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日形勢與政策論文
淺談中日形勢與政策論文
日本國有化釣魚島引發中日關系危機,包括民間交往在內兩國之間的正常往來受到嚴重沖擊。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中日形勢與政策論文，供大家參考。
中日形勢與政策論文范文一：新形勢下影響中日關系的釣魚島問題
摘要：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日本覬覦其豐富的資源與戰略價值，近年來，通過各種方式染指釣魚島，妄想竊取釣魚島的主權。面對日本的行徑，中國在積極推動和平手段的同時，也應當采取主動、理性的實際行動，打破日本的夢想，維護釣魚島主權。
關鍵詞：中日關系;釣魚島;主權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1)05-0068-03
近幾年來，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屢次制造事端，來顯示它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國拖網漁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廳一艘巡邏船沖撞，后又受到日方另外兩艘巡邏船跟蹤、沖撞、截停、登船、檢查，并且非法扣留中國漁民與漁船，導致一場中日外交風波。這一事實證明了釣魚島問題是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一個不穩定因素。本文將在分析近年來日本染指釣魚島行徑的基礎上，討論日本覬覦釣魚島的原因以及中國的戰略選擇。
一、釣魚島問題的由來與現狀
釣魚島又稱釣魚臺、釣魚臺群島、釣魚臺列島(日本稱其為“尖閣列島”)，是中國東海大陸架東部邊緣的一組群島，由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等5個島嶼與大北小島、大南小島、飛瀨島等3塊小島礁組成，總面積約6.344平方公里。在地質結構和海底地形上看，它是中國臺灣的附屬島嶼。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據《明史》記載，1372年，明朝派楊載為冊封使出使琉球，途中楊載的船只停靠在釣魚島，并成為第一個踏上該島的人。明朝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的《順風相送》中對釣魚島進行了記載，書中稱呼“釣魚島”為“釣魚嶼”。這都遠遠地早于1884年日本登陸釣魚島。
但是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條約將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其中包括釣魚島)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二戰后，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文件的規定，日本理應歸還臺灣以及全部附屬島嶼，但是釣魚島被美國所占領。直到1972年美國將沖繩歸還日本的同時，將釣魚島一同交給日本，引起了中國的強烈抗議。針對這一問題，美國政府表示“在歸還沖繩時，美國將尖閣列島在內的施政權歸還給日本。但美國認為施政權和主權是兩回事。如果在主權問題上產生分歧時，應由當事者協商解決”。1972年，中國政府從中日關系正常化的大局出發，提出釣魚島問題暫且擱置，等日后解決。后來，針對釣魚島問題，鄧小平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解決措施，但是日本并沒有領情，特別是近年來，日本妄想竊取釣魚島的行徑不斷，嚴重影響了中日關系的發展。
(一)一些日本高級官員公開宣稱釣魚島為日本“領土”。據2009年2月27日環球時報報道。日本首相麻生太郎26日宣稱，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這是日本首相歷史上首次公開發表該內容言論。2010年9月16日，前原誠司受委為外相前一日，前原聲稱，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是“日本固有領土”，(日中之間)并“不存在任何領土問題”。這些日本高官的謬論與錯誤的行為嚴重扭曲事實，引起了中國政府與人民的強烈抗議。
(二)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加強軍事控制。2005年1月16日，日本共同社報道，防衛廳已對日中兩國有領土爭議的尖閣列島(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以及沖繩本島以西的其他島嶼制定了一套“西南島嶼有事”對策方針，其核心內容是：當西南諸島“有事”時，日本防衛廳除派遣戰斗機和驅逐艦外，還將派遣多達5.5萬人的陸上自衛隊和特種部隊前往防守。另外，2011年2月，日本向沖繩增派F-15戰機，加強釣魚島巡邏，以維護其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除此以外，日本努力聯合美國以加強對釣魚島的控制。2009年2月26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眾議院一個委員會上表示，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當然是日美安保條約適用的對象，如果受到其他國家“侵犯”，日美將共同應對。2010年9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表示釣魚島適用于《日美安保條約》，日本防衛相北澤俊美對此番言論高度評價，認為這是“極為恰當”的。這種聯手對抗中國的態勢，勢必使釣魚島問題更加復雜。
(三)阻擾中國對釣魚島的合法行為。釣魚島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我國對釣魚島進行維權巡航等行為都是合法行為，理應不受任何一國的干涉，但是日本卻頻頻給予阻擾。據聯合早報報道，2010年10月24日晚9點左右，兩艘中國漁政在沖繩縣釣魚島西北偏北約33至37公里的范圍內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船提醒兩艘船不得進入日本領海。針對此事，日本政府內閣秘書長仙谷說：“這件事之后，我們通過外交渠道，向中國當局提出抗議。”2011年1月28日，中國“漁政201”在釣魚島附近進行作業，日本飛機和巡邏船向我國漁政“201”發出警告，要求勿侵犯日本領海。這些阻擾行為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合法利益。
二、日本覬覦釣魚島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一直走強硬的路線，不斷地對中國釣魚島的主權進行挑釁。在當代國際關系中，“國際利益決定國家行為”，日本對釣魚島主權的爭奪，不是僅僅為了幾個荒蕪的小島，而是看中了釣魚島背后的戰略價值。
(一)釣魚島及其周邊海域戰略資源豐富。自1968年以來，聯合國、美國等一些研究機構先后對釣魚島海域進行了勘探，認為釣魚島海域石油儲量可達140億噸。1969年一份“埃默里報告”宣稱，臺灣和日本之間的大陸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油氣藏量最豐富的地區之一，甚至被稱作為第二個“中東”。另外，釣魚島以及附近海域礦產資源也非常豐富，金、銀、鈷的儲量可供日本使用5000年，錳的儲量可供日本使用1000年。對于資源非常貧乏的日本來說，這是一個近在眼前的肥肉，所以一直伺機竊取釣魚島。
(二)釣魚島的軍事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從軍事戰略上看，釣魚島位于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上，是防止中國突破第一島鏈封鎖的至關要點，也是日本夢想遏制中國向深海發展、防止中國對其威脅的關鍵點。如果日本竊取了釣魚島。并且在釣上安裝遠程預警雷達，將直接監視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威脅。另外，日本一直擔心中國統一臺灣，因為臺灣海峽是日本能源海上輸入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中國順利統一臺灣，將對日本能源安全乃至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再者，釣魚島離臺灣非常近，如果日本在此建立軍事設施，一旦發生臺海沖突，可以迅速插手，加大我國統一臺灣的難度。
(三)遏制中國崛起的棋子。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快速地提升，2011年初，我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對此非常擔心，害怕中國的崛起威脅它在東亞來至太平洋地區的地位，阻礙它向政治大國進軍的夢想。所以日本希望通過釣魚島問題，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共同遏制中國的崛起，維護
自己的利益。
三、中國的戰略選擇
面對日本近年來對釣魚島的各種行徑，中國不能坐以待斃，應該要有所為，才能維護領土安全和國家尊嚴。
(一)積極地推動“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和平解決釣魚島問題。釣魚島問題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中日兩國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在當前階段，推動兩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解決釣魚島問題的務實途經，也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對于中國來說，中國崛起的大局需要和平的周邊環境。經濟的崛起是中國國家崛起的重要支柱，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特別是在人均方面。2010年中國的GDP世界第二，但是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表示，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為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105位左右”。顯然，中國依然比較貧窮，綜合國力不夠強大，發展仍然是中國的主旋律，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國內外的和平環境，尤其是周邊的和平環境，所以在釣魚島問題上盡可能地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
(二)采取實際行為，維護釣魚島主權。自鄧小平提出“擱置爭議、共同發展”政策以來，中國一直積極地推動和平方式解決釣魚島問題，但是這么多年來，日本并不太理會，而且近年來竊取釣魚島的行徑不斷。因此，中國為了維護釣魚島的主權，在推動和平手段的同時，也要實施一些實際行動。
首先，加強對釣魚島的管理。釣魚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中國有權對其加強管理。2011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島保護法》正式施行，要求中國政府加大對釣魚島海域的執法力度。中國要進一步加強對釣魚島海域的巡航制度。切實地實施對釣魚島的監管。必要時還應該對入侵中國領海領空的日本海空軍實施警告及攔截、驅除，加強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力，以維護釣魚島主權。
其次，重視民間“保釣”運動。保護中國的領土不受侵犯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共同愿望與使命。在日本沒有坐下來與中國談判之前，中國政府應該支持民間的“保釣”運動，使民間的“保釣”更加地具有理性、理智，也可以對中國政府主張釣魚島主權以及避免使日本占領釣魚島合法化起到積極的作用。另外，民間的“保釣”運動可以加強與日本民間的交流，深化中日民間對釣魚島問題的共同認識，從而從民間帶動政府，促進兩國政府用和平方式解決釣魚島問題。
最后，增強中國的軍事力量。日本在美國的幫助下，軍事發展迅速，這是他們敢于竊取釣魚島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釣魚島問題上，沒有強大的軍事作后盾，中國想維護釣魚島主權難度較大。另外，隨著東北亞局勢的變化，在和平方式不能解決釣魚島問題的情況下，中國不得不采取軍事行動，這都需要強大的軍事。所以，中國應加強自身的軍事建設，尤其在海軍與空軍方面。
四、結語
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一直從東北亞安全、穩定的大局出發，呼吁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釣魚島問題，但是日本卻我行我素，嚴重影響了中日關系的穩定與發展。在此希望日本尊重歷史事實，積極地回到談判桌，通過和平協商徹底地解決釣魚島問題，使兩國關系得到進一步改善與深化。
中日形勢與政策論文范文二：“中日韓三邊關系與東北亞形勢”學術研討會綜述
2010年4月24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舉辦了“中日韓三邊關系與東北亞形勢”學術研討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楊潔勉出席研討會開幕式并致詞。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世界經濟發展研究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南京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的學者與本院學者共計20余人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圍繞中日韓合作的地區影響、中日韓首腦會議機制化合作趨勢與前景、中日韓軍事安全合作的困境與出路、中日韓合作中的美國因素、東亞戰略環境的變化對中日韓三邊關系的影響、中日韓合作與東亞合作框架、日本“3•11”災難及中東政局變故對于東北亞局勢的影響等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中日韓首腦會議與東亞區域合作
中日韓首腦會議的相關議題是此次研討會的焦點，與會學者圍繞秘書處的設立與中日韓首腦會議的機制化發展、中日韓首腦會議機制化發展對東亞區域合作的影響、中日韓首腦會議面臨的困境及對策展開了廣泛的探討，并深入地交換了意見。
首先，秘書處的設立系中日韓首腦會議機制化發展的重要標志，對東北亞區域合作將產生深遠影響。
與會學者一致認為，過去20年來東北亞區域合作主要是議題推動模式，制度建設十分滯后。三國合作秘書處的設立，從職能上而言，可以協調三國首腦雙邊或多邊會面事務，同時擔負對外宣傳的工作;管理和支援三國首腦會談和外長會談等三國協商機制;挖掘新的合作項目;評價和研究合作項目，并制定報告;管理網站，進而實現三國合作方案的制度化。在此基礎上，中日韓三國不但可以推進政治外交領域的高層接觸和戰略對話，還可以推進成立安保對話機制，這對未來東北亞區域合作勢必產生深遠影響。
其次，中日韓首腦會議的機制化發展，必將弱化東亞區域原有的由東盟主導的“10+X”合作模式，但這種“小馬拉大車”現象并不會消亡，未來東亞合作會呈現多模式并存的狀況。
與會學者普遍認為，東亞區域原有的由東盟主導的“小馬拉大車”模式，受東盟各國政治經濟實力所限，并非是東亞區域合作的常態現象。由中日韓合作主導東亞區域合作才是區域整合的正常模式，與本地區政治經濟力量分布相匹配。因此隨著中日韓首腦會議的機制化發展，由東盟主導的10+1、10+3等框架機制勢必會被削弱，面臨邊緣化。同時，與會學者也認為，東亞區域合作受一系列區域內矛盾及區域外因素制約，“小馬拉大車”現象并不會消亡，未來東亞區域合作將會呈現多種模式并存的格局。
最后，中日韓三對雙邊關系之間存在的巨大矛盾將阻礙三邊合作的順利推進，其地緣政治屬性更導致中國與日韓兩國在經濟合作日益緊密的同時，軍事安全等方面卻漸行漸遠。作為應對之策，中方不宜對三邊合作定調過高，應遵循由低到高的原則，按照循序漸進的方針，拓展三邊合作的深度與廣度。
與會學者多數認為，中日韓三國受地緣政治和歷史、臺灣、領土及朝鮮等問題影響，雙邊關系矛盾重重，尤其在中國崛起、日韓原有優勢相對弱化的情況下，三邊合作受到嚴重阻礙。
有學者指出，上述因素導致中日韓三邊合作呈現三個不對稱性：三國合作與東亞合作進程的不對稱性，表現為首腦會議的高調運行與事務磋商層面的落差巨大;雙邊合作與三邊合作的不對稱性，表現為三邊合作落后于中日、中日及日韓這三對雙邊合作;三邊外合作與三邊內合作的不對稱性，表現為三國對三邊外的其他主要國家關系定位相對明確，合作內涵充實。還有學者指出，上述因素導致中日韓三方合作存在“政冷經熱”的困境，即中國與日韓兩國在經濟合作日益緊密的同時，軍事安全等方面卻漸行漸遠。
但有學者指出，中日韓三方雖在軍事安全方面存在困境，卻在反恐、國際維和、朝鮮核問題及加強三方核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內有巨大的合作空間。
作為應對之策，有學者指出中日韓三方應該：(1)超越歷史宿怨;(2)超越冷戰思維;(3)超越自身局限。也有學者指出，中國崛起導致地區格局改變，是東亞合作面臨的最大困境，現階段不宜對三邊合作定調過高，宜多進行雙邊、多邊的戰略運作，在一些非傳統問題上，促使中國與其他國家在共同關注的問題上對接。概言之，中日韓三邊合作宜遵循由低到高的原則，按照循序漸進的方針，首先增強經濟領域的合作，再逐步過渡文化等層面，不斷拓展三邊合作的深度與廣度。
美國因素對中日韓三邊合作的影響
與會學者都認為美國因素是影響中日韓三邊合作的最大外部因素，此次研討會主要在中國如何看待美國因素對中日韓三邊合作的影響、中國對美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戰略應采取的對策及如何看待中東風波與美國戰略東移這三點上展開討論。
首先，東亞地區是美國戰略重心之一，中國不可能在中日韓三邊合作中排除美國因素，宜在摸清美國戰略意圖的情況下，在戰略上加強中美合作，如此才能有利于三邊合作機制的推進，使中國在三邊合作機制中掌握主動。
與會學者都認為，中國的崛起使東亞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美日韓出于防范中國的心理，加強了同盟關系。其給東亞戰略環境帶來的變化如下：(1)日韓對美依賴增強，加強對華戰略防范;(2)美國主導的東亞同盟體系出現了多邊化傾向;(3)美國亞太戰略、經濟合作與政治安全并重。這一變化對中日韓三邊合作的影響有：(1)導致中日韓三邊合作的有限性，如韓國意欲在推動中日韓三邊合作的同時與其他合作機制并軌，美國因素給中日韓三邊合作機制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2)中日韓FTA談判機制雖然已經啟動，但會曠日持久;(3)日本調整自身安全政策，主要針對中國;韓國更加擔憂中國對朝政策，影響中日、中韓之間的戰略互信，三邊合作的政治氛圍更加復雜。
在此基礎上，大部分與會學者提出，在中日韓三邊合作問題上，中國一則沒有能力排除美國因素，二來排斥美國的后果極有可能導致出現美日韓三邊同盟之虞。因此中日韓三邊合作進展如何，從戰略角度而言是如何處理中美關系的問題。
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處理好中美關系，中國首先要對自身國家定位明確。目前，雖然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尚未具備領導能力，因此積極爭取搞好對美關系，是中國外交努力的目標。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優勢在于高速發展的經濟和國內巨大的市場，在中美經濟相互依存日益加強的情況下，美國亦面臨在新的經濟伙伴與傳統盟國之間進行平衡的戰略尷尬期。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國力的提高，加大了美國介入中日韓三邊合作的成本。中國宜充分利用本國優勢，加大中國因素的影響力，在戰略上加強中美合作的前提下，在三邊合作機制中掌握主動。
其次，TPP是美國意欲主導亞太自由貿易和遏制中國在東亞影響力的一種手段，中國的對應之策宜選擇適當的時機加入其中，現階段應提出一定的技術標準，提出讓日韓及國際社會均能接受的條件，推進中日韓FTA談判。
對美國主導下的TPP談判，與會學者比較一致的觀點是，TPP系美國企圖將其市場規則推廣至亞太地區并主導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和遏制中國在東亞影響力的一種手段，在某種意義上說，其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
但在中國如何應對TPP的問題上，與會學者的觀點大致分成兩派：一派認為中國應在TPP建章立制階段積極加入，以提高政治發言權;另一派則主張中國或不加入TPP，或等待時機加入。有些學者還認為，美國TPP戰略促進了中日韓啟動FTA談判機制，現階段中方不必高看TPP的影響力，而應提出一定的技術標準和讓日韓及國際社會均能接受的條件，并進行跨部門協調機制，在技術層面提高自身在中日韓FTA談判中的話語權。
第三，中東風波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美國戰略東移的部署，使得美國不太可能像2010年那樣高調對付中國。
與會學者在中東風波是否打亂美國戰略東移部署的問題上分歧較大。一些學者認為，中東風波顯示美國目前關注的重點仍是中東，阿富汗、伊朗、利比亞局勢及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等因素將會延長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另一些學者則提出相反觀點，指出美國戰略東移的步伐不會因中東問題而放慢，即使因此受到掣肘，并不意味著中國戰略機遇期會延長。還有學者認為，美國自2003年便出現戰略東移，其全球戰略重心已經放在東亞，中東風波雖然給美國未來戰略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卻并未改變其戰略重心。不論如何，與會學者基本同意如下觀點：中東風波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美國戰略東移的部署，且受美國國內經濟、阿(富汗)伊(朗)等問題牽制，其不可能像2010年那樣高調針對中國。
日本“3•11”災害對東北亞局勢的影響
關于“3•11”災害對日本經濟政治的影響，與會學者基本認為日本經濟雖然遭受重創，但仍會呈U字形狀態恢復。政治方面，日本國內保守的新國家主義有所抬頭，政治環境有向右轉之虞。
基于上述判斷，多數與會學者指出，受“3•11”災害影響，日本政府的戰略部署將呈內向化，對外關系也力求平穩，但自民黨等在野黨卻可能會不斷激化一些對外關系的議題，促使日本政府對外采取強硬政策。
在日美關系方面，與會學者普遍指出，美國不希望日本國際影響力陡降，會繼續扶持日本，此次救災也成了日美共同處理應急問題的一次檢驗契機，有利于深化日美同盟關系。
多數與會學者還認為，受此次“3•11”災難影響，關于核安全及救災機制等議題會成為中日韓三邊合作的重要議題。但也有學者強調，核安全對話的基礎是共享平等對稱信息，日已向韓通報了很多內部信息，但中國未能實現信息共享。因此，中國應該在2011年5月下旬舉行的中日韓峰會上，提出促進三國在核安全及救災機制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整體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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