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改革開放方向的毛概論文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論中國改革開放的毛概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中國改革開放的毛概論文篇一
《論具有強大動力的改革開放》
摘要：改革開放是我國經歷曲折之后提出的一大偉大的創舉，它有著自己鮮明的特色，結合了資本主義的優秀成果，并借鑒其他國家的歷史道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我國具體的實際相結合。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不僅發展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關鍵字：改革開放;馬克思主義;強大動力
1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
1920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首次沖擊。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還處在帝國主義資本時代，各國資本主義經濟開始第一次的大蕭條，資本主義的弊端開始出現，這次弊端的出現，可以說是二戰的根本原因。與此同時，蘇聯社會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隨著世界的發展，和平與發展已經取代了之前的暴力狀況成為了現如今的時代主題，并且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之內可以保持這種和平與發展的外部環境。任何偉大的理論要想成為引領時代進步的強大推動力量，成為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都必須轉化為實踐創新才有可能實現。
我們黨和政府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路線，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全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此我國展開了新的篇章——改革開放時期。
2改革開放是我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強大動力
鄧小平理論被稱為“新階段”——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鄧小平理論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又開闊了其新的境界。鄧小平同志憑借自己理性的思維與膽識，回答了眾多始終禁錮著人們思想的重大問題，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新的問題和新的看法，提出要符合三個“有利于”。這就要求黨和國家人民要開放自己的頭腦，更要使我國對外開放，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地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
隨后鄧小平理論基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礎性問題，深刻地認識到我國的社會現狀是要提高我國的科學水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就充分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那么面對新的時期，新的挑戰，鄧小平理論深刻地指出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改革開放。
其次，改革開放的新想法、新局面充分體現了我黨與國家領導人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全面詮釋，他們動態地分析了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具體實際的相結合，最適時宜地做出了理性和科學的決策。
再次，鄧小平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身的根本任務、發展階段、發展道路，分析了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面臨的外部條件、國際趨勢等重大的問題。并且制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它包含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科技、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組成起來的比較完備的科學體系。
3改革開放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強大動力
3.1改革開放是推進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客觀要求
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了我們現代時代的主題，各個國家之間的聯系不斷加強，國際趨勢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技、軍事、教育等方面的新變化迫使中國面臨著一場改革的洗禮，在和平年代只有通過改革才能使我國經受住新的變化。我國黨和人民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無疑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面對這些領域的變化就使得我國如果想要在國際地位上有一席之地，就一定要直面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不能夠為幾百年后的問題來提供現成的答案，那么這時候就需要我們根據時代的變化來重新解讀與認識馬克思主義，深化和改造馬克思主義。
3.2改革開放為推進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不竭源泉
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現在所干的事業是一項新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新的時代呼喚新的理論，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實踐的發展永遠是理論創造的源頭活水。鄧小平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深入研究中國實行四個現代化所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并且做出有重大指導意義的答案，這將是我們思想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
3.3改革開放充分展示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特有優勢
曾經的歷史教訓告訴了我們如果關起門來自己建設，把國外的一切文明擋在門外是不行的，此時此刻改革開放就為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搭建起了一個橋梁。這有利于我國吸收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優秀文化，結合中國特殊的國情和優勢，創造性地推進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進程。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利用廣闊的平臺，不斷展示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新優勢。
3.4改革開放為推進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新的更高起點
“理論研究只有同社會發展的要求、豐富多彩的生活和人民群眾的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才能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影響力，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舉措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上的，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不僅是對于我國改革開放發展的強大動力，更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強大動力。
參考文獻
[1]王良虎.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綜述[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1).
[2]王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及其歷史進程[J].邊疆經濟與文化，2007(12).
中國改革開放的毛概論文篇二
《論改革開放的歷史地位》
摘要：本文結合30年前國家面臨的局面和30年來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論述了改革開放的性質以及改革開放與當代中國命運的關系。對于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總結與反思。
關鍵詞：改革開放;革命;社會主義
近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我們黨經受住了國際國內各種風險的考驗，我國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不斷提高，這些成就取得都是與我們黨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分不開的。正如胡錦濤同志所指出的，“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一、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
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明確下了這樣的一個結論：“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回頭看看30年前我們國家面臨的局面，看看30年來來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我們就會明白為什么十七大把改革開放稱做是新的時代條件下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30年前，持續十年之久的““””結束，當時的中國是個什么樣子呢?思想上，““””嚴重混淆了是非，唯心主義、行而上學猖獗，思想嚴重混亂;政治上，““””嚴重混淆敵我，十年動亂中全國上下受打擊和迫害的干部群眾達一億人，迫害至死的有二千萬人;文化上，““””大規模地毀滅文化，我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燦爛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經濟上，““””以階級斗爭為綱，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國民收入損失了五千億人民幣，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致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曾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曾這樣說：“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這就是當時中國廣大農村的真實寫照。
面對這種特殊的嚴峻局勢，我們黨沒有退縮，而是科學分析國內狀況和世界大勢，準確把握時代主題和人民愿望，堅定地實行改革開放，成功地開辟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
30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改革開放的進程和實踐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這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把許多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并不具有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東西，或者只適合于某種特殊歷史條件的東西，被當作“社會主義原則”加以固守;許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生產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的東西，被當做“資本主義復辟”加以反對。要改革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本身就難，再加上人們舊的思想觀念，還有“左”的勢力的拼死阻撓，使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和實踐異常艱難。所以鄧小平同志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這兩句話，把改革開放的性質說得非常很深刻。當然，這里所說的革命，并不是指革命的本義。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革命”不是指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政治大革命，而是指事物本身發生深刻的變化。具體到我國推進的改革開放，無論從改革開放在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方面所取得的巨大作用來看，還是從其引起我國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變革的深度和廣度來看，都可以說它是場新的革命。只是這場新的革命不同于馬克思所論述的政治革命罷了。
二、改革開放決定當代中國的命運
黨的十七大強調必須堅定不移地實行改革開放。胡錦濤同志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這個論斷是十分正確的。因為歷史經驗和今天的實踐已經證明，只有改革開放才能使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發展起來。就中國而言，“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
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看，1949年后的最初幾年，發展情況還是比較好的。但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由于受斯大林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直接影響，加上當時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不甚了解，我國同樣由此而逐漸形成了一個高度集中的而又僵化的不利于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以及同這種經濟體制相聯系的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這樣的經濟政治體制嚴重束縛了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1956年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后，同樣由于受“左”的觀念的影響，一方面是別人封鎖我們，另一方面我們自己也封鎖自己，不改革，不開放，還繼續沿襲革命時期的許多做法，大搞群眾運動，大搞政治斗爭，大搞階級斗爭，以至于“中國社會從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于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到““””結束時，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于我國實行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實行了改革開放，國家迅速地發展起來了。30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快速而又比較平穩地發展，我國GDP總值已經居世界第4位，進出口貿易額占世界第1位，外匯儲備占世界第1位。越南、老撾等社會主義國家，繼中國之后也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同樣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發展。事實充分說明，在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只有改革開放才能使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的發展起來。這也是為什么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中國要堅持改革開放的原因。他明確地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甚至說：“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已經證明，必須通過改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通過開放，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這是復興中華民族的必由之路。
三、正確處理改革開放中的矛盾和問題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同時，在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困難和挑戰，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矛盾和問題。一是經濟效益仍然十分低下，整個經濟發展的投入產出系數和發達國家相比明顯過低;二是分配不公的問題比較突出，包括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太大，很容易導致社會不穩定：三是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相當嚴重;四是沒有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全面推進政治、社會和文化體制改革。五是改革的前瞻性不夠，即一些改革舉措過多考慮了眼前的、局部的形勢，相對忽視了長遠的、全局的形勢，過多考慮了既得利益階層和社會強勢群體的權益，相對忽視了新興階層和社會弱勢群體的權益，因而較少考慮改革可能帶來的“后遺癥”和改革的可持續性。
面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這些問題，從多方面進行認真地總結與反思，是完全正常和必要的。問題是如何反思，大體上有兩種看法：
一種是基本否定過去的改革，主張重走計劃經濟或集權經濟的老路，主張重新拿起階級斗爭這個法寶，甚至主張用““””的方式來解決今天的新問題。這條路是肯定走不通的，這是一條死路。因為，中國和世界幾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計劃經濟不僅解決不了經濟效益低下的問題，也解決不了分配不公與腐敗問題。如從一五計劃起，到改革開放為止搞了20多年，看起來經濟建設搞得熱熱鬧鬧，但由于效率太低，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其總的成就，按照李先念同志1979年在國慶30周年紀念會上的報告中所說，“同億萬人民所付出的辛勤勞動比較也很不相稱”。在腐敗方面，過去腐敗雖然沒有現在這樣多，但同樣比較嚴重，由于是計劃經濟，當時的腐敗還具有隱蔽性。在政治生活中，拉關系、向上爬、打擊報復、媚上壓下、蓄意陷害等現象，和現在相比要多得多。由于政治腐敗往往可以置人于死地，比經濟腐敗更可怕，所以至今許多人仍心有余悸，要重走這條老路，絕大多數群眾也肯定不會同意。
另一種是主張“正確總結經驗，繼續深化改革”。首先，在思想上要十分明確，上述存在的問題，雖然看起來是同某些改革有關，但它絕對不是改革的必然結果，而是改革還沒有完成或者還不到位的反映。對于這些問題，必須也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3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確保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政治上的長治久安。
問題是，在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中，始終有一些人抱著“左”的觀念不放，極力反對改革開放，甚至是旗幟鮮明地反對改革開放。他們拒不承認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拒不承認過去的運動、階級斗爭、折騰給國家、人民和我們黨造成的巨大災難。他們教條式地理解160年前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式地理解列寧主義，就是不看中國今天的實際，也不管今天的世界大勢。他們從已經失敗了的斯大林政治經濟模式出發，從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理論出發，以正統自居來非難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改革開放。他們把今天的腐敗等問題同改革開放劃等號，利用部分低收入群眾對腐敗等問題的不滿，直接質疑甚至是公開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針對這樣一些對改革開放的責難，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上擲地有聲地指出：“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這句話是極有針對性的。我們承認今天中國在經濟建設、社會發展中的問題，但要解決這些問題，絕不能走回頭路，因為改革前的實踐證明那是一條死路。解決現實中的問題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從制度和體制上解決問題。例如，要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改革相關的體制;要解決收入差距過于懸殊的問題，必須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要解決腐敗問題，就離不開政治體制改革。
總之，開弓沒有回頭箭，停頓和倒退是沒出路的。如果停頓改革開放的步伐，問題只能會越積越多，過了臨界點，問題就會總爆發，局面就會變得不可收拾。如果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回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舊年代，不僅會將改革開放的成果毀于一旦，而且社會必將發生大亂，國將不國，后果將不堪設想。
中國改革開放的毛概論文篇三
《淺談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城鎮化進程的歷史演進》
按照農村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空間與國家政策調試的區域劃分，我國農村城鎮化大致分為兩大階段，以1992年為分水嶺，之前屬于二元社會制度框架內的發展與調試，1992年國家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我國農村城鎮化進入到城鄉統籌思路上的政策安排。進一步細分，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農村土地制度變革促進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從糧食種植業向林業、副業等農村其他經濟領域轉移，農村生產要素由靜態向動態轉化成為改革開放后農村城鎮化的第一階段(1978―1983年)
改革開放之初，為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國家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制度的運行帶來了資金、勞動力和糧食的剩余。農村生產要素的城市化聚集與轉換是城市化的普遍規律，中國的特殊性在于，這一時期城市改革也處于起步狀態，不具備吸納大量勞動力的條件。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改革的重心在農村，在以農村改革為主、城市改革相配合的改革局面主導下，城鄉關系得到改善，差距逐漸縮小。但壁壘森嚴的城鄉二元制度仍然無法實現農村生產要素城鄉間的自由流動，由此農村生產要素從農業種植業向農村林業、副業等其他領域轉移成為最合理的去向，生產要素的動態轉移，是農村經濟走向商品化生產的前提，而這正是農村城鎮化的經濟基礎，因此，生產要素由靜態到動態的轉化成為農村城鎮化的準備和前奏。
二、迅速崛起的鄉鎮企業產生的“集聚”效應，促進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向農村非農產業和個別村落集聚，小城鎮自主誕生，這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城鎮化的第二階段(1984―1991年)
土地制度變革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又使大量勞動力從農業中“離析”出來成為剩余，當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涌現，并日益成為顯性問題時，引起國家高度重視，于是農村出現鄉鎮企業(最初稱作“社隊企業”)時，國家認識到其發展對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作用，給予高度評價，并在政策上加以扶植。鄉鎮企業作為農村新的生產力因素，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以交換為目的進行的商品生產，與市場密切聯系，由此農村小城鎮悄然興起。
農村小城鎮的快速發展吸引大批農民放下鋤頭鐵鍬，進入小城鎮尋求就業機會，這就迫切要求在城鎮落戶。有鑒于此，1984年10月國務院發出《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規定，凡申請到集鎮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和家屬，在集鎮有固定住所，有經營能力，或在鄉鎮企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部門應準予落常住戶口，及時辦理人戶手續，發給“自理口糧戶口”統計為“非農業人口”，這是對我國原有二元戶籍制度的重大突破。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各地加快了小城鎮的建設步伐，全國建制鎮由1979年的2851個增加到1985年的7511個。到1990年底，小城鎮突破1萬個，小城鎮人口達到2.67億人左右。
三、國家經濟體制轉軌及政府宏觀引領，促進城鎮制度體系逐步建立，這成為農村城鎮化的第三階段(1992―2001年)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開放性的經濟形式，它能夠通過基本的交換關系將農村與城市相互隔絕的生產與生活狀態納入到市場體系之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提出，意味著國家在主觀意識上要打破禁錮多年的城鄉二元結構，走城鎮化發展道路是二元結構的有效突破口。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關于小城鎮建設的專門文件：《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文件強調提高城鎮化水平是一個漸進過程，并提出要充分運用市場機制搞好小城鎮建設。
從1992年到2001年，這一階段我國改革打破了城鄉分離的二元格局發展思路，具有突破性進展。但此階段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與異地轉移農民切身利益相關的戶籍制度改革都處于起步階段，轉移到城鎮的居民沒有從身份轉換中得到顯著的福利改善，農村城鎮化道路任重而道遠。
四、提高城鎮質量，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促進二元經濟社會一元化，最終實現“人的無差別發展”，是農村城鎮化的第四階段(2002年至今)
在未來的二三十年里，中國農村城鎮化將從根本上改變過去城鄉二元結構，使中國進入到以城市人口為主，最終建立“人的無差別發展”的國家。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工業反哺農業，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是最有效的途徑。
要“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強調“堅持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正式將農村城鎮納入到城市經濟與社會體系;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由此中國農村城鎮化建設進入統籌城鄉發展的新階段。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的發展目標，并指出要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相互協調。十六大以來國家的農村城鎮化政策旨在突破二元社會制度，以城鄉統籌的思路對農村城鎮化政策做出不同于前幾個政策發展階段的新的、根本性的調整，最終實現城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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