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盈余管理與企業所得稅稅負的實證研究(2)

　　三、研究設計
　　本文主要考察盈余管理與所得稅支付之間的關系,特別地側重考查上市公司是否會通過操縱盈余來規避相應的所得稅成本。筆者通過構建以下模型來檢驗假設:
　　DBT=β1+β2EM+β3TAX+β4EM×TAX+β5DEBT
　　+β6FIRST+β7AUDIT+β8SIZE+ε (1)
　　其中,DB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操控非應稅項目損益,本文以會計利潤與應稅所得之差額來近似衡量。EM、TAX和EM×TAX為解釋變量:EM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以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衡量;TAX為實際所得稅率,其與盈余管理之間有負相關關系,不同稅率的企業盈余管理時的動機會有所差異,從而導致操作非應稅項目損益的程度會不同;EM×TAX為操控性應計利潤與所得稅稅率的交叉變量,它考核了不同稅率層次的公司操縱非應稅項目損益的動機程度。
　　本文預計β2、β3的符號均為正,即隨著操控性應計利潤與所得稅率的增加,上市公司操控非應稅項目損益也隨之上升,從而規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稅成本。本文預計β4的符號將顯著為正,即高稅率公司在進行盈余管理時,更有可能通過操控非應稅項目損益來規避所得稅成本。
　　此外,本文借鑒Mills和Newberry(2001)、葉康濤(2009)的研究,加入公司資產負債率作為控制變量,用DBET表示。資產負債率越高,公司將面臨債權人的嚴格監督,從而違反債務契約的成本越高,因此,公司出于規避違反債務契約的目的會傾向于虛增盈余。此外,本文還加入了外部審計是否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和公司規模的對數值作為控制變量,來控制公司治理結構和規模效應對公司納稅申報的可能影響。主要變量四、樣本選擇與描述性統計
　　以滬、深交易所2008年1 629家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并按照下列標準進行篩選: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剔除當年虧損上市公司;剔除當年新上市的公司;主要變量缺失的上市公司。根據以上標準,共篩選出1 061家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研究所使用的會計利潤、應計利潤和實際所得稅率數據來自聚源數據庫,其余指標數據均來源于Wind數據庫。
　　需要說明的是,2007年開始執行新《企業所得稅法》,從而原先執行高所得稅率的上市公司可能會選擇在2006年有意調低應稅利潤,并在以后年度調高應稅所得,已達到規避稅負的目的,但是沒有依據認為該現象會影響本文的研究假說。
　　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從描述性統計來看,所得稅率最高為25%,最低僅為1%,均值為20.44%,其中有498家公司(占樣本的46.94%)的所得稅率低于25%,表明即使財政部自2001年以來多次清理和規范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但上市公司的所得稅優惠仍然相當普遍。從盈余管理程度看,最低為0.0002,最高卻達到0.4183,表明不同稅率的企業進行盈余管理時由于動機的差異而導致操縱盈余程度各不相同。
　　表3給出了有關變量的相關矩陣。從相關矩陣來看,模型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相關系數的絕對值不超過0.2,說明沒有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且DBT與EM及TAX顯著正相關,這表明隨著盈余管理程度上升和稅率的增加,公司明顯存在通過增加非應稅項目損益以規避所得稅負的動機。
　　五、實證分析結果
　　我們采用回歸方程(1)考察盈余管理與操控性非應稅項目間的關系,回歸結果見表4。
定義如表1。
　從回歸結果1、2、3來看,EM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這表明在未控制其他因素和控制其他因素的條件下,公司操縱非應稅項目損益都會隨著盈余管理程度的加強而增加,從而規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不過回歸系數也表明公司為盈余管理所支付的所得稅成本是相當高的。另外,TAX的系數為正,且也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與假設1一致。這表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強,所得稅率越高,則公司有動機通過增加非應稅項目損益來規避稅負。
　　在回歸結果4中,將EM與TAX的交互變量納入了回歸模型,發現回歸系數也顯著,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這說明在發揮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作用時EM與TAX之間存在互補效應。進一步又把樣本分為兩個部分分別進行回歸:沒有享受稅收優惠的公司(即:稅率=25%)和享受稅收優惠的公司(即:稅率25%)。結果5、6表明,EM在不同稅率組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且擬合程度與回歸2相近。這表明無論上市公司是否享受稅收優惠,他們均有通過操縱非應稅項目損益規避稅負的動機。
　　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看,DEBT與SIZE變量在所有回歸中得到了顯著的結果,這表明上市公司進行操控是出于債務契約和公司規模的考慮。FIRST變量在大部分回歸中達到了顯著為正的結果,說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越有能力或傾向通過操控相關損益規避稅負。此外,外部審計對于公司操縱行為并無顯著的影響。
　　六、結論
　　由于進行盈余管理時往往面臨著財務報告成本與稅務成本的權衡,因此,公司會通過操控非應稅項目損益規避所得稅成本。本文證實了該結論: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大,所得稅率越高,從而上市公司操縱非應稅項目的損益越高,即公司有通過操縱非應稅項目規避盈余管理所得稅成本的動機。此外,盈余管理與所得稅負在發揮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稅成本作用時存在互補效應。
　　本文的政策意義在于,隨著安然、世通等一系列財務舞弊案件的爆發,一些社會人士提出加強財務報告會計與所得稅會計的一致性,以防止公司通過非應稅項目損益形式規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稅成本,從而抑制盈余管理行為(Erickson,Hanlon and Maydew,2004)。本文的研究表明,雖然公司存在通過非應稅項目損益規避盈余管理所得稅負的動機,但可以從實證檢驗的結果中發現公司通過此途徑所規避的所得稅負極為有限,即公司事實上會為其大部分盈余管理行為支付所得稅。因此,通過強化財務報告會計制度與所得稅會計制度的一致性,并不能有效防止公司通過非應稅項目損益形式規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稅成本,從而抑制盈余管理行為。●
　　【參考文獻】
　　 葉康濤.盈余管理與所得稅支付:基于會計利潤與所得稅之間差異的研究[J].中國會計評論,2006(2):205-224.
　　 戴德明,姚淑瑜.會計-稅收差異及其制度因素分析——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財經研究,2006(5):48-59.
　　 鄭紅霞,韓梅芳.基于不同股權結構的上市公司稅收籌劃行為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8(9):122-131.
　　 張兆國,劉曉霞,邢道勇.公司治理結構與盈余管理——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中國軟科學,2009.(1):122-133.
　　 王延明.上市公司所得稅負擔研究——來自規模、地區和行業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03(1):115-122.
　　 Erickson,M.,Hanlon,M.and Maydew,E.How much will firms pay for earnings that do not exist? Evidence of taxes paid on allegedly fraudulent earning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4,79(2):387-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