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探討論文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探討論文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問題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路徑是其中的核心問題。馬克思主義是中國近現代革命、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傳統文化是歷經兩千多年在我們本土發展起來的悠久文化。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探討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探討全文如下：
【摘 要】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中國迎來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也開始了相互結合的過程。在這一探索過程中，以李大釗、毛澤東、馮契三個最具為有代表性人物。文章通過對李大釗的民彝史觀、毛澤東的實踐論和馮契的智慧說這一思想歷程，探討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的過程，體現著這兩種理論的逐步融合與深化，亦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個推進歷程。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在20世紀就開始展開接觸、交流、沖突、融會。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則主要有梁啟超、朱執信、劉師培、江亢虎、孫中山等人，但他們對馬克思學說的觀點都是間接停留在對馬克思支離破碎的了解，尚未具備廣泛傳播的條件。而到了五四運動后，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一批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問題，從而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亦開始了現代化。
二、李大釗： 從民彝史觀到唯物史觀
李大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十月革命勝利前，李大釗是急進的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了李大釗極大的鼓舞和啟發。他認真研究了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性質等問題，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并從事革命活動，從急進民主主義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從進化論轉向唯物史觀。
(一)民彝史觀與中國文化傳統。李大釗在1916年的《民彝與政治》一文中，對于民彝史觀作了系統闡發。李大釗認為，所謂“民彝”，即“言天生眾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為性，趨于至善而止焉。”李大釗指出，合理的治道，應當是尊重民眾意志，無為而治天下。“民彝”決定政治，而不是政治決定“民彝”。聰明的統治者，應當順乎“民彝”，而不是違反“民彝”。
(二)從“民彝”看《庶民的勝利》。正是基于這種民彝史觀，尊重“民彝”的李大釗把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稱為“庶民的勝利”，認定這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偉大的轉變。這種“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也就是“民彝”的空前大覺醒;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正代表了這種“民彝”的大覺醒。李大釗之所以在中國知識界、思想界首先與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共鳴，不是由于別的，就在于他從這場革命中看到了“民彝”的大覺醒。
(三)唯物史觀。從歡呼“庶民的勝利”出發，李大釗很快選擇了俄國人的道路，并由此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李大釗把中國人世代追求的大同理想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結合起來，把中國傳統文化重視類的精神與西方近世文化強調個性解放的精神結合起來，為“民彝”的新覺醒展示了新方向，顯示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青春氣息。他認為，唯物史觀是與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密切聯系的，是充滿了生活氣息和實踐精神的，沒有以后的那些教條味。
三、毛澤東：從本體論到“實踐論”
如果說李大釗是20世紀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那么毛澤東則是20世紀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在30年代所創立的“實踐論”，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的文化傳統、哲學資源和革命實踐密切地結合起來。“實踐論”以其自身的特點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格，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了能夠為中國人所掌握、所運用的思維方式，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真正植根于中國人的現實的生活世界中。
(一)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系與吸收。毛澤東深受著中國民間文化傳統的影響。毛澤東從歷史中吸取了農民的反抗精神，看到了農民力量的偉大，注意到了中國農民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同盟軍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以“階級斗爭”理論激發廣大農民固有的“均平”意識，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滿足農民對平分土地的要求，以此來摧毀中國的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完成了一場空前的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
(二)實踐論。毛澤東自青年時代起就重視面向實際進行思考，強調把理論付諸實踐，更是反對向書本討生活。毛澤東的“實踐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不僅僅是賦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以中國語言、中國氣派，更主要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成為了中國人所掌握、所運用的思維方式，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真正植根于中國人的現實的生活世界，成為了中國哲學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四、馮契：從知識論到“智慧說”
以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起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這場大討論沖破了長期以來的教條主義的禁錮，促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進行再思考。在這種情況下，建構體現新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認真思考、努力探索的重大課題。
(一)由智慧說到廣義的認識論。
馮契在哲學上主要是受毛澤東和金岳霖的深刻影響。然而馮契又認為這二者的哲學，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出了知識論化傾向。而這種知識論化傾向的一個大問題，就是使認識論片面化、簡單化。只講認識世界，不講認識自己;只講獲得知識，不講成就德性;只講知識問題，不講智慧問題。而哲學應當關心人的生存，給于人以智慧。馮契把自己的這種認識論稱為“廣義的認識論”，以別于金岳霖、毛澤東只講知識理論、不講智慧學說的認識論。
(二)化理論為德性。
如果說“化理論為方法”這一點早已為毛澤東的“實踐論”所凸顯，那么“化理論為德性”則是馮契的“智慧說”個性化的創見。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不能只講自然界的存在，不講人的生存;只講物質世界，不講人的德性。“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是他的名言。講德性也就是要講人格，馮契所要突出的，就是“人格”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位置。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突出了人格的地位和意義，并把人格理解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馮契的“智慧說”的一個突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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