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發展理念的認識論文范文精選
對發展理念的認識論文范文精選
發展理念的形成和提出，表明對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抓住核心、把握本質的程度。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推薦的發展理念的認識，供大家參考。
發展理念的認識論文篇1
《經濟法發展理念論》
【 內容 提要】 工業 文明所培育的傳統 發展 觀是單純的 經濟 增長觀，強調市場的誘致性、資源供給能力和環境自凈能力的無限性。這勢必導致經濟發展的非持續、非公平和非快速狀態。契合于后工業文明的經濟法著眼于國家與市場的良性互動，衍生出新型的法理念——發展理念。從生態、人力、產業層面演繹的持續發展理念，從地區、競爭、分配角度演繹的公平發展理念，從制度補給、制度能動屬性演繹的快速發展理念，詮釋了經濟法的精神本質與 社會 動力基因
理念提升是 法律 部門成熟的標志之一。文明與法治的演進，不斷地在為承擔不同使命的法部門注入新的精神與靈感。產生于文明潛深與交替時期的經濟法部門，雖然其地位與體系仍處于漸趨成熟狀態，但其獨特的精神與理念已現異彩。本文擬從經濟法獨特的法理念——發展理念路徑出發，探索經濟法的精神本質與社會動力基因。
一 工業經濟、工業文明與傳統發展觀
人類社會 歷史 發展表明：生產力決定一定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發展模式則會孕育出自身特有的文明觀、發展觀。工業革命完成后，社會化大生產方式以其前所未有的爆發力催生出飛速發展的生產力，“工業化”成為一國的 現代 化模式，這種模式簡而言之即指“人力+資本+資源”，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后兩者，這種以資本、資源為支撐的經濟形態，我們稱之為“工業經濟”，在工業經濟模式下孕育出的工業文明觀，其基本價值就是追求工業化和刺激增長。因循人類經濟發展史，我們也可以看出，在工業經濟階段，物質財富增長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唯一標識，也被視為衡量人類一切經濟活動的價值判斷標準。
以上就是工業文明觀下的基本發展觀：單純的經濟增長觀。這種發展觀的 理論 前提是 自然 資源的供給能力具有無限性、自然環境的自凈能力具有無限性。換言之，即自然界可以充當人類任意索取資源、排棄廢物的“理想”場所。這種理論預設物化為人類的行為，表現在人類為了追求更快的經濟增長，追求更多的物質財富，憑借自己創造的技術與智慧而與生物圈進行對壘，無限制地掠奪生態資源，破壞生態環境。這種人與資源之間的對立與非協調狀態，注定了建立于其上的經濟發展是非持續的，這種發展觀是一種不可持續發展觀。
其次，工業文明在人文精神方面，首次廢除了人的身份關系的不平等，確立了人生而平等的人格價值理念，賦予人 政治 、人身、財產等多重權利，并建立了以“私權至上”為原則的私法體系，形成了契約神圣、意思自治、權利不得侵犯等原則。這一切都為商品經濟市場主體充分發揮個人創造力及進行平等競爭提供了必要的人文基礎。然而，競爭的過度發展與壟斷必然引起貧富懸殊、兩級分化，如果仍僅限于保護形式上公平、平等的傳統文明觀，實質意義上的公平無法保障，甚至從某種意義上會由對人性的尊重異化為對人性的威脅。從這個角度講，傳統工業文明發展觀在公平發展方面存在欠缺。
此外，我們還應認識到傳統發展觀在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方面的局限性。 中國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向先進的工業國轉化，趕超發達國家的艱巨任務，可以說，存在巨大的快速發展壓力。然而，傳統民商法作為市場內在運作的忠實法律載體，其功能保障了微觀民商事關系的協調和當事人之間平等意志的表達，但并未能對經濟快速發展注入活力。而單純依賴市場機制的自行運作，僅能實現經濟發展的常態，并會存在與市場共生的周期性衰退與危機，在市場發育不完全、行政障礙殘留較多的情況下，還會造成經濟發展的滯后現象。一種經濟形態總會孕育出與自身共生的文明模式、發展理念，并具體體現為一種制度設置。人類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人類認識自己、自然界的能力，也就限定了人類思維空間的廣度與深度。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形態的衍變，勢必會拓寬人類的生存空間，提升人類的文明境界，催生更新型的發展理念。傳統文明模式下的發展觀已不再適應知識經濟形態的需要，一種新型的、內生于知識經濟 時代 的發展理念正呼之欲出。民商法體系與傳統發展觀的內在統一性，決定了其不可能成為新的發展理念的制度載體。經濟法作為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新興法律現象，以這樣的理論預設為前提：單一的市場調節機制不能保障經濟運行的持續、公平、快速發展，而國家調節與市場調節可以同時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機制。由此可見，經濟法的立足點比傳統法律更廣、更寬、更遠，其體現出來的發展理念也屬于一種新型的、代表新經濟發展趨勢的發展理念。
二 經濟法的可持續發展理念
可持續發展的提出發軔于20世紀80年代，其中具有標志意義的是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對美國學者萊斯特·R·布朗主持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所做的確認。這表明人類已認識到進入工業文明以來所形成的經濟發展觀的非持續性。而實現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一方面，人類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的無度需求超過了其再生的能力與速度，造成了資源的耗損甚至枯竭;另一方面，人類生產生活所排放廢棄物又超過了生態系統的凈化能力。這些都造成了現代生態經濟矛盾的日益尖銳化，使生態、經濟、社會三者的發展處于一種對立和不可兼容的狀態。有學者將這種高耗資源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經濟模式稱為“不可持續”經濟。從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觀念。
21世紀，可持續發展無疑將成為人類社會不約而同的選擇。隨著可持續發展觀在各個領域的不斷深化，其內涵與外延必將發生深遠的拓展。把握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我們認為，可持續發展至少包涵以下三個層次的意義。
(一)生態持續發展
生態持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理念開始形成時期的基本內涵，其追求目標是：既要使人類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又要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對后代人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威脅。由此，學界也有人提出了“生態人”的假設，所謂“生態人”是與“經濟人”相對稱的一種概念假設，后者出于對自身非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單一、盲目追求，對社會利益與自身經濟利益的破壞已危及可持續發展，而“生態人”則順應生態發展 規律 ，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在當代經濟立法中，環境保護法、自然資源法、能源法、農業法等部門，開始接受生態人的假設。
(二)人力持續發展
知識經濟時代，以知識、信息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因此人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準確地說是人的智力因素對經濟發展起決定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民商法對人格、私權的抽象尊重與形式保護已經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現實的需要，人的智力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重要一環。
以現代 企業 為例，在物質資源、活勞動同等條件下，管理已成為企業持續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以人為本”已不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體現為一種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其也應該成為法律傾向選擇的價值。人力持續發展從經濟學角度講是勞動力的維持、發展與延續，而落實到經濟法角度，則包括 教育 法對合格勞動者的培養、勞動法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障、社會保障法對勞動者充分競爭的有力法律支撐。
(三)產業持續發展
在中國，可持續發展觀還存在著特殊的產業背景。中國農業有幾千年發展歷史，至今仍對國民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起著基礎性作用，而工業經濟歷經建國后幾十年的發展，正處于增長期。在世紀之交，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浪潮，又使知識產業化成為大勢所趨，從而形成了中國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并存的經濟格局，與其相伴生，也同時存在三種不同的文明觀、發展觀。在這種特殊國情背景下，產業的協調已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當然，我們所說的協調并非平均、均衡發展，而是發揮各自優勢，以培育新興產業，鞏固基礎產業為主軸，使各個產業之間達到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具體而言，知識經濟雖以知識、信息為支撐，但其亦應建立于扎實的舊經濟(農業、工業)基礎之上，才能避免其發展的虛擬化、泡沫化;而舊經濟也必須以信息化促進工業化，借助知識經濟的信息載體加速發展自身。
綜觀我國現存法律制度，適應工業經濟發展需要的民商法比較豐富，但鞏固、扶持農業基礎產業和鼓勵、培育高新技術產業的法律則明顯缺乏。經濟法以持續發展為自身理念與目的，在產業法律方面，應做出以下努力：
1.加強農業部門法的 研究 與立法進程，尤其在農業生產、流通、科教投入、環境保護等方面，應加緊加快形成比較完善的農業經濟法律體系。
2.把握知識經濟的發展趨勢，適時、適度地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的形成與發展。在市場進入方面，放寬進入口徑，鼓勵高新技術企業的設立;在市場規制方面，針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特點，研究其競爭規律，制定適合其產生發展規律的競爭法律制度，以確保其正當、適度、有效競爭，培育健康的市場理念。
3.總體把握合理產業結構比例，改變產業結構的純經濟觀念，從法治角度將一個國家的產業戰略穩定化和規范化;其次，要在充分認識國情和維護經濟主權的基礎上，對實現產業公平的有關產業政策用法律方式穩定下來;再次，要將已穩定和規范的產業戰略和產業政策用法治方式去推動和操作。
三 經濟法的公平發展理念
公平作為人類法律追求的永恒價值目標，其內涵卻隨時代發展而衍變。法律的產生，有其深厚的經濟根源、政治根源、歷史根源、社會根源，但從經濟學角度 分析 ，它同人類的生產活動和交換活動密切相關，甚至直接導源于生產和交換的需要。最初意義上法律化的公平就是商品經濟等價交換的制度結果。
公平，有靜態、外部的層面，也有動態的、實質的層面。所謂靜態、外部的公平，即著眼于形式上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表示自由，而不問行為的結果;而動態的、實質的公平，則超然于權利行使之上，直接關注利益實現的公平，即結果公平，其屬于有利于效率最大化的公平。
傳統法律體系中的公平需求和體現，主要是從靜態的、外部的角度，從各個方面對公平加以保障：憲法維護公民的政治公平;刑法中的公平則體現在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同罪同罰;而具體到民商法，公平觀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彰展與弘揚。在民法制度的具體設計中，公平理念體現為平等、自主、自愿、合意等。
上述公平觀及其制度表現，應該說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比較充足的制度成本。然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其靜態性、外部性對迅速發展的社會經濟中復雜的經濟格局和經濟態勢把握的欠缺。經濟法并非否認上述公平觀，而是注重最終實際利益的歸屬，注重對動態的、實質的公平進行法律提升和制度保障，內在化的效率公平，是終極意義上的公平，其為人類發展觀注入了新理念與新思維。
(一)地區發展公平
自然資源分布的不均衡及各國各地所選擇的經濟制度不同，決定了地區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不均衡。這種不均衡在世界范圍內體現為經濟力量格局的多極化及高度的貧富不均現象，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日益演進，不公平的經濟貿易秩序與格局成為世界經濟共同向前發展的阻礙。在一國各地區之間，也存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一 問題 在中國顯露得尤為突出。由于地理位置、資源狀況、產業結構等因素所導致的生產力水平差異，產生了地區之間相對明顯的貧富差距。東部地區、沿海地區由于良好的地理條件以及政策傾斜，近年來發展很快，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區，雖有豐富的資源，但是地理位置閉塞，以致人才、信息流通渠道不暢，阻礙了地區經濟的發展，同時使整個國民經濟由于內需不足，發展后勁漸漸減弱。靜態的外部公平觀無力改變這種地區發展的非實質公平，經濟法秉承的公平觀是基于發展上的公平觀，不是利益的簡單均衡，而是著眼于更深遠層次的發展。我國在新世紀開始進行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是順應這一公平發展觀，追求地區發展公平的明智選擇。經濟法應對這一現象做出制度回應。
(二)競爭公平
民商法的原則與制度保障了市場主體進行公平競爭的外部條件即機會平等。然而對公平理念在競爭過程中的延伸，民商法卻并未體現，其主要在于為競爭行為提供一種信念與支持，但對實施結果并不進行法律評價，而是以當事人之間義務約束是否完成為標志，缺乏來自社會的宏觀評價。民商法自我負責機制或自己負責機制排除了社會評價的必要，也不存在不良后果社會糾正的可能性。雖然不排除市場主體單個進行的司法救濟，但由于成本高昂，使反競爭行為最終得不到有效規制。
經濟法正是基于民商法理念中的個人自利性極度膨脹而在競爭行為中表現出來的背叛公平原則的行為而進行法律控制。這一任務主要由競爭法來承擔。競爭法是國家為保障公平交易而對競爭實行規制的法律手段。由于競爭法具有公法與私法兼容的性質，調整手段以國家干預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追求公平與效率的協調等特征，而這些特征又都是經濟法的典型特征，因此，凡是在立法上或法學上承認法律部門劃分的國家都把競爭法納入經濟法體系。而 臺灣 的競爭法更直接命名為《公平交易法》，日本的競爭法則稱為《公正交易法》，可見，公平、公正乃是各國競爭法共同的品質。2000年3月份微軟壟斷案引起世人矚目，其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微軟借助壟斷地位的市場行為違背了公平、公正的正當競爭理念。
(三)分配公平
所謂分配公平，乃是在市場領域所發生的初次分配所造成的貧富懸殊、產業差別等分配不均衡現象所引發的再分配需求。我們所說的公平，也不是指社會財富的平均分配，而是指利用國家經濟能力，在調整產業結構、均衡收入分配、刺激產業效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效率與公平，實質上是一對互相促進的價值取向，效率可以為實現公平提供充足的物質條件，而只有實現公平才可能實現更久遠、更大的效率，體現分配公平的法律在經濟中表現為經濟調控法律制度。其中，國家通過對財政資源的合理預期分配，為國民經濟設定一些基本參數，這是公平的前提;國家通過稅收這一手段既保證財政資源的有效取得，又充分地實現了在個人間、產業間的分配公平。
四 經濟法的快速發展理念
(一)社會化大生產與經濟發展
近代以來生產的社會性逐漸表現為不同財產主體之間通過交換形成經濟共同體，在經濟共同體內部通過分工實現生產社會性，這便是作為近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基本經濟單位的企業的出現。企業作為生產組織和產權組織，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同時有利于減少交易費用和經濟活動的外部性。這也就是科斯所稱的“企業取代市場”原理。
企業是投資者投入生產資料和勞動者投資勞動共同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經濟單位，它作為社會的基本而普遍的生產單位標志著社會化大生產的完全確立。社會化大生產具有兩大基本特征：一是提升了生產力水平，產生了較之以往個體生產高得多的生產力，這是社會化大生產對經濟發展的獨特功能。正如諾斯在其《西方世界的興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1](P10)社會化大生產使人在社會關系中擺脫了生產中的孤獨性，將許多工人和許多生產資料有機結合起來，突破了個人體力、智力的局限，產生了無限大的體力、智力和社會生產力，此即加合性原理，亦合作產生效益的規律。二是產生了人與人之間共同創造、共同分享合作利益(增量利益)的新的物質利益關系，即如何將社會合作的利益及成本合理地分配給其成員。后者作為一種激勵約束機制是前者實現的前提和基礎，社會化大生產的經濟快速發展功能的發揮必須構筑在合作各方對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合理分配之上。
(二) 經濟 法的快速 發展 理念
古典經濟學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無限放大市場的功能，認為通過市場無形的價格、競爭、供求三大機制來完成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市場分配，個人利益最大化便會被引導到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軌道上來，因而主張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放任。這種 理論 形成的快速發展觀認為經濟的快速發展是由利己精神的人格化的經濟人所進行的市場誘致性經濟發展，國家只是從屬性存在。在分配關系上，形成了由價格機制自發調整形成的利潤、利息、地租、工資的分配模式，這種分配模式適應物質資本占據支配地位的 工業 文明，但是不可避免地容易導致兩極分化;在競爭關系上，形成了主要由競爭機制自發形成的自由競爭模式，排斥國家干預適用的空間和范圍，由此而形成的壟斷既符合競爭機制又扼殺競爭機制;在宏觀供求關系上，市場的供求機制通過價格等信號來實現 社會 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大體平衡。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普遍化，生產和消費完全分離， 企業 生產出來的商品必須通過社會大循環才能得到實現。由于上述兩個供求和價格機制的失效，致使人們生產出來的商品不能達到宏觀實現。總之，傳統經濟的快速發展觀無視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協調的條件，是一種單純的市場經濟增長觀。
社會化大生產的出現及其發展，致使商品經濟逐漸演進到市場經濟，工業文明逐漸轉為知識文明，人類的合作由人手的合作逐漸變為人腦的合作。人類合作的空間和范圍愈來愈大，單純的個人理性越來越難以把握瞬息萬變的市場情勢。因而，行為模式上的利己主義的市場模式逐漸受到限制甚至是拋棄。資本人格化所致的單純利潤追求必然會造成過度競爭而產生全局性的經濟危機;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分配不當，勢必會導致合作效益的下降，兩極分化趨勢加強，有效需求不足。社會化大生產大大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并豐富了產品品種，以致資源稀缺與枯竭加劇，廢棄物增多與 環境惡化，生物多樣性毀壞，生態失衡等。國家作為市民社會中惟一的 政治 權力，是社會利益的正式代表，必然會利用其資源和信息優勢，承擔起經濟快速發展中的協調功能，經濟快速發展的單純市場經濟增長觀演進為國家與市場良性互動的經濟增長觀。
從我國的特殊國情來說， 目前 ，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由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型向集約型過渡過程中，我們面臨諸多的矛盾和壓力。從內部經濟發展來看，我國要在市場發育不完善、國企獨立性不強的經濟非均衡態勢下實現工業化和 現代 化，以及完成向知識文明的過渡。 農業經濟占很高比例的社會化改造成為現代化的艱難任務，自由的企業、健康的市場、公平的競爭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 內容 必須逐步實現;從外部經濟條件來看，我國面臨著由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世界經濟體系的挑戰。世界經濟一體化體系為我們既展示了機會又造成了一定的限制。社會化是國際競爭力大小的重要標志，我國必須在企業的整體社會化程度較低的條件下利用機會，減少限制。由以上 分析 可知，發展壓力顯而易見。趕超戰略的實現取決于經濟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是社會全面變化的引擎，趕超戰略的實現需要經濟持續增長，工業化不斷升級。而在市民社會發育不充分的前提下，經濟增長單靠其內生的市場或經濟的自力發展是不可能的，它需要國家的“監護機制”“從上”來形成經濟秩序，國家不應當僅僅是作為市民社會從屬的手段性存在，同時也應當作為超越性手段存在。 中國 改革的實質是國家主導型的制度變遷，國家有意識地對未來作出安排。經濟法作為國家與市場良性互補、互動、互長的 法律 表現，既以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參與、 組織和 管理為前提，同時又要求國家的這些行為主要依靠具體經濟制度設計、產業政策和指導性計劃、契約、企業、利率、價格、稅制和稅率、公開市場操作等經濟的、非由政權直接干預和強制的手段來實現[2](P89)。經濟法一方面從制度補給上排除市場障礙，另一方面又從制度能動上直接誘導經濟增長。這種制度創新會使中國走向一條交易成本低、市場運行機制健全、信息靈敏、市場擴張快的發展道路。這具體體現在：
1.在微觀經濟領域，經濟法制手段在制度上事先界定財產經營收益的歸屬和成本的分配，確立投資者和勞動者與企業之間權利義務在企業中相互滲透、相互制衡的邊界，實質上是合理分配企業的增量利益分配權及相應的對企業控制權。
自從社會化大生產出現以來，投資者和勞動者都在自發地追求企業所創造的剩余。在古典企業時期，由于物質資本在生產要素市場中居于支配地位，以及產業資本家政治上的優勢，投勞者只獲得其市場價格，其參與企業剩余分配的權利被剝奪，這便形成典型的資本雇傭勞動制。這種制度缺乏有效激勵約束相容機制，工人常常用怠工、罷工、搗壞機器等手段來抵抗，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本人格化本能追求財產收益和資本增值，而打破經濟效率的保持與增長。隨著知識經濟的孕育和發展， 科技 等人力資本在生產要素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甚至成為關鍵性因素，傳統的資本雇傭勞動制度逐漸轉變為勞動雇傭資本制，實物資本只有依附于高科技等知識含量高的人力資本才能實現其增值。在此背景下，企業的契約理論及人力資本理論得以興起。現代企業契約論認為，企業并非只是股東的企業，而是一種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所組成的特殊契約。“管理者和職工都是勞動力產權的主體。勞動者向企業投入勞動力，不僅是一種勞動行為，而且是一種投資行為，勞動者不僅應該獲得勞動收入，而且應該向其他公司財產投資人一樣，應該獲得產權收益。”[3](P56～57)經濟法在微觀經濟領域的調控應當以此為理念，對增量利益的分配及企業的控制權作出規制，在制度上明確投資者將其有形的物質資本投入企業形成分享剩余的股權，投勞者將其勞動力投入企業形成分享剩余的勞動力權。這樣，企業形成穩定的有效的激勵約束相容機制，促進經濟快速增長。
2.在宏觀經濟領域，經濟法制手段采取直接調控以協調壟斷與市場的矛盾，采用間接調控以協調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矛盾。國家作為經濟管理中心，遵循客觀經濟 規律 ，緩和供需矛盾，將國家本身所占有的資源和信息內化為市場主體的行為來克服市場本身的缺陷，促進經濟快速增長。
(1)直接調控。“壟斷化，是為了對付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矛盾，并根據私人自治，通過市民法秩序而進行的。”[4](P166)大規模的企業，特別是出現了可以統治市場的巨型壟斷組織，自由競爭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市場經濟自發調節商品實現的機制受到限制，不能自動實現經濟的效率;不正當競爭 方法 使市場自由競爭的秩序遭到破壞，民事主體通過謀求法律規定之外的優勢來獲取競爭利潤，從而使整個市場經濟的自發實現機制受到破壞。因此，調整壟斷資本與中小資本的反壟斷法、調整生產者與消費者關系的產品質量法和消費者保護法、調整經營者之間的反不正競爭法等國家直接調控市場的法律，有充分的空間與能力發揮協調壟斷與市場矛盾，恢復自由競爭機制和價值規律的作用。
在我國，關于直接調控的競爭法，要依據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特有規律來制定。中國市場經濟是在逐漸打破國家壟斷的前提下，采取放權讓利的方法逐漸搞活經濟，因此，制度慣性中的行政壟斷比較猖獗。由于改革開放初期制度供給不足和人們逐利心情太切，假冒偽劣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特別嚴重，因此，我國自由競爭秩序的形成應當主要是逐步消除行政壟斷，打擊不正當競爭行為。同時，由于我國社會化大生產程度比較低，應當扶持規模經濟的發展。此外，要避免外國資本通過直接收購和合資控股的方式壟斷我國某些重要行業和部門，以免將中國變為其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地。
(2)間接調控。間接調控是國家調節經濟的一種基本方式，是指國家從社會經濟的宏觀和總體角度，運用國家計劃、經濟政策和各種調節手段，引導和促進社會經濟活動，以調節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維護和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穩定和發展[5](P33～34)。間接調控是國家作為資源和信息中心，積極主動地使用經濟計劃的指導性、經濟杠桿的利導性、行政管理的權威性，內化為市場主體的行為來克服市場本身缺陷的活動，現代國家對社會經濟的間接調控已經形成了“國家計劃——經濟政策——調節手段”為軸線的系統工程。宏觀調控機制調節和控制各種宏觀經濟總量、結構和比例關系，實質上就是確定和變更一定的社會關系。間接調控法通過調和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之間的矛盾來 影響 社會循環過程，協調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矛盾，實現二者的大體平衡。我國已經在間接調控方面作出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探索，1996年宏觀經濟調控軟著陸就是成功的范例。但是上升到法律層次卻之善可陳，今后還應著力 研究 ，同時不斷吸納和借鑒發達國家成功的立法 經驗。
持續發展、公平發展、快速發展是經濟法特有的發展觀，也是最適應中國發展戰略、趕超戰略的法律文明。21世紀，中國經濟法將高揚發展旗幟，提升發展理念，為中國乃至全球的經濟發展與法治建設貢獻重要的制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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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理念的認識論文篇2
《體育發展新理念》
摘要：青少兒體育是提高人類成長期體質健康水平最積極的方式，是各項體育活動的基礎。少年強則中國強，關注青少兒的身心健康，不僅是體育的主業，而且關系到中華民族和平崛起與可持續發展。研究認為，青少兒體育應自兒童始;把“分享運動”的人文價值觀作為我國青少兒體育發展的理論導向，使健康第一的指導思想與課外、校外、假期、家庭、社區體育活動銜接，建立健全符合國情的公共服務體系，才能保障廣大青少兒成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最受益的對象，使體質健康水平可持續提高。
關鍵詞：體育社會學;分享運動;青少兒體育;人文價值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體育展現出持續的輝煌，最大的亮點是金牌不斷增多，最大的遺憾是青少年體質持續下降。如果不相信幾年一次的全國青少年體質測量數據中不斷下降的體能指標，可以看看學校新生軍訓時操場上撲通撲通倒下一片的場景，甚至一些中小學生在升國旗的儀式上也屢屢因體力不支而暈倒，真是觸目驚心。回顧中國體育的累累成果，也不能不看到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制度缺陷，導致對基本公共體育服務均等化的缺位與錯位。究其緣由，與過度依賴短期的功利目標、模糊終極發展的理念有關。
黨中央領導人在2008年“9・29”講話中指出：“國運興，體育興。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推進，我國大踏步邁入世界體育大國行列”;明確提出了“進一步推動我國由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的奮斗目標。這表明，在“奧運爭光”中超額完成任務的金牌大國是不能與體育強國劃等號的。中國體育的優異成績后面存在“民生短板”，已是無法掩蓋的事實;哪怕是在北京奧運會上一份意外驚喜的答卷，當前體育事業的狀況仍然難以讓黨和人民完全滿意。轉變體育發展模式，需要提升到一個新目標來認識。
國家體育管理部門負責人指出：“這一目標是對中國體育事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面向未來發展目標的科學定位。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堅定不移地發展群眾體育事業，著眼于人民群眾對生活質量的新追求，更加深入地研究新的歷史條件下群眾體育需求的新特點和新要求;要進一步履行好政府職能，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多更好的體育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要更加深入持久地開展全民健身活動，積極探索建立全民健身長效化機制。”中國體育改革的轉折和深化，倚賴管理者提升公共體育服務意識，調整管理運作重心和局部發展方式，把構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作為首要任務。青少兒體育發展，更需要強調普惠和公益性。
作為理論創新的嘗試，從國家營造和平崛起氛圍的需要出發，為促進廣泛的運動參與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筆者于廣州亞運會期間撰文倡導“分享運動”;針對體育這一特殊領域的觀念更新，為了使更多的人通過獲得運動體驗來提高身體運動能力，本文進一步倡導“分享運動”的人文價值觀，作為我國青少兒體育發展的理論導向。
從民族復興和平發展的高度看，體育工作者不僅是要把體育本身的事辦好來建設“體育強國”，更需要以體育事業的發展來促進國家的強盛。認真探討“體育”如何才能“強國”的路徑，答案只能是：少年強則中國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最需要受益的對象，應該是代表中華民族未來希望的廣大青少兒群體。
1 人類發展 以動為本
運動惠及大眾，是體育的普世價值，是人文價值觀的核心。通過體育人類學的視角可以發現，人類作為世上唯一兩足直立行走的物種，以不同于任何生物的運動方式，通過上百萬年的歷程適應大自然，在漫長的史前社會就具有大致均等的身體運動機會和條件，才能緩慢進化至今。人類進行身體運動的權利是天賦的，對身體運動的需求是剛性的，是為滿足基本生存和延續的恒久性需求。“分享運動”，就是為了使身體運動回歸公平公正的始發原點。
原始的競技運動幾乎都是人人可以參與的。人類史前主要是通過身體運動來學習和提高生存和繁衍的能力，古老部落里的競技游戲是身體鍛煉、休閑娛樂、社會交往、傳承文化的主要方式，其核心價值觀是“分享運動”。這也從“殘存”至今的現代兒童游戲中可看出，不僅幾乎人人都可以參加丟手絹、老鷹捉小雞之類的游戲，就是借助運動器械的踢毽子、跳繩等也是誰都可以參與的公眾活動。但隨著運動規則及器械的復雜化，高難度的運動技巧使參與運動的人越來越少，如自由體操、花樣游泳或跨欄、撐桿跳等。一般而言，簡單的身體運動如用手撿一塊石頭投擲是幾乎人人都可參與的，但發展到用彈弓射出泥丸就會使會運動者減少，進而用弓射箭時更少，再進而發展到以弩放矢則少之又少。然而，在偏遠地區遺存的具有原始生態的競技運動中，無論規則(禮儀)和器械發展到何等復雜的程度，并未排斥大眾參與。如體育人類學的實證研究表明，黔東南苗族的獨木龍舟賽，本族群從少年到老年，幾乎無需經過任何訓練都可以參與運動。人類學研究表明，人類比其他哺乳動物的哺育培養期長很多，需要在十幾年的成長期有效提高體質健康水平;體育人類學研究表明，原始教育活動與勞動方式以身體活動為主，工業社會以后銳減，需要在生活方式的休閑時段積極增加體育活動的成分。
進入階級社會后，經濟政治地位的差距使社會各階層處于不同的生存狀態，身體運動才逐漸失去了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成為部分人的“獨享”或“專享”。作為人類邁進文明社會早期古希臘競技，雖然提供給古希臘自由民公開競技的集合，但人數更多的奴隸們卻絕不能參與，競技場對非希臘人更視為禁臠。而古羅馬的競技場卻逆向走到極端，以人類相互殺戮為樂，觀眾賦予角斗±運動權利是為了使其走向死亡。身體運動失去分享權利的社會條件。
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以貴族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掌握文化資源，獨享余暇，壟斷用以休閑娛樂的競技活動。所幸，在數千年的農耕文明中，全身性的體力勞動必需與晝夜、四季的自然節律相吻合，因此對個體在客觀上具有體育的效果，并無“分享運動”的迫切需求。一直到工業社會，過細的分工和巨大的科技成果徹底異化了人類的生存環境，使全社會萌生了對體育的強烈需求。經過無產階級和教育精英幾個世紀的奮斗，在已進入后工業社會的發達國家，幾乎人人都知道自己應該享有參與體育運動的權利，聯合國的《體育運動憲章》使其成為主流意識，各國政府提供公共運動場地設施的狀況成為衡量公民生活質量的重要方面。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殘余和幾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影響，致使體育和教育行業潛意識地封閉優質運動資源，從部門利益出發的相對壟斷形式致使公共服務缺失。
公共服務，是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提供公共產品時的勞務行為的總稱，涉及政府如何提供制度供給，如何制定公共政策以及如何提供公共產品的問題。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2020年 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是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確定為深化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方針，使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相適應成為管理部門長時期面臨的重要任務。2008年黨中央總書記提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構想的三個層次：第一，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應依據經濟發展程度和水平逐步建設，指導思想是惠及全民和公平公正，建設步驟要把握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第二，應圍繞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協調處理好公共服務的覆蓋面、保障和供給水平、政府財政能力三者間關系;第三，創新公共服務體制，改進公共服務方式，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社會和市場參與機制，發揮和體現財政資金的公益性價值，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益。在這樣的背景下，體育部門必需轉變行政職能，樹立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提高公共服務意識，把自身定位于公眾服務者的角色，承擔發展體育事業以惠及全民的責任。
我國體育事業在國家經濟捉襟見肘的起步階段，集中力量于局部超前發展，成績斐然，也埋下隱患。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體育提出了“以青少年為重點的全民健身戰略和以奧運會為最高層次的競技戰略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但“兩個戰略”中“以青少年為重心的全民健身”戰略，事實上早已成為虛幻口號，幾乎從未有過像樣的舉措;更奇怪的是，在全國群眾性的體育人口調查中，每次都把青少年的主體――學生作為當然的體育人口來統計，不僅抹殺了青少年體育的特點，而且回避了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從實際效果看，青少年的體質持續30年不斷下降這一令人痛心的事實，對沖了金牌數量不斷增多的喜悅，令人對當前體育制度的失衡深深擔憂。中國體育的總體戰略是以發展高水平競技為先導，帶動體育事業全面發展;在取得輝煌成就以后，更應該讓廣大青少兒分享參與體育運動的快樂，從而收獲身心的強健，顯示體育領域的公平正義。
青少兒體育發展，應該把維護最廣泛青少兒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發展成果由青少兒共享。學習實踐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必需改變以政治為本、以金牌為本的傳統觀念，轉變奧運爭光戰略為體育強國目標，樹立以青少兒體育發展為突破口，樹立為民服務的的指導思想，倡導體育改善民生、大眾分享運動(spons sharing)的嶄新觀念。
就人類生長發育的自然規律而言，青少兒體育應自兒童始。公共服務主體能否意識到公共服務客體的需求并及時生產和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產品，決定了青少兒體育發展的速度和水平。要抓好青少兒體育，必需依靠各級體育管理部門公共體育服務意識的提高，在具體實踐中就是要為廣大青少兒服務，堅持把以人為本的理念具體化，自覺做到權為青少兒所用，利為青少兒所謀，真正做到使廣大青少兒“體有所育”。
2 公共服務 力求均等
當前在我國青少兒體育發展中倡導“分享運動”的觀念，目的是為了推動體育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簡而言之，就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務，享受的機會和程度應該都是平等的。對于我國體育而言，就是絕大多數青少兒不僅在精神層面分享極少數運動精英奪冠的喜悅，而自己也可以以獲得基本的身體運動機會。
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當前國家發展的清晰指向，指政府要為社會公眾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標準的、最終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當前，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非均等化問題在許多行業都很突出，并由此使地區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在體育的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加大，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嚴重阻礙。公共服務在青少兒體育發展中存在的非均等化問題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廣大青少兒缺乏體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安排以及足夠的機會和公共體育運動設施場地;一是在傳統的三級訓練網里有運動天賦的青少兒在層層選拔中每向上邁一個臺階就遠離公共教育一步。
雖然和諧社會理論勾畫了公平公正的宏偉藍圖，但目前中國在公共服務領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需求壓力大與供給不足，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標準不規范等，理論基礎還相對薄弱，實現均等化的途徑和策略還不夠清晰，制度還不夠健全和系統化。這也是青少兒體育發展不如人意的根源所在。
青少兒體育是促進青少兒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它在磨練青少兒堅強意志、促進智力發育、培養優良品德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青少兒營養水平和形態發育水平都不斷提高;但由于學校體育設施和條件供給的不足、未能充分利用等因素，青少兒體質狀況尤其是身體運動能力連年持續下降。近30年的體質健康監測表明，青少兒耐力、力量、速度等體能指標持續下降，視力不良率居高不下，城市超重和肥胖青少兒的比例明顯增加，部分農村青少兒營養狀況亟待改善。這些問題若不能得到有效解決，不僅將影響青少兒的健康成長，也勢必影響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中央早已認識到加強青少兒體育工作的重要性與緊迫性。針對青少兒體質持續下降的現實，為了提高青少兒體質健康水平，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干預措施。200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隨之下達的7號文件《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中發[2007]7號)，規定：“各級政府要認真落實《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統籌協調、因地制宜，加強學校體育設施特別是體育場地建設。城市和社區的建設規劃要充分考慮青少年體育鍛煉設施的需要，為他們提供基本的設施和條件。加強學校體育設施建設。公共體育設施建設要與學校體育設施建設統籌考慮、綜合利用。把‘農民體育健身工程’與農村中小學體育設施建設結合起來，改善農村學校體育條件。公共體育場館和運動設施應免費或優惠向周邊學校和學生開放，學校體育場館在課余和節假日應向學生開放。”“進一步完善加強青少年體育的政策保障措施。中央設立專項資金，實施‘全國億萬學生陽光體育運動’器材支持項目，幫助義務教育階段中西部農村學校配備體育活動器材。在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和衛生新校園建設工程中，切實加大對學校食堂、飲用水設施、廁所、體育場地的改造力度。”中央把青少兒體育視為公共服務的思路很明確：首先，建立新的促進青少兒身心健康發展的教育評估和公共衛生服務監督與指導制度。其次，督促各級各類學校開足開齊體育課，開展豐富多彩的體育活動，尤其是大力推動陽光體育運動，加強對學校體育場地、器材等方面的建設與資金投入。最后，倡導建立學校、社區、家庭相結合的青少兒體育工作網絡，積極宣傳和引導，大力培養青少年良好的體育鍛煉習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在全社會形成鼓勵青少兒積極參加體育鍛煉的公共服務體系。
然而，中央的正確決策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層層下發貫徹，實際效果卻并不如人意。究其緣由，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國體育的理論缺陷和制度障礙所致。專業 理論的研究誤區長期把青少兒體育等同于學校體育，而導致兒童體育的盲點和缺失;觀念里缺乏“分享運動”的公共服務意識，把公共權力視為部門行政專利;體制上導致全民分享的體育運動資源被視為行業財物，形成了在自己小圈子里只為上級領導滿意而操辦體育活動的“專享”和“獨享”狀況。由于中國政府過去是一個管制型政府，難免受到長期的封建社會的傳統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而體育制度更深受階級斗爭以及無產階級專政觀念的侵蝕，形成了失去社會監督的政府主導的行業專權，包攬了體育運動發展的所有事務;在行政管理中，難免不同程度存在部門利益至上的現象，使行使職權不完全從公共利益出發，而是從部門利益出發。
“專享”和“獨享”的現實功利心態，使體育事業進入簡單化操作程序：搞體育的認為體育=競技運動=金牌=奧運金牌，搞教育的卻認為體育=增強體質=學校體育=體育課，而研究者索性把學生都算成體育人口更省事――不僅可以作為體育部門不管青少兒的理由，也可以使“以青少年為重心的全民健身戰略”簡化為城市社區一些老太太的晨練。這些縮小范圍減少責任的錯誤觀念，是與服務型政府的要求相背離的。
金牌大國不等于體育強國的道理中央領導已經講明，而把青少兒體育等同于體育課的陰影仍然籠罩于學校體育之上。體育課是為了增強體質嗎?體育課能增強體質嗎?體育課與增強體質并沒有必然聯系，把增強體質的任務全部放在體育課肩上，是體育教學難以承受之重。教育部門把重心和精力放在體育課程改革上，改來改去，增強學生體質的希望卻越來越渺茫。想一想，許多發達國家不僅大學沒有體育課，高中體育課也是選修的，但學校的大量運動場館設施往往24小時開放;我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三令五申開放學校運動場地，效果一直欠佳，這也是部門“獨享運動”壟斷資源的潛意識，導致一些高校的運動場地設施的豪華先進程度超過了專業隊而享用者仍然是少數人的不公平現象。捫心自問，高校辦運動隊，有幾個優秀運動員是學校自己培養的?讓極少數退役或掛名的專業運動精英以訓練為名馳騁高校操場，即使對本校的學生也不易分享到有限的體育資源，使青少年缺少運動場地的狀況雪上加霜。
中央7號文件，是指導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青少兒體育發展的指南。重點抓學校體育，無疑是正確的。不過，青少兒體育以學校體育為主干，卻又不能等同于學校體育。一方面是我國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過程中大批青少兒離開了學校;有相當部分不能進入各級學校的青少兒，屬于更需要國家提供公共服務的體育權利缺失群體。另一方面，青少兒以學生為主，有不少體育活動是在校外和假期進行，學校難以包攬學生的全部體育活動;即使要以提高學生的體質為目標，學前兒童與體育活動脫節的負面效應也難以在上學后得以彌補……學生體質下降涉及到復雜深層的社會問題，除了學校之外，更需要社會、家庭的配合，也需要代表社會福利的公共財政支持，充分發揮各種體育資源對促進青少兒健康的積極作用。
當前，在我國公共服務發展滯后，總量供應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單靠體育部門和教育部門均獨木難支，難以扭轉青少兒體育發展現狀。如果要改變國家短期難以全面提供公共服務的局面，必需轉變政府職能，彌補其在青少兒體育基本公共服務平臺的缺位。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的基本內容：第一是提供體育活動的公共事業性服務，根據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區別，對其中屬于商業性的部分交由市場去做，對青少兒體育屬于公益性的主體部分責無旁貸地由政府直接承擔起來;第二是提供基本均等化的公共產品，主要是充分體現社會公平的運動場地設施建設等公益性基礎服務。進一步的市場化，需要打破國家體育和教育行政部門對青少兒體育服務領域的壟斷，鼓勵全社會關心青少兒成長，可將應該由政府承擔的一些公共服務職能轉移給具備條件的非政府組織和私人部門甚至社區，實現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的多中心，形成有效競爭機制，實現體育運動資源的有效和優化配置，從而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
對青少兒體育發展理論進行研究，有充足的依據在全社會廣泛更新觀念以促進認識趨同，配合相關公共服務的制度和財政支持，才能夠有效貫徹中央七號文件。具體執行，需要一個制度保障層面的管理機構，使其轉化為長效機制。為此，中央在推行全國大部制精簡機構的背景下，2010年特批新建青少兒體育管理機構，21世紀中國體育界這一最重大的體制改革舉措，顯示了國家對青少兒體育發展的高度重視。
3 分享運動 青少兒始
青少兒體育應自兒童始。如果不考慮人類身體發育最重要的兒童期，僅關注學校里的學生，很難構建增強中華民族體質健康水平的長效路徑。因此，本文慎重用“青少兒體育”的概念來置換缺乏學理支撐的“青少年體育”。
“分享運動”的理念運用到實踐，目的是消減部門和行業“專享”和“獨享”的思維慣性，構建青少兒體育發展公共服務體系，即政府各行政管理部門相關部門積極參與，為廣大青少兒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體育產品，著手使全體青少兒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符合國情、切實有效的公共服務體系，是青少兒體育發展的必要環節。
建立公共體育服務體系，是為了彌補和完善現有體育制度的缺陷。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核心是在公共財政預算和支付的導向上，關注普通青少兒的體育權益、需要和愿望，涵蓋市場難以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政府以國家財政投入，體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以青少兒體育發展為軸心的公共體育服務工程。隨著社會進步，弱勢群體的體育問題，尤其是農村學校體育、農民工二代的體育與西部地區廣大青少兒校外體育等研究領域日益受到關注。
中央7號文件提出“加強領導，齊抓共管，形成全社會支持青少年體育工作的合力”，“建立在黨和政府領導下，教育、體育、衛生部門和共青團組織等共同參加的聯席會議制度，統籌協調解決青少年體育工作中的重要問題。”這是需要用較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進行的大型復雜系統工作，需要一個較長時間周期的工作才能完成。令人遺憾的是，文件下達了幾年，聯席會議的舉行仍讓人望眼欲穿，也未見應該共同達成的青少年體育發展的預定指標和擬定具體的行動計劃，“青少年體育工作網絡”等急需工程并沒有實際承建者。
“青少年體育工作網絡”的正式提法，也來自于中央7號文件，指為有效的圍繞青少年開展體育工作，將縱向上從中央到地方建立的有關行政部門，與橫向上的學校、家庭和社會的青少年體育相關領域有機結合形成組織，關聯成系統。文件要求：“充分發揮共青團、少先隊、婦聯組織的優勢和特色，開展多種形式的課外體育鍛煉活動。青少年活動中心、少年宮、婦女兒童中心和其他校外教育機構要把開展青少年體育活動作為重要職能。積極倡導和鼓勵創建青少年體育俱樂部和青少年戶外體育活動營地。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外體育活動和團、隊活動，充實課外生活，努 力把更多的青少年吸引到健康向上的體育活動中來。”“加強家庭和社區的青少年體育活動，形成學校、家庭和社區的合力。家庭教育對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起關鍵作用。要在廣大家長中倡導健康第一的理念，樹立正確的教育觀、成才觀，注重從小培養青少年良好的體育鍛煉習慣、飲食衛生習慣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勵家長和孩子共同參加體育鍛煉。學校、社區要和家庭加強溝通與合作，組織開展多種多樣的青少年體育活動，促進家庭、社會形成科學正確的教育觀念和方式。”這些都是青少年體育工作網絡的必要環節。當然，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措施，但貫徹下去需要體制機制創新，否則，“青少年體育工作網絡”可能淪為鏡花水月。
近年來，作為橫向鋪開的公共體育服務的工作環境已經得到明顯改善。除了《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全面健身條例》的頒布和《全面健身計劃》的詳盡修訂，為了保障廣大農村特別是西部地區弱勢群體的基本體育條件，形成全民健身長效機制，中央各部門聯合下文要求發揮鄉鎮綜合文化站的功能，進一步加強農村體育工作。文件指出：鄉鎮綜合文化站是集體育、文化服務等多種功能于一體，服務當地農民的綜合性公共機構，其中承擔著鄉鎮政府管理體育工作和提供公共體育服務的職能，是農村公共體育、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政府開展農村體育工作的基本陣地。然而，作為體育和教育縱向管理的青少兒體育發展仍然需要進一步協調，為青少兒“分享運動”著手制度創新，尋找可行性路徑。
一個公共服務型政府，必需以滿足公民和社會的需要為政府職能定位，在公共服務意識的指引下，打破行業壟斷和專業封閉，真正地管辦分離、官民分離、政企分離，把按照公眾的意愿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作為頭等大事，建立以發展青少兒體育為基礎的公共服務體系。體育行業的主要工作重心將不再沉淀于內部“完善”培養少數運動精英的模式，而逐漸按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實現“對內開放”，調整基層業余訓練親手操辦的傳統方式以提高管理重心，面向中華民族的身心健康發展制訂系統配套的方針政策，為體育惠及民生提供導向。教育行業則需要“對外搞活”，各級學校需要把公共服務置于部門、單位利益之上，消除系統封閉和資源壟斷，明晰學校體育的公益性質，一切從青少兒身心全面健康發展出發，不僅要把學校的體育運動場地向社會開放，更應該最大限度讓廣大學生充分利用。
在行業行政化分割各自為陣的管理慣性下，解開青少兒體質持續下降的癥結，并不取決于學校的體育課程是否合理，也不取決于調整高水平競技耗費財力的多寡，而主要在于如何彌補課外、校外、假期體育活動組織管理的嚴重缺位，是填補青少兒在學前、家庭、社區體育活動的空白。當前，亟需教育和體育部門攜手，在各部門聯席會議共同制訂政策法規的基礎上，把青少兒體育俱樂部、青少兒活動中心、傳統校、特色校、基地、營地特別是大批嗷嗷待哺或奄奄一息的基層體校，作為建設青少兒體育工作網絡的基礎細胞、構建銜接業余訓練基本單位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才能真正使高水平競技運動的后備人才培養具有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力，并推動學校、家庭和社區以青少兒為軸心的各種大眾體育活動。
體育運動缺乏分享，青少兒體質健康難提高。“健康第一”的指導思想已提出了10余年，卻一直作為口號懸掛在半空中。要使其真正得到貫徹，需要續接“分享運動”的體育發展新理念，把政治口號轉化為面向青少兒體育發展的實際工作，面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具體實踐，使之有效鏈接現實生活中每個人實施體育行為的領域。“分享運動”作為遵循科學發展觀更新體育觀念的實施途徑，通過構建公共服務體育制度的重要環節，將使中國體育在人文價值理念引導下，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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