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傳統美德的大一思修論文(2)
淺議傳統美德的大一思修論文
淺議傳統美德的大一思修論文篇二
《淺議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摘要】傳統美德是傳統道德體系中傳承至今的最基本的合理內核。仁愛、誠信守義、修己慎獨、精忠愛國、謙和好禮等傳統美德是現代中國倫理道德的源流，對于我們今天的道德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傳統美德;仁愛信義;謙和好禮
傳統美德是傳統道德體系中傳承至今的最基本的合理內核。孔子以知、仁、勇為三達德為基礎，第一個構建了完整的道德體系;孟子以仁、義、禮、智為四母德，將其擴展為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的“五倫十教”;此后儒者，有“四維”、“六行”、“八德”、“三綱五常”之說等等。除儒家一系列完備的道德體系而外，道家的貴生、法家的理性、墨家的節用等，都從不同的角度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內容，形成了中華道德倫理的豐富多樣和博大精深。在此，本文旨在淺議與今天道德建設密切相關的五大傳統美德。
一、仁愛
仁的核心是“愛人”。孔子認為仁者應該同情、關心、愛護、尊重、幫助他人，時時處處以己推人，為他人著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仁愛思想，提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主張由親愛親人進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由己推人，由內而外，由近及遠，層層向外遞推，最終達到“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孟子·梁惠王上》)的境界。中國古代思想家不僅把“仁”視為做人的基本準則，他們還往往希望把“仁”的精神滲透于政治運作過程之中。在先秦時期，孟子曾大力提倡“仁政”，提出了一整套仁政的方案。《禮記·禮運篇》中更設計了一個洋溢著仁愛精神的“大同”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一幅人與人相親相愛、和睦融洽的美妙圖景，也成了古往今來人們孜孜追求、無限向往的社會理想。“憂以天下，樂以天下”，體現了仁的更高層次的要求。宋初名儒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正是傳統儒家仁愛精神的升華。
二、誠信守義
在道德體系構建上，中國古代各派學者都對信予以不同程度的重視。人們往往把信與忠、誠合稱為忠信、誠信。其中儒家對“信”最為推崇。在儒家看來，信是“進德修業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以子思、孟子為代表的思孟學派更把誠、信的倫理原則上升為天道，認為天道是真實無妄的，人道作為天道在人類社會的體現也同樣應該是真實無妄的，“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孟子·離婁上》)。作為人際交往的行為規范，信的基本要求是真誠相待、誠實不欺，講究信譽，信守諾言等。孔子有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則人任焉”(《論語·陽貨》)。如果不以誠摯之心待人，言行不一，翻云覆雨，則會產生信任危機，導致人際關系的惡化。儒家重視、提倡信，要求人們能夠言行一致，但并不是把言行一致作為絕對的行為戒律，僵化地套用于人際交往之中，講信必須要以義為標準去衡量。《中庸》說：“義者，宜也。”這里的“宜”大致取適宜、合理的意思。孔子曾提出“見得思義”的主張，即在利益面前，要首先考慮是否應該、合理的問題。這一思想并不否定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但是要以義作為衡量其行為的標準，此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果講信有違大義，則寧愿食言。儒家講信，注重的不是其形式，而是其精神實質。如果離開道德的標準，片面地強調信，很容易導致對道德責任的否定，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
三、修己慎獨
中國有“正人先正己”的古訓，強調人人從我做起。“正己”不僅是修養自身，也是對社會負責。儒家尤其注重自我道德修養，把個人的“修身”作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點。儒家直接開啟了“修身為本”的觀念，使道德主體自覺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優良傳統。在中國傳統社會諸多的自我道德修養方法中，“慎獨”最能體現道德的主體意識。“慎獨”，是中國倫理思想史上一個特有的范疇，也是獨具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最先見于《禮記·中庸》：“莫現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獨也。”大意為，沒有比在那些不易察覺的地方更能表現出君子人格的，也沒有比細微之處更能顯示君子風范的，君子，不需要別人來約束自己，不會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放縱自己。慎獨是高度自覺的道德操守，“誠于中，形于外”，“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禮記·大學》)。“慎獨”把道德規范推進到一個更高的境界，使思想信念與行為舉止純然一體了。
四、精忠愛國
中華民族素有一種對國家、民族、社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因為家國同構，國家社會與家庭自我本為一體，共生共存、息息相關，沒有國家社會，便沒有家庭和自我。在長期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一種精忠愛國的浩然正氣和崇高民族氣節。在中國傳統道德中，捍衛民族尊嚴、維護祖國利益歷來被視為“大節”。在封建社會它往往與“忠君”相連，“忠君”背后是深層的國家意識，因為君是國家的代表。這種精忠愛國是中華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也是推動民族發展的巨大精神動力。每當國家民族處于危急之際，人民都要起來保家衛國，反抗侵略，不惜以身殉國。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中，歷經磨難而沒有消亡，與這種愛國主義傳統密切相關。“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藺相如“先國家而后私仇”，“位卑未敢忘憂國”的陸游臨終“示兒”，辛棄疾“夜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到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等，他們身上都閃耀著精忠愛國傳統美德的光輝。
五、謙和好禮
謙和好禮是古代中國人立身處世的一種美德，中華民族素以“禮儀之邦”著稱于世。“禮”作為中華民族的母德之一，根源于人的恭敬、辭讓之心，出于對長上、對道德準則的恭敬和對兄弟朋友的辭讓之情，它和仁德相互聯系，內容相當豐富。作為社會制度有“禮治”，作為倫理秩序有“禮教”，作為待人接物的形式有“禮節”、“禮儀”，作為個人修養涵養有“禮貌”，處理與他人關系有“禮讓”，作為個人修養實踐，它表現為“謙”、“和”二德。謙者，謙虛、謙讓也。集中體現在榮譽、利益面前謙讓不爭，人際關系中相互尊重。“和”作為君子的重要品德，體現在待人接物中表現為“和氣”;體現在人際關系中被稱為“和睦”;體現為價值取向是“和諧”。由和睦家庭、和諧鄰里開始，終致協和萬邦。中國歷史上許多故事，如“將相和”、“三顧茅廬”等都體現了謙和之德。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博大豐富，是現代中國倫理道德的源流，對于我們今天完善自身道德人格，維護社會秩序、增強國家凝聚力，促進世界和平發展，都有著積極的意義。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這些優秀傳統倫理道德，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應盡職責，也是我們人格完善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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