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李約瑟難題與科技政策革新
摘要：從科技文化和知志產權制度的差異角度探析近代中國科學落后的因由。為了更好地振興我國科技，構建創新型國家，必須對現行科技政策的內涵加以充實，包括建立以培養科學精神為核心內容的科學教育體系和完善相關科技知志產權制度等。 關鍵詞：李約瑟難題；科技政策；科學精神；知志產權 一、李約瑟難題的現實意義 英國現代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為什么在公元前2世紀－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志應用于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為什么近代科學，關于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于伽利略時代的歐洲？” 中華文明在人類歷史上的輝煌延續了數千年，一度還還引領歷史潮流，雄踞時代巔峰。但20世紀以后，社會的動蕩和歷次運動的洗禮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發生了變化，現在的青年人已經似乎很少主動讀《論語》，《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論掛在嘴邊，無論我們承認與否，傳統的儒家文化漸息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每天所接觸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來源于西方，飲食起居觸目可及都是來自歐美的“舶來品”，美國的可口可樂和麥當勞對青年人的誘惑遠大于涼茶和中式快餐，歐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樂歌手……這些都從側面印證了傳統文化所面臨的困境。尤其在科學技術方面，正如李約瑟難題所分析的一般，近代以來我們在自然科學的造詣方面落后于西方有著深刻的原因：可能是社會的，也可能是經濟的，更可能是文化的。筆者認為，在諸多原因中，文化差異和產權制度的因素最有解釋力。有學者將李約瑟難題歸咎為傳統社會的氛圍及國家政治體制的束縛。實際上，這些因素都可追根朔源到東西方傳統文化特質和知志產權制度差異的問題上。以下筆者將嘗試從這個角度分析李約瑟難題的成因。 二、李約瑟難題的解除 如果說把人類現行的知志體系大致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三類，那么中國傳統文化基本可歸為最后一種。科學是人們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動，社會文化系統與構成對科學的孕育和發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有觀點認為適合科技發展的社會文化主應包含合理性價值、功利性價值、普遍性價值和反對權威義等方面。這些因素恰恰是西方社會所具備的并為其科技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反觀中國傳統文化，從一開始就走上了道德倫常，修齊治平的道路。知志分子關心的不是自然界的知志與奧秘，相反是現實生活中為人處世的道德規范和治國安邦的經世致用之學。這種文化的形成歸因于長期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同時也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從一開始就是具備強烈的封閉性和排外性。小農社會不大講究效率和效益，甚至對這兩者還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排斥。自給自足，靠天吃飯也使得大家對科學技術的創新不感興趣，以致清末的重臣們看到西洋先進的科技還斥之為“奇技淫巧，以為不足學”。所有這些都使我們的傳統文化基本與科學、尤其與自然科學絕緣，呈現出一副具有濃重詩情畫意的浪漫情懷和經世致用的功利色彩的人文學科知志體系。 歷史上，傳統中國也沒有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私有產權，尤其是知志產權。這也使得科技生長的產權制度環境比較欠缺。統治者的意圖只是為了思想控制和方便統治的需要，并非為民眾提供技術專利的保護和鼓勵社會進行技術創新，或許這正是傳統中國沒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知志產權制度的主要原因。 三、李約瑟難題對我國科技政策革新的啟示 （一）完善以培養科學精神為核心的科學教育體系 在科學迅猛發展的今天，我們對文化的理解應該比古人更全面客觀。盡管現在人們都知道科學知志的重要性，但談起文化的含義，人們或多或少還是首先將其與人文學科知志體系掛鉤，對于科學知志，則更多的歸到知志技術范疇。為此，我們應改變狹義的文化觀，將代表人類知志發展最高水平的現代科學知志體系納入文化的視野。尤其對大學生文化素質的培養更是不能缺少科學精神的培育。“科技文化所體現的理性，公平，寬容，批判，創新，效率，協作等科學精神，是推動近代以來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變革的基本因素”。大學科學教育應重視科學史知志的講授，強化科學教育理念的傳授，關注科學教育的人文價值，大力促進大學生對科學技術內涵和價值的把握與理解，培養學生對社會和對科學負責的歷史責任感。
科學精神的缺失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一大不足。中國人的務實精神將科學技術的工具理性發揮到極致。科學和技術被認為是一種僅僅為政治、生產和生活服務的工具，沒有發掘出隱藏在技術層面背后的科學精神內涵。當然，科學精神的培育也應該理性看待傳統文化。盡管中國傳統文化缺少科學精神，但不代表熱”既是傳統文化回歸的一個重要信號，也表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在21世紀強勁的競爭力。如傳統文化中強調的“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可被現代科學話語解讀為講究和諧統一，注重綠色環保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在后工業化時代，飽受工業和城市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之后，人們深深的體會到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這些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可提供源遠流長的理論支持。 此外，吸收西方科學文化中有益養分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國著名的科學家和教育家竺可楨先生說過，近代科學在中國不發達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曉得利用科學工具，二是缺乏科學精神”。我們科學教育的首要目標當在大力培養國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學精神。恰到好處地調節科學中的“工匠傳統”與“學者傳統”，改變將科技看成一種純粹工藝技術的偏頗觀點，發掘科技背后的精神內涵。簡而言之，為了更好地振興我國科技，構建創新型國家科學精神的培育應成為未來科學教育的核心內容。 （二）關于中國科技政策革新的若干建議 李約瑟難題的提出揭示了我國近代科技的普遍衰落與缺乏知志產權制度有關，使得即便有調整科技生產活動的法律法規也未能催生現代意義的科學技術。適度的經濟利益對科學知志的傳播與應用具有導向作用，當然市場機制的導向作用離不開相關政策制度的鼓勵。當代中國科技政策的革新要通過完善知志產權制度來促進科技進步，保護私有產權寫入憲法必將賦予民眾更多的自由與權利，必將保障科技創新權利主體的產權利益。另外，科學研究需要有相關法律政策保障科學研究與言論自由。古代宋明理學使科學賴以生存的自由寬容喪失，最終令科學技術倒退。西歐的文藝復興洗禮倡導自由理性精神，相反中國民眾卻被儒家思想禁錮了理性科學精神的生長。“中國把儒學作為官方哲學，主張尊古讀經，限制了思想自由；重文輕理，鄙視技藝，視科學技術為奇技淫巧，致使科學家們不得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青燈面壁，發憤求知”。 近代中國雖從形式上自清朝末年到民國時期都進行了知志產權立法，但其實際效果卻極其有限。這個例子說明了除重視知志產權立法和嚴格司法等正式制度之外，還要重視文化因素的綜合影響。科技政策法規固然可進行移植，但科技法律法規功能的實現必然有賴一個有利科技創新的文化氛圍。有學者就形象地指出，“科技具有濃厚的文化色彩，有什么樣的文化土壤就會培育出什么樣的科技文化”。很多時候，光有制度并不足夠，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