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放在當代會如何？

　　漢唐人讀《孟子》，是把它看作一部子書，與其他先秦諸子放在一起評頭論足。宋明人讀《孟子》，則把它神圣化權威化，看作不可質疑的儒家經典。現代把孟子還原為普通人以后，人們又開始議論《孟子》一書的種種疑點。幾千年來對《孟子》的理解，幾經變化。

　　由于《孟子》的體例是學《論語》的，東漢趙岐稱其為“大賢擬圣而作者也”，不像其他諸子的著作有完整的體統，所以，其中有一些細節不一致和前后抵牾。盡管同《論語》相比，《孟子》的敘事方式由警句變成了段落，話語有了事件背景，但依然存在著同《論語》類似的問題。還有，孟子不像孔子那樣謙讓，說話比較大膽，為了強調自己的觀點而不惜夸張，或者剪裁資料為己所用，改造史實以支持自己，批評論敵時偶爾歪曲原意，說理不以事實為重，全靠氣勢震懾對方。所以后世有些人往往會覺得孟子是個“說大話”的高手。在解構“宏大敘事”的背景下，《孟子》還有多少說服力是有疑問的。

　　反過來，我們還要看到，《孟子》確實戳到了一些人的痛處。由于孟子言辭激烈，而且對君主頗有微辭，所以往往引起在位者不滿。根據明人筆記《雙槐歲抄》卷一“尊孔衛孟”條的記載，朱元璋就曾經收拾過孟子。“上嘗覽《孟子》，至土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結果引起了刑部尚書錢唐抬著棺材抗議。“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余榮。上見其剴切出于至誠，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明史 · 錢唐傳》的記載大體相同，還增加了一句史料：“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即刪掉一些當時認為《孟子》一書不恰當的內容，出版“潔本”。這位主持刪訂《孟子》的儒者，就是翰林學士劉三吾。根據劉三吾在《孟子節文》題辭中的說法，刪節的原則是那些有可能引起以下抗上、“抑揚太過者”，共85條。刪掉的這些條文，“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一以圣賢中正之學為本，則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諂矣。”永樂年間，朱棣根據大臣的請求，恢復了《孟子》一書的原貌。這個古代刪書的故事很有一些意思，反映了官方對《孟子》態度的變化。

　　可見，《孟子》有不同的讀法。在民間，往往會因為孟子的言過其實、議論夸張，抵消其弘揚道義的力量;在官方，往往會因為孟子的抗上姿態和不服從精神，感到不爽，壓抑其批判社會尤其是批判政權的權利。如果過分受這兩個方向的誘導和逼仄，就有可能認識不到《孟子》的真正價值。以現代為例，即便是管理學中廣為尊崇的德魯克的著作，也具有類似于《孟子》的瑕疵，例如其中有些論證說理不夠充分，有些舉例是否真實大有可疑，有些說法亦帶著武斷之嫌。如果斤斤計較于這些細節，就有可能不識大體。常說的“魔鬼在細節之中”，實際上有兩個魔鬼，一個魔鬼是細節的不察導致宏觀的偏失，差之毫厘而謬之千里;另一個魔鬼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津津樂道于細節的考究而失去了宏觀的視野。滿足于宏大敘事而細節上馬馬虎虎固然不足取，細節上嚴謹認真而失去遠大目標也會顯得猥瑣而不大氣。因為孟子倡導的王道限制了權力的霸氣而運用公權打壓它，則更是毀滅信仰追求的治國歧途。

　　我們應當看到，《孟子》一書并不是沒有瑕疵，在邏輯的嚴密和說理的證據等方面，它并不是無懈可擊。然而，在確立社會道義、奠定普世價值方面，孟子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孟子》一書，描繪出了天地之間的“大丈夫”形象，設計了君子養氣修身的基本路徑，論證了民貴君輕的社會原理，把民本思想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奠定了儒家的道統概念，確立了義利關系的基本準則，所以，領會它在價值觀上的建樹，掌握它在古代社會管理中的指導思想地位，有助于后來者理解中國管理思想史上的提綱挈領作用。后人說孟子“醇而又醇”，說荀子“大醇小疵”，不是說細節上的精美，而是說方向上的端正。比照西方的管理思想，我們不難發現，現代的進展，往往多表現在技術創新方面，而基本理念和價值觀的確立，則離不開歷史的傳承。例如，西方的治國理想，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起就有了宏觀展望，到中世紀，奧古斯丁、阿奎那等人在神學的旗幟下，確立了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念，近代的啟蒙和變革，只不過是剝離了阿奎那《神學大全》中的神圣上帝，而把其中的價值觀念還原于人自身。就連現在十分流行的“公民社會”，追根溯源，也是來自于中世紀自治城市的“市民社會”。《孟子》一書，在發揚和深化孔子創立的儒學、形成中國古代的社會價值主導理念、確立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擔當等方面，自有其歷史意義。研習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需要從《孟子》那里探究“中國式管理”的價值觀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