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視野中的協商民主研究論文
社會組織視野中的協商民主研究論文
社會公正問題是后發展地區的重大問題之一。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有助于實現社會實質公正、程序公正和形式公正。我國后發展地區的社會公正問題與全國的社會公正問題相比,具有一些突出的特征,這些特征契合了通過協商民主促進社會公正問題解決的要求。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社會組織視野中的協商民主研究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社會組織視野中的協商民主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組織發展迅猛，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越來越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并確立了社會組織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中的重要主體地位，這既是對社會組織作用的認可，也是對協商民主主體范疇的拓寬。加強對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研究，是推動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
我國的協商民主是由人大、政協、政府、民族區域自治、基層群眾自治中的協商民主逐步拓展到社會組織的協商民主。黨的報告明確提出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站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高度，明確提出要“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深入開展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參政協商、社會協商”。社會組織被正式納入協商民主主體的范疇，并成為參與民主政治協商、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重要一極。推動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發展，迫切要求加強對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研究。本文通過對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現狀和困境以及實現路徑等方面的研究進行梳理并對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研究進行簡要評析和展望，以期為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一、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現狀和困境
我國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著手從實踐出發，將社會組織視為協商民主的重要一極。比如，廣東省2011年出臺的有關加強社會建設的配套文件中，就有支持社會組織依法參政議政，鼓勵有條件的市、縣(市、區)先行先試，在政協中設立社會組織界別等內容。浙江省慈溪市制定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推進基層協商民主機制建設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積極推動鎮(街道)協商民主試點工作。崇壽、橫河、新浦等鎮率先試點，通過念好“重、活、廣、嚴”四字訣，確保該項工作有序推進，著力打造在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的基層組織、社會組織協同治理機制和民主決策制度的基層協商民主工作慈溪模式。盡管社會組織已經在實踐中初步參與了協商民主，但由于受到傳統認識、政策、體制等因素的影響，社會組織協商民主依然面臨很多困難。
其一，社會組織在社會協商體系中的主體地位不明確。盡管《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明確將社會組織納入協商民主主體范疇，但實踐中，社會組織主體地位的確立仍需要時間和過程。一些學會、協會等社會組織行政化傾向嚴重，甚至變成了“二政府”，還有一些民辦非企業單位以營利和避稅為目的因而企業化、商業化傾向嚴重，出現了角色定位困境。
其二，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的領域有限。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的范圍當前更多地局限于所涉及的專業領域，對之外領域涉及較少。比如，在政府購買服務領域，公共服務的供給主要還是由政府主要承擔。諸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仍主要依靠國有事業單位提供，社會組織開展活動、發揮作用的空間十分有限。盡管不少部門和地方都在探索購買服務，但當前政府購買的參與主體仍然主要是企業，社會組織作為參與主體的地位往往被忽視。在公共政策參與領域，我國社會組織對于公共政策的參與熱情要遠遠高于公共服務。然而，當前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涉及公共政策參與的領域和范圍相當有限。我國社會組織對政府政策的影響不大，所提的政策建議較少，被采納的則更少。
其三，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的機制不健全。這種“不健全”更多地體現在政策機制的缺位和社會機制的缺失兩個方面。我國社會組織及其成員有著很高的政治參與熱情，但現有的制度安排為社會組織提供的參與途徑主要是向業務主管單位反映意見、建議和要求，而由于社會組織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業務主管單位充當配角，因而他們的意見、建議和要求對業務主管單位的影響力很小，很難受到應有的重視。
其四，對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認識存在偏差。社會組織能不能有效參與協商民主，關鍵取決于政府對社會組織是否信任。在我國，由于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認識上還存在著偏差，比如，“有的輕視社會組織，認為可有可無;有的否定社會組織，存在擔憂、防范和限制心理，有用個別負面典型否定整個體系的傾向;有的擔心社會組織，認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會分化社會利益、激化社會矛盾、破壞社會穩定;有的則敵視社會組織，認為應堅決予以遏制。”
正是因為這種認識上的偏差，致使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難以得到政府的認可和支持，導致許多片面化認識的出現，或是對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心存敵意，擔心社會組織占據政治空間，影響政權穩定，或是對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心存偏見，質疑社會組織在協商民主體系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
二、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實現路徑
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是一項涉及多領域、多環節的系統工程。基于對當前社會組織協商民主所面臨困境的分析，亟待從思想觀念、政策制度、體制機制等多視角出發，提出一條兼具全面、系統、務實、可行的改進和創新路徑。
其一，確立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主體地位。社會組織作為公民組織的具體形態，能夠集中體現和表達群眾的意愿和訴求，具有鮮明的主體性特征。中央層面，應從頂層設計的高度，明確將社會組織納入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并制定出臺相應實施細則，從制度上確立社會組織在社會協商中的主體地位。各級地方政府應將社會組織參與民主協商作為出臺政策、作出決策前的一項必經程序，在各項重大決策的協商過程中，將社會組織列為協商對象，規范執行協商程序。各級政協組織也應探索專門設立社會組織界別，使之成為協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固定下來。屬于社會范疇的協商，應將社會組織列為協商主體，通過社會組織的參與，開展人民群眾內部的協商對話。值得指出的是，“協商民主的主體素質也關系到協商的效果和協商民主的發展水平。但作為協商主體和集團代表的社會組織在我國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缺陷。為了培育協商民主的主體，政府就需要為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為社會組織參與政治協商積極創造條件。”
其二，釋放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活力。當前，社會組織憑借其功能優勢，愈加成為各級黨委、政府公信力的延伸和補充，通過社會組織及時、準確、有效地傳遞黨委政府的意圖，讓人民群眾能及時了解和理解;讓社會組織充分發揮監督作用，接受社會組織監督，通過社會組織更加及時、準確、有效地反饋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在黨委、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建立協商的便捷通道和橋梁，比如，舉辦公民接待日、民主議事會、民主懇談會等活動;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建設性作用，在重大決策之前應盡可能聽取社會組織的建設性意見和建議，以增加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意代表性，同時也能利用社會組織的專業性和組織性向人民群眾普及知識和解釋問題。同時，還應進一步規范協商程序，對社會組織的政治協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進行程序建設，“把協商成果與黨委、人大、政府、官辦社會組織辦事規則相銜接，使協商成果納入決策程序”。
其三，拓展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的空間。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熱點、難點、重點和矛盾集中點，拓展社會組織在協商民主進程中的領域和范圍，充分依托社會組織的專業優勢，積極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權益訴求，做到既有熱點、難點和重點，也有廣度、深度和力度。拓展社會組織參與空間，還需要加快政社分離的進度，讓所有社會組織真正回歸社會屬性，最大可能地保障社會組織參與空間，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這就需要“改革社會組織的雙重管理體制，政府與社會組織應形成正和博弈、合作互補關系，應在表達、參與、溝通、對話的協商民主政治中共生共強，從而積極推進社會組織健康、成熟發展”。
其四，從機制上保障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一是建立專業化的社會組織協商機制。在制度設計上，把協商民主作為一個廣泛、多層的制度體系，明晰其結構、協商主體、協商內容、協商時間、協商形式及協商成果如何運用到決策之中。二是在政府和社會組織間建立一種合作對話機制，在社會公共事務上開展協商、對話與合作，在公共治理的過程中建立較為包容、平等、自由的話語機制，以求達成在公共利益基礎上社會成員廣泛接受的共識。
三、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研究評析和展望
通過以上對國內學界關于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研究的歸納和梳理可以看出，當前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根據中國知網、國家圖書館網站的檢索結果，關于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研究文獻并不多，直接研究成果較少;新聞報道、時事評論相對較多，而深入研究的成果較少;短篇論文成果占僅有成果的多數，尚未見到全面系統的研究成果。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社會組織作為協商民主的主體，只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才納入協商民主的體系之中的;另一方面則可能是由于我國社會組織的力量還比較弱，目前其作用的發揮還主要在社會治理領域，對于包括協商民主在內的民主政治參與還只是在探索階段。
不論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還是積極開展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實踐，都必須加強和深化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研究。根據目前的研究現狀，可以考慮在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拓展：一方面，對社會組織協商民主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加強對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內涵和外延界定、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主體、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內容和形式、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渠道、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根據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最新實踐，及時進行經驗總結，使得社會組織協商民主的實踐發展與理論研究互相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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