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中國稅負水平的國際比較與建議

　　摘要：當前，我國稅收收入已連續多年以明顯超過GDP增長速度的水平快速增長，宏觀稅負水平持續提高，引發了社會各界關于國富民窮問題的爭論。本文在分析1986年以來的稅負演進趨勢的基礎上，探討了影響我國稅負水平的客觀因素，通過與世界主要國家進行分組的比較分析，發現我國的宏觀稅負相對較高，最后從稅收監管、稅收改革、社會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調節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對策與建議。

　　關鍵詞：稅負 影響因素 國際比較 政策建議

　　稅收負擔問題一直是關系國計民生最尖銳、最敏感的問題之一。2009年美國《福布斯》雜志公布的稅收痛苦指數排名中，中國得分159，排名上升至第二名，成為僅次于法國的高稅負國家。當前宏觀稅負水平持續地提高，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隨著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稅負在地區結構間分布不平衡，在要素結構間分布不平衡，容易加深納稅主體尤其是居民的稅負感受，理性分析我國稅負水平成為當前急需關注的問題。

　　一、我國稅負水平的變遷過程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從1978年的3645.2億元上升到2012年的56.9萬億元，呈現出快速增長態勢，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從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第二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社科院發布的《新興經濟體藍皮書》指出，預計到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稅收來源于經濟，得益于經濟發展的良好形勢，我國稅收收入也表現出迅猛的增長態勢。全國稅收收入從1978年的519.28億元上升到2013年的11.1萬億元，占GDP的比例從14.2%上升到19.4%，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顯示，除個別年份(1986，1987，1990―1992)外，我國稅收收入一直以高于GDP的增長率在增長。

　　與稅收收入超經濟增長相伴隨的是我國稅負水平的不斷提高。稅負反映的是納稅人或者說征稅對象對于政府課稅的承受狀況，通常用一定時期內稅收總收入占GDP的比重表示。1978年以來，我國宏觀稅負的變遷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85年之前，宏觀稅負基本維持在13%的水平上下浮動;1985―1996年，稅收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1997―2013年，稅負走勢發生反轉，稅收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續拉升直至接近20%。

　　二、影響我國稅負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

　　以上分析不難發現，我國稅負的超經濟增長現象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在不發生重大的經濟波動和政策制度調整條件下，這種趨勢短期內很難發生逆轉。就其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經濟發展為動力

　　理論上來說，在稅制不變、管理穩定的前提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意味著政府可運用的資源的日益豐富，自然會導致稅收收入的迅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使得國民經濟一直保持著良好發展勢頭，所以經濟發展帶來的政府收入增加直接體現了稅收收入的快速增長。結構上來看，三大產業對稅收收入增長的貢獻程度也是不同的。農業稅取消之后，第一產業對稅收總收入的貢獻甚微。而在小微企業和勞動力高度集中的服務業，以繳納營業稅為主，占宏觀稅收總收入過半以上的增值稅并不主要來自服務業，再加上稅收征管困難，使得服務業對稅收總收入的貢獻十分有限。與之情況截然相反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自然成為稅收增長的核心動力，事實上也正是近年來制造業引擎的啟動才帶來了稅收超經濟總量增長現象的出現。

　　(二)稅收改革為源泉

　　由于制度具有激勵和約束功能，所以制度改進能夠優化資源配置，推動效率改善，促進經濟增長。就稅制改革而言，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很好地協調了國家與企業、個人之間和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配關系，充分調動起各級政府依法組織收入的積極性，建立了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1994年之后，我國財政實力不斷壯大，財政收入保持了較快增長勢頭。稅收政策的作用也至關重要。例如2007年5月30日起，證券交易印花稅由原來的千分之一調整為千分之三，即對買賣、繼承、贈與所樹立的A股、B股股權轉讓書據，由立據雙方當事人分別按千分之三的稅率繳納證券交易印花稅。僅此一項，2007年，全國證券交易印花稅累計收入2005.3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0.17倍，增收1825.84億元。

　　(三)稅收監管為保障

　　長期以來，我國稅收征管工作存在著稅源管理覆蓋不全，監控不力，偷稅逃稅等違法現象較多的問題，造成稅款大量流失，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損失。1994年8月1日起，國家稅務總局實施了“金稅工程”，在現代化、信息化征管方式下，稅務機關運用稽核系統，可以及時地對稅收入庫數據進行納稅評估分析，適時地采取征稅措施，將相互獨立的一般納稅人納入系統管理，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基本實現了對一般納稅人經營情況的全程監控。金稅工程運行后，促進了我國稅收征管體制的變革，不僅有效地堵塞了稅收漏洞，抑制了偷稅漏稅和騙稅現象，同時也有力確保了國家稅款的及時足額入庫，使我國的稅收收入規模實現了跨越式的增長。

　　(四)稅制漏洞未完善

　　應該說任何稅收制度都不能完全避免重復征稅問題。1994年的稅制改革是以1993年宏觀經濟緊縮政策為背景設計的，沒有充分考慮到重復征稅對經濟運行的影響。以流轉稅為例，由于過去一直實行的是生產性增值稅，購進固定資產所包含的進項稅額不允許抵扣，形成了重復征稅。對于小規模納稅人而言，應繳增值稅按增值率計算，購進貨物也得不到抵扣。另外，當增值稅納稅人購買營業稅納稅人貨物時，由于無法取得相應部分的增值稅發票，所以也有重復征稅現象存在。隨著新一輪稅制改革的啟動，增值稅由生產型轉向消費型，增值稅擴圍等稅收政策的變革，這些新的政策措施會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納稅人負擔，減輕重復征稅現象，但仍會有相當一部分重復課稅進入財政，推高稅收收入。

　　三、我國稅負水平的國際比較

　　我國稅收收入以超GDP的速度連年增長，稅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上升，容易加深納稅主體的稅負感受，引發社會各界關于“國富民窮”問題的探討。那么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稅負水平究竟如何?表1是根據2013年IMF出版的《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Yearbook》整理出的世界主要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通過表1可以發現，我國2012年稅負水平為19.37%，這一宏觀稅負水平高于發達地區組中的美國(18.84%)、新加坡(14.48%)、日本(17.48)和香港(14.05%)，低于絕大多數的西歐國家。同發展中地區相比，2012年發展中國家中宏觀稅負較高的地區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平均稅負26.19%，比中國同期高近7個百分點;其次是獨聯體國家，宏觀稅負平均為21.56%;中東歐地區的宏觀稅負平均為21.16%，略高于中國;2012年亞洲地區(除發達國家外)的宏觀稅負平均為20.35%，同中國稅負相接近。宏觀稅負水平比中國低的區域有西半球的發展中國家(平均稅負18.9%)和中東及北非地區的國家(平均稅負17.7%)。可以看出，綜合來看我國的稅負水平處于世界中游水平，在與收入相當或地域相近國家的比較中，我國的稅負水平就相對不低。如果考慮到近年來我國稅收超經濟增長的趨勢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那么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將會超越很多國家。

　　四、調節我國宏觀稅負的政策建議

　　通過宏觀稅負水平的國際比較，可以發現我國的稅負增長并不樂觀。如果再考慮到稅負在地區、行業、不同納稅要素主體和不同類型納稅人之間的不平衡，關于稅負的種種爭論便在情理之中了，化解矛盾的關鍵在于找到既能提高政府財政能力同時又減輕微觀主體稅負感受的方針策略：

　　(一)加強社會保障建設

　　從上面的國際比較來看，許多歐洲國家的稅收負擔很高，有的甚至達到了30%以上，但由于這些國家的福利待遇也很高，所以民眾并沒有感覺到較高的稅負壓力。從這個方面來看，稅收的高低并不是最關鍵的討論熱點，不管稅收是高是低，只要用在對人們有利之處并且讓人們能切實感受到，即使稅負高也不會引起過高的負擔。而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覆蓋面比較窄，社會保障體系不是很完善，因此相同或較低的稅負水平都會讓微觀主體感到稅負重，想方設法避稅、逃稅，從而引發很多社會問題，對此應該加大社會保障力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讓政府承擔更多的社會保障職責，政府支出也應該更多地向民生領域傾斜。

　　(二)改善稅收制度與結構

　　當前我國的稅制結構以流轉稅為主體，由于流轉稅在經濟循環中會產生稅負轉移，稅收的最終承擔者是普通商品的消費者，所以這種稅制結構一定程度上具有累退性質，偏重效率而公平不足，相比之下所得稅在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方面更具有優勢。因此，適當降低流轉稅，提高所得稅比例，尤其是個人所得稅比例是十分必要的。深入而言，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實施分類征收模式，沒有考慮到家庭負擔因素和收入來源對納稅人的影響，客觀上造成了稅收征管上的不公平，因此應當要借鑒發達國家的做法，采取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并且對個稅的扣除標準實施動態管理，與物價指數等因素相掛鉤，充分發揮其在調節收入分配、籌集財政收入等方面的作用。

　　(三)提高稅收服務與監管水平

　　建立健全稅收監管制度是體現稅負公平的重要方面。在稅收源頭上，可借鑒瑞典的終身制稅務號碼對稅源進行監控，通過與銀行、公安、工商等部門協作，應用統一的號碼進行管理，從而征稅機關能監督該稅務號碼的一切經濟活動，全面掌握納稅人的情況。在稅收監管方式上，可建立納稅信用體系，根據信用評級對不同信用等級的用戶采取不同程度的監督，同時建立激勵機制，對積極納稅戶給予一定的獎勵，增強偷逃稅的犯罪成本。在監管內容上，應加強優質服務和納稅宣傳，良好的服務態度會增強納稅人的遵從度，因此征稅機關應對服務內容、流程、效果和責任等進行規范，為納稅人創建良好的稅收服務環境。

　　(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產業結構也對宏觀稅負高低產生重要影響。自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三大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稅源結構也跟著發生了變化，第二產業的稅源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斷升高，直接推動了我國宏觀稅負的上升。2009年之前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取消農業稅后，第一產業承擔的稅負相對較輕，而以繳納營業稅和小規模納稅人為主體的第三產業承擔了較多的稅收轉嫁和重復課稅。隨著增值稅擴圍改革的繼續推行，稅收對于資源配置的扭曲作用將有所減輕，因此應根據國家的產業政策和經濟自身發展規律，適時調整稅收政策，對于國家鼓勵的經濟增長點應給予更多的稅收優惠，建立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相匹配的稅制結構調控機制，改善經濟結構與稅收負擔不相匹配的局面。

　　參考文獻：

　　[1]董志勇，鄧麗.宏觀稅負的影響因素分析[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0(3)

　　[2]王文匯.中國稅負水平的制度分析與優化設計[D].長春：吉林大學，2009

　　[3]趙春曉，付敏杰.國際宏觀舒服演進趨勢與黃總工的合理區間[J].地方財政研究，2014(7)

　　[4]許建國，劉源.關于宏觀稅負問題研究的文獻述評[J].財貿經濟，2009(1)

　　[5]潘俊蓉.我國經濟轉型時期宏觀稅負分析[D].成都：西南財經大學，2013

　　[6]關予馨.我國宏觀稅負現狀、成因與對策[J].稅務研究，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