克案促使英國于1907 年通過了《刑事上訴法》，創設了刑事上訴法院，由此英國正式建立了刑事上訴制度; 蒂莫西. 伊文思案及后來幾個案件促使英國于1965 年通過《殺人罪法》，徹底廢除死刑; 麥克斯韋爾. 康菲特案促使英國于1984 年出臺《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從而對警察的偵查活動進行了全面的規范和限制; 吉爾弗德四人案、伯明翰六人案以及后來幾起案件的發生促成了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的最終建立。
美國在刑事錯案預防方面的突出特點在于各種糾錯機構共同發揮作用: 其一，一些州政府成立了死刑研究委員會，主要致力于研究有關死刑制度的缺陷以及冤假錯案的發生。其二，一些大學設立了專門的學術研究機構，致力于在官方采取糾正措施前通過DNA 證據為一些錯案洗冤，如亞利桑那州法學院的學生組織了一個研究團體，提出了利用DNA 技術識別和防范刑事司法體制缺陷的宏偉計劃，并為此發表了一部旨在全面啟動刑事司法改革的“示范法”，內容涉及證人的辨認、被告人的訊問、警察行為的規范等。其三，一旦有錯案發生，聯邦與各州政府會成立臨時調查委員會，分析錯案產生原因，提出處理意見。
三、英美兩國刑事錯案預防及救助體系帶來的啟示
近幾年，我國刑事錯案屢有發生，政府及司法部門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效果并不明顯，應該說，我國在刑事錯案預防方面仍有許多工作要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美兩國在刑事錯案防治方面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國借鑒。
( 一) 創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負責刑事錯案的發現、調查和糾正
我國《憲法》第三條規定: “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人大對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監督應是一種全方位、立體式的監督，不僅可以監督整體工作，而且對個案也可以監督。筆者認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內部可以設立一個刑事錯案調查委員會，負責全國范圍內刑事錯案的發現與調查。
作為一個常設機構，刑事錯案調查委員會可以由知名法學專家、司法人員、律師等組成，該委員會直接對全國人大及其會負責，工作經費納入國家預算，由國家財政負擔。在對相關案件調查時，該委員會有權調取所有與案件相關的證據材料，有關單位和部門必須予以配合。刑事錯案調查委員會在調查結束后提出調查報告，并負責將案件移送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負責啟動再審程序。有人認為，刑事錯案調查委員會的設立是對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僭越，其實不然，刑事錯案調查委員的監督是一種人大監督，而檢察機關的監督是司法監督，二者互為補充，并不矛盾。而且這種制度設計可以較好地克服司法機關內部監督推動力不強，透明度不高等問題。
( 二) 加強證據審核、嚴格依法辦案
刑事錯案的出現歸根結底是法律問題，而法律問題集中體現在證據上面。作為對近幾年刑事錯案接連出現的一個回應和反思，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首次寫入“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對非法證據排除、證據證明標準作了全面規定，要求偵查人員加強證據審核、嚴把證明標準，對采用刑訊逼供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暴力、威脅等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予以排除。
比照英國在刑事錯案發生后立法及時跟進的成功探索，筆者認為，我國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規范偵查人員行為，預防刑事錯案將發揮積極的作用。刑事訴訟法中有利于刑事錯案預防的證據制度包括:
一是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和公、檢、法三機關對非法證據排除的義務。特別是明確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均有排除非法證據的法定義務，而不僅僅是在庭審時法院排除非法證據，因此，刑事錯案的預防可以提前到審查批捕、審查起訴階段，甚至是偵查階段。
二是明確了非法證據排除、明確檢察機關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負有證明責任的規定、明確檢察機關享有對非法證據進行調查的權力和要求公安機關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說明的權力的規定，以及明確偵查人員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的出庭義務的規定，特別是明確了不能證明證據收集合法性的法律后果的規定，這些都有利于從根本上預防刑事錯案。
三是明確了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對證據“確實、充分”進行了明確規定，即“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以及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經排除合理懷疑”。
四是完善了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證人能否出庭作證，關系言詞證據在法庭上能否獲得交叉詢問質證，關系法庭能否查清案件事實。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對證人出庭的范圍，鑒定人、偵查人員出庭的義務，以及證人出庭的保障等方面都作了較為明確的規定。此外，將“鑒定結論”修改為“鑒定意見”，而不是將其直接作為結論性的證據使用。
五是其他遏制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的措施。修改后刑事訴訟法有關“不得強迫任何人證明自己有罪”，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24小時之內必須送看守所羈押，訊問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在看守所進行的規定以及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的規定，都有利于遏制刑訊逼供的發生，從而預防刑事錯案。
( 三) 完善辯護制度，增強庭審對抗性
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存在著天然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導致刑事錯案的重要因素。對于當前刑事辯護率低以及辯護律師閱卷難、會見當事人難等問題，修改后刑事訴訟法進行了相應的修改:
一是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人的身份、職責和權力。修改后刑事訴訟法不僅明確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人身份，而且不再要求律師必須在偵查階段承擔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刑事責任的“證明責任”，而是提出“材料和意見”即可，這顯然有利于律師提出“無罪”的抗辯事由。
二是明確了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師的時間和委托的方式，解決了委托律師難的問題。修改后刑事訴訟法除了在委托辯護人的時間、偵查機關的權利告知義務、監護人或近親屬可以代為委托辯護人、偵查機關轉達在押人員委托辯護人要求的義務、監視居住人員委托辯護人作出明確規定外，還將法律援助的范圍擴大至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顯然有利于刑事錯案的預防。
三是明確律師憑“三證”即可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從而解決會見難問題。
四是明確了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即可以查閱、復制、摘抄案卷材料，解決閱卷難問題。
五是解決律師取證難問題。修改后刑事訴訟法賦予律師“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
修改后刑事訴訟法還賦予辯護律師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此外，對于律師獲得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要求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六是對辦案機關應當聽取律師辯護意見和將法律文書送達律師在程序上作了明確的規定。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分別從偵查、審查起訴、開庭審理到死刑復核等關鍵環節，對辦案機關引導聽取辯護律師意見作出了明確規定。
( 四) 社會的開放包容，大眾的有效監督
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發生后，網絡、新聞媒體等社會輿論高度關注，評論不斷。當全社會都群情激憤、殺聲一片時，難免給辦案機關和審判人員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一些審判人員既怕“放縱”了罪犯，又擔心被害人親朋好友上訪鬧事影響社會穩定。在這樣的現實場景下，便很可能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勉強結案，為刑事錯案的發生埋下隱患。
研究刑罰制度的學者經常引用一句法諺“有獄必有冤”，從某種程度上說，刑事錯案是刑事訴訟的附屬品。對待刑事錯案，社會應提供一個開放的輿論環境和包容的心理態度，要更多關注刑事錯案出現的深層次原因，而不樂見于暴風驟雨般責任追究風暴。社會的開放包容為大眾的有效監督提供了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各方可以有效發表意見，尋求救助，提供線索。
刑事錯案的存在歷史悠久，刑事錯案的發生原因復雜，僅憑短時期內的一兩個措施或者某個群體的單獨努力不可能達到“天下無冤”的理想狀態。刑事錯案的防治任重而道遠，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要想打贏預防刑事錯案這場持久戰，不僅需要司法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且需要整個社會的包容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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