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中的《易經》思想運用

　　《易經》又名《周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然哲學與人文實踐的理論根源，對中華傳統文化有不可估量的影響，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作為從幾千年實踐經驗發展而來的中醫學，不可避免的深受其思想的影響，而《周易》與中醫密不可分的文化關聯也體現在后世醫家的各種著作中。唐代著名醫家孫思邈講到“不知易，不足以言大醫”，而《傷寒論》中所包含的《易經》思想的運用較多，現筆者將主要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探析。

　　1 《傷寒論》一些方劑命名中的《易經》理念

　　《傷寒論》中的一些方劑命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易經》的思想。如大青龍湯、小青龍湯、白虎湯、玄武湯(真武湯)、四逆湯等，便是依據四個方位所對應的四種藏象，以及對相對應內臟的治療所來。《易經》中有記載“甲乙寅卯青龍木，庚辛申酉白虎金，丙丁巳午朱雀火，壬癸亥子玄武水”。

　　“青龍湯”是治療風邪療表證的方劑。五行中東方為木，對應青龍，風屬東，古人將通治風寒表證者定名為青龍湯。又根據疾病所兼里證的不同而區分，兼郁熱者命名大青龍湯，兼寒飲者命名小青龍湯，兩者都兼有的命名小青龍加石膏湯[1]。“玄武湯”，即真武湯，為治寒治水之劑，五行之中北方屬水，對應玄武，凡陽虛或受寒引起的水液不化之證均可用之，此北神“玄(真)武”之深意所在也。“四逆湯”是《傷寒論》中少陰病篇回陽救逆代表方。先天八卦中，“四”對應著“震卦”，“震卦”在后天八卦中，方位又對應著“東方”，季節對應著“春季”，于六氣對應“厥陰風木”。之所以有“四逆”之因，主要是由于厥陰風木的升降疏泄異常，導致腎、脾、心、肺的氣機失調，故曰“四逆” [2]，充分體現出與《易經》思想的融合。

　　2 《傷寒論》中“六經辨證”的《易經》理念

　　“六經辨證”是將外感疾病演變過程中的各種證候群進行綜合分析，通過歸納其病變的部位、寒熱、邪正盛衰等，之后再細分為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少陰六經。“六經辨證”的治療方式將《傷寒論》的辯證體系提升到了一種新的高度，地位尤顯重要。而張仲景 “六經辨證”的思想與《易經》也有著緊密的聯系。

　　《傷寒論》中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陰三陽之謂人”的記載，而“三陰三陽”的模式源于河圖生數之交變，成為各類型分證之綱領，“三陰三陽”與經絡、臟腑、氣化等互相結合，成為了“六經辨證”的辨證體系[3]。河圖作為《周易》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同樣與中醫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河圖中講述，“一、二、三、四、五”是“生數”，“六、七、八、九、十”是“成數”，除數字“五”較為特殊外，其余生數和成數相互組合而構成“三陰三陽”[4];一、三皆為陽數而生化于太陽，二、四皆為陰數而生化于太陰，一、四相鄰而生化于陽明，二、三相鄰而生化于少陽，一、二相對而生化于少陰，三、四相對而生化于厥陰[5]。陰陽的對立統一和相互轉化，是事物運動、變化及發展的基礎動力。古時醫家通過對天文、地理的觀察，運用以數定象、因象明理的獨特象數思維模式，才建立出“天、地、人”三才于一體的醫學模式[6]。

　　鄒學熹[7]認為“六經辨證”學說不是張仲景建立的，而是《黃帝內經》根據易學陰陽之理，六爻之論，提出的三陰三陽六經學說，如《素問·天元紀大論》說：“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也說，“《傷寒論》本《素問》、《九卷》而來”。此說法是根據六經相對應的病證歸納而來，同樣是為了發展研究《傷寒論》，但不容置疑的是，在其發展中《易經》確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與價值。

　　3 小結

　　《傷寒論》中的《易經》思想運用并非僅限于方劑命名和“六經辨證”兩方面。《易經》中的占卜吉兇的一些思想也在《傷寒論》中有所體現，只不過《傷寒論》中運用的更加符合醫學原理，更加貼切。如“炙甘草湯”證中講到“脈來動而中止，不能子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傷寒論》中理、法、方、藥俱全，其學術思想對中醫的發展也異常重要，而《易經》中的陰陽理論、三才理論、河圖洛書思想等卻影響到了整個中醫學的發展，通過對《黃帝內經》中理論的說明指導而直接影響到《傷寒論》的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