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社會保障政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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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政策作為中國公共政策體系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維護穩定、維系民生方面起著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有關社會保障政策論文，供大家參考。
有關社會保障政策論文范文一：保險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關系探討
[內容摘要]財政政策與保險政策的關系是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經濟政策的關系，二者相互影響，互相作用，保險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主要體現為通過制定實施一系列保險政策措施， 改變社會儲蓄、消費投資的關系，進而影響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而財政政策中的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又對保險政策產生直接的影響。
[關鍵詞]保險政策 財政政策 稅收政策 社會保障政策
財政政策是國家為了實現一定時期的政治經濟任務而制定的處理財政分配關系方面的基本準則和行為規范。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財政政策是政府能夠用來干預經濟、調控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之一。國家通過運用稅收、公共支出、轉移支付、國家信用等政策工具，調節社會供求關系，以實現平衡社會總供求，經濟穩定增長的目的。保險政策是國家保險監管部門為了實現保險市場供需平衡，促進保險市場健康發展，對保險活動所釆取的各種管理、調節手段和辦法措施。財政政策與保險政策的關系是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經濟政策的關系，二者相互影響，互相作用。
一、保險政策對財政政策作用效果的影響
根據財政政策對國民經濟總量調節的不同功能，將其分為緊縮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不同的經濟形勢運用不同的財政政策。相應地，運用不同的保險政策將影響到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在經濟過熱時期，運用提高稅率、縮小政府投資規模的緊縮性財政政策，抑制經濟的過度膨脹。此時如果釆用提高保險費利率，降低費率，急速擴張保險業務規模的保險政策，將居民的消費引向保險，并將保險基金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債，使儲蓄增加，投資和消費減少，這有利于財政政策作用的發揮。反之，在經濟低靡時期，政府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降低稅率，擴大政府投資，增加個人收入以刺激消費，推動經濟。這時如果保險監管部門實施上述保險政策，則會削弱或抵消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1998年由于國際國內形勢的重大變化，使我國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跡象，有效需求不足，商業零售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以及生產資料價格指數持續下降，投資和消費處于低靡狀態，我國經濟進入低谷。在這種條件下，我國政府自這年初開始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適當擴大國債發行，增加并合理安排政府公共投資支出，增加民間收入以刺激內需，推動經濟增長。作為保險政策應積極地配合國家的這一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例如在保險投資方面，加大購買政府債券的比例，促進國債發行計劃的完成。同時在保證資金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保險基金投資于國家鼓勵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高新技術產業或個人消費信用的比例，這將增強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國民收入增長的乘數作用。
因此，保險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主要體現為通過制定實施一系列政策措施，改變社會儲蓄、消費、投資的關系，進而影響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二、財政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
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可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這為保險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同時財政政策中的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又對保險政策產生直接的影響。
(一)稅收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為實現財政收入，調節經濟而制定的稅收行為規范。稅收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體現在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上。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是指國家對保險的稅率，稅種以及稅收分配等設定行為規范，以實現稅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關系著保險政策的實現以及保險業的發展。
1.我國保險稅收政策的演進， 自1980年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來，我國的保險稅收政策大致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80年至1982年，當時考慮到國內保險業務恢復伊始，保險公司需要積累一筆總準備金，從而允許保險公司留足保險基金以后再上繳財政。因此人保公司未向財政上繳盈利。
第二階段從1983年到1986年，伴隨利改稅的改革，人保公司按55%的所得稅，20%調節稅(1985年下降為15%)向中央財政繳納。5%營業稅向地方財政繳納。對與農業、牧業、漁業、林業生產直接關聯的保險業務和從國外分得的保費收入不征營業稅，對長期性人身保險業務免征一切稅收。
第三階段從1987年至1993年，考慮到中央與地方在財政收入出現的矛盾，為調動地方支持保險事業發展的積極性，從1987年1月起實行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享利益的方法，即對保險公司的所得稅和調節稅，中央和地方各得50%，同時規定：重大災害發生后保險企業與國家財政“收益共享、風險共擔”。
第四階段從1994年至1997年，自1994年起，取消保險公司的調節稅。所得稅稅率：人保公司為55%，平安保險公司和太平洋保險公司為33%，外資保險分公司為15%，壽險業務免征所得稅。營業稅：壽險業務、農業保險業務及從國外分入的再保險業務免征營業稅，其它保險業務統一按5%的比例稅率計征營業稅。從1997年1月1日起，對內資保險公司的所得稅稅率統一降為33%，營業稅征收的范圍不變，稅率由現行的5%提高到8%，提高營業稅稅率后，除保險總公司交納的營業稅仍全部歸中央財政收入外，其余保險公司交納的營業稅，按原5%稅率征收的部分，歸地方財政收入，按提高3%稅率征收的部分歸中央財政收入。外資保險公司所得稅稅率仍然為15%，開業第一年免征，第二年和第三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外資保險公司因實行新稅制，改征營業稅而增加的稅金，在5年內予以退還。
2.保險稅收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從以上我國保險稅收政策的演進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長期以來對保險實行的是嚴格的稅收政策，并且稅收制度不盡合理和完善。
(1)長期的高稅率和不合理的保險調節稅的設置(1994年以后取消調節稅)，削弱了保險公司的積累能力。保險公積金是按稅后利潤的一定比例計提的，稅率的高低，稅種的多寡對稅后利潤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較高的稅率和不合理的調節稅的設置必然減少保險公司的稅后利潤，保險公積金的積累也就自然減少。由于保險公積金是保險償付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長此以往必然會影響到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這有礙培育保險市場主體，穩定保險市場的保險政策目標的實現。
(2)不公平的所得稅率政策，破壞了保險市場秩序的重要基礎——公平競爭。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團公司的所得稅率高于國內其它股份保險公司。外資保險公司的所得稅率一直低于內資保險公司。這種不公平的所得稅率政策導致保險市場各競爭主體競爭起點的懸殊。競爭的不公平影響了建立規范有序的保險市場的保險政策目標的實現。
(3)實行統一的營業稅率不利于保險產業發展政策的完善。我國現行營業稅除壽險、農險免稅外，其他一切險種都不分稅種，實行統一的8%比例稅率，難以體現國家對各險種的政策導向，使保險產業發展政策難以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計劃，適應國家經濟發展方向的需要。
(4)不盡合理和完善的保險稅收分配制度，影響了地方政府對保險業支持的積極性。我國保險營業稅和涉外保險業務的所得稅一直歸地方財政支配(1997年后提高的3%征收的營業稅歸中央政府)。國內保險業務所得稅的分配如上所述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但總的來講，現行保險稅收分配制度難于體現保險公司對地方財政的貢獻，因而影響地方政府對保險業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險公司對地方財政的影響，而且現行分配制度上兼顧了中央財政與省級地方財政之間的利益，并沒有兼顧到省級以下各級財政的分配關系。
(5)缺乏居民個人購買保險的稅收優惠政策，影響了保險需求的有效擴大。我國目前只對法定社會保險費實行免稅，而對個人自愿購買壽險則沒有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未能為引導人們將儲蓄和投資中具有保險因素的部分轉向保險市場提供相應的政策環境。
3.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險稅收制度，實施積極的保險稅收政策，為保險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創造寬松的政策環境。由前所述，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來，財政與保險的關系逐步理順，保險稅收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險稅收政策也逐漸寬松，但總的來講，保險稅制仍不完善，保險稅收政策仍然嚴格，制約了保險政策的實施以及政策目標的實現。為充分發揮保險稅收政策對保險的促進作用，國家財政應對保險施行寬松的稅收政策，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險稅收制度。
(1)降低保險稅率，取消外國保險公司的“超國民待遇”。考慮到保險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我國保險業發展水平還很低，還不足以為社會提供較好的保障的實際情況，我國保險稅率應適當降低。另外，為增強民族保險公司的市場競爭能力，國家應取消外資保險公司的優惠稅收政策，對外資保險公司在稅收上實行國民待遇。
(2)建立合理的稅收分配制度。由于保險業務收入中相當大部分來源于地方企業和集體企業，為調動地方支持保險的積極性，可適當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分配比例，并逐步考慮省級以下的地方政府的分配制度的完善。
(3)完善壽險稅收優惠政策。現行壽險稅收政策對壽險公司免征所得稅和營業稅，但缺乏對壽險保戶的稅收優惠政策。為鼓勵人們投保人壽保險，完善社會保險制度，為國家各項體制改革提供配套服務，應建立個人購買保險的保費支出的稅收減免政策和個人所獲保險金的稅收優惠政策。
(二)社會保障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
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轉移支付的主要內容。社會保障支出在轉移支付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規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社會保障支出的基本內容有社會保險、社會資助、優撫安置、社會福利。其中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核心和主體。而社會保險與商業人身保險又有著密切的關系，社會保障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社會保險對商業人身保險的影響。
1.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的關系。社會保險是國家為了保障其公民的基本生活條件運用保險的一般原理，強制施行的一種社會福利制度，主要內容包括疾病、傷害、殘廢、死亡、養老和失業等保險項目。商業人身保險則是根據自愿、等價交換原則，通過保險雙方訂立合同的方式而建立的保險經濟關系。二者同屬于社會保險體系，共同為人們的生活安定、社會生產的順利進行提供經濟保障，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但二者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社會保險是國家立法強制實施的，體現的是社會政策和勞動政策，保障的是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直接目的是為了貫徹政府的某項社會政策，解決某些社會問題，保持社會的安全。因此它在社會保險體系中居于主導和基礎的地位。商業人身保險是雙方自愿建立的保險關系，保障程度的高低完全取決于保險當事人雙方的約定和投保人的繳費能力。多投多保、少投少保、不投不保，經營的目的除了為社會安全提供保障外，更直接的目的是要保證經營者自身的經濟利益的實現。因此它在社會保障體系中處于從屬、補充的地位。
社會保險與商業人身保險相互影響。社會保險影響商業人身保險的發展空間，商業人身保險補充社會保險。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保險的保障項目越多，覆蓋面越寬，保障程度越高，商業人身保險發展的空間就越小，反之則越大。同時社會保險保費負擔政策對商業保險也有影響，一般而言，勞動者個人負擔比例如果過高，會影響其實際收入水平，從而影響其購買商業人身保險的能力。然而，社會保險受國家財力的限制不可能包羅萬象，這為商業人身保險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商業人身保險既可為還未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的公民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同時也可為已享受到社會保險待遇的公民提供更高層次的保障，提高他們的保障水平，擴大其保障范圍，彌補社會保險的不足。
2.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和建立為商業人身保險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由于我國過去是產品經濟，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因此我國過去的社會保障體制是一種計劃經濟型的窄覆蓋、企業化、包下來的體制。進入80年代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確立，各項體制的改革，對原有的社會保險制度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險仍然存在覆蓋面窄、險種不配套、費用負擔不盡合理等問題。從覆蓋面來看，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險只覆蓋城鎮機關、事業單位、國有、集體和“三資”企業的中方職工。對廣大農民和其它社會成員幾乎還是空白。從保障項目來看，我國目前只有社會養老保險初具規模，失業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都只處于試點階段，還未全面正式實施。從保費負擔來看，國家和企業承擔了絕大部分的社會保險費用，加重了政府和企業的負擔。
針對上述問題，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人口老齡化日益加劇，國家財力有限)，國家確定了今后社會保險發展的基本思路就是建立基本保險、補充保險和個人儲蓄性保險相結合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險制度，基本保險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相結合的辦法，并逐步降低其比重，大力發展以壽險為主的補充保險和個人儲蓄性保險，逐步擴大和增加自我保障的范圍和比重，充分發揮商業人身保險的作用。這為商業人身保險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有關社會保障政策論文范文二：正義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
摘要：針對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缺位與一系列不公正的社會保障制度，針對當前不合理城鄉二元結構，不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根據農民工特點，基于正義的理論，本文論證建立有別于城鎮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可能性。鑒于農民工是一個龐大松散的群體，無法為了共同目標統一行動，本文具體分析其原因，并根據集體行動的邏輯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
關鍵詞：農民工 社會保障 有別于城鎮 工會
目前，我國農民工總數已經達到1.2億,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一部分,為我國現代化的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與其極不相稱的是農民工社會保障發展的極度缺位、落后，根本無法保障農民工工作、生活的安全。
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正義、不公正現實前提依然存在，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與二元福利結構。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做同種工作，付出同種努力，僅僅由于身份是農民，就不能享受與城鎮職工同等保障待遇。有人認為此種作法適合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國情，可以最大限度減少勞動力使用成本，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中國的迅速崛起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我國以前那種特殊情況下，這種不公平、不正義的制度確實可以避免更大的不公平、不合理，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健康迅速發展，可以說那時的不公平正義是為了避免更大的不公平不正義。
然而時過境遷，發展雖然仍是永恒的主題，但是制度運行的環境發生了變化，在今日大眾的公平合理的呼聲日益高漲時，如果再沿襲過去那種“法寶”，則這就不是健康和諧的發展，而是盲目病態的增長，是不合理不公正不正義的增長，無論其速度多么快，無論其GDP總值多高，都免不了被人民顛覆或改革的結局。正如羅爾斯在《正義論》開篇提出的那樣，“正義是社會體制的第一美德，法律和體制如果是不正義的，那么無論它們多么有效，多么有條不索，也必然會為人們歷改革或廢除。”
每個人都具有一種建立在正義基礎上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甚至是整個社會的福利都不能凌駕其上的。正義否認農民工失去合法權益會由于經濟增長、其他群體獲得利益而變得理所當然起來。它不承認強加給農民工的犧牲可以由于許多人享有的更大利益而變得無足輕重。使我們默認過去這種有錯誤的“理論”的唯一原因，是我們沒有一種更好的理論。
為了正義的目的，必須努力改進當前的社會保障理論，將外出的農民工納入過度性社會保障體系中。此舉一旦完成必將有利于我國社會保障覆蓋面的擴大、有利于建立健康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更為有效地轉移。此外，還將對我國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農村社會的現代化變遷，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有著深刻影響。
鑒于此，本文針對我國過度階段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提出兩點建議。
1. 建立有別于城鎮居民的現代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中一項重要內容，農民工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有權在達到法定老年年齡后，受到國家和社會依法給予一定物質幫助，以維持其老年生活。所以能否將我國1.2億農民工納入養老保險范疇是檢驗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是否完善的重要指標。由于目前養老保險是高門檻，農民工收入水平低，我國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比率較小，溫州養老保險參加率為3.4%，重慶養老保險參加率為8.6%，湖南省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不足7%，合肥市不足1% 。
基于以下三點原因，本文認為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一種有別于城鎮職工的農民工養老保險體系。
1) 現行養老保險制度費率高、資金缺口比較大，是一種不健康的養老保險體系。
據預測，到2010年我國城市養老金提取比率將達到28.24%(見下表)。也就是說這種養老保險不是靠積累，而是靠現存現取，資金缺口較大，是一種不健康的養老保險體系。如果這樣發展下去，一方面導致養老金提取比率增長較快;一方面導致養老金費率較高，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到來，這種體系必將崩潰。
年份 2000 2010 2020 2040 2050
養老金提取率(%) 23.70 28.24 32.03 40.20 45.37
資料來源：王東巖、張鴻博：《中國勞動事業發展預測》，85頁，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5。
這種缺口及其高費率是主要由國有企業轉制造成的，農民工沒有理由承擔這種強加成本。況且即使為了更大的正義目的，農民工即使再次作出犧牲，也無法挽救一種不正義的體系。一種不正義的養老保險體系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沒有一種更有效的體系出現。我們現在有條件建立一種健康的農民工養老保險體系。
2) 有各種有利條件建立一種健康的農民工養老保險體系。
首先，農民工的年齡較輕，從交納保險費開始到領取養老金還有幾十年時間。
根據調查，2004年甘肅省農村當年外出就業勞動力平均年齡為33歲，在年齡結構中，40歲以下的人數占78.70%。其中：16-25歲的占27%，26-30歲的占14.5%，31-40歲的占37.2%。
2005年上半年湖南省農村外出勞動力中,23-40歲的占51.6%、16-22歲的占38.6%，41-50歲的占7.2%。50歲以上的占2.6%。
從以上可以初步看出，我國農民工的年齡集中在40歲以下，占近80%。即使國家全部對其做出養老保證，兌現的時間也在20年以后。
其次，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持。即使全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都轉移出來，按2億人計算。每人每月按400元平均收入計算，社會保障稅定于15%，每人每年應交720，全國征稅達1440億，加上每年新增人口可以增加30億左右，這樣每年可以達到1500億左右，而且持續20年以上。如此長的時間，如此大的養老金入帳，加上我國在20年后的經濟發展水平，國家財政可以投入更多資金支持，完全可以實現的。
最后，企業與農民工個人有能力參與。
一種養老保險體系的實施情況如何，關鍵看他是否符合參保者利益及適合參保者的特點。一種政策即使符合參保者利益，但是卻沒有考慮到參保者具體情況，也還是非正義的，結果只會導致無果而終。正義的政策不僅體現在制定理念上，而且還體現在執行過程中。農民工本來就收入低，開支大，如果再交高昂的保險稅，他們很難承受得起。通過這種低稅率，一方面可以減輕農民工負擔，使其有能力交納保險稅;一方面可以減少農民工用人單位的負擔，增加其競爭力，能吸納更多的剩余勞動力。
如果能利用好這次契機，我們完全有可能采取逐漸淡出過去那種體系，從農民工開始逐漸建立一種全國統一的健康的養老保險體系。
3) 針對收入水平低的農民工群體可以采取以勞代費制度
一種社會保障體系如果是不正義，那么無論它多么有效，多么有條不索，也必然合遭到人們的拒絕或修正，改革或廢除。所以我們所制定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一定要基于非正義的現實基礎。否則，在非正義的基礎上用正義的手段只會加劇這種非正義狀態。
當前一個顯著的非正義基礎就是，農民工與城鎮職工收入差距不斷增大，農民工絕對收入水平較低。基于這點，本文認為從機會成本考慮，重新設計現行保險制度，讓農民工有能力而且愿意參與。
假設農民工的工資率為4元，現在一項社會保障項目需要他每月承擔4元錢。該農民工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直接交4元錢;一是勞動一個小時。根據我國現在情況，勞動力的供給大于需求，假設農民工就業的幾率為0.8。現在他著額外的一個單位勞動的預期收益為3.2元，也即這一單位勞動的機會成本。與支出4元相比較，顯然一個單位勞動機會成本小，更經濟。假如現在根據一個地區農民工數量，來統籌規劃，以勞抵費，則可以使更多農民工有能力而且愿意參與。
盡管這種做法不符合現行社會保障體系，但是現行社會保障體系本來就不是針對農民工設計的。所以從社會保障參與率角度出發，從經濟發展惠及面擴大角度來說，必須采用這種非正義措施，只有這樣才可達到更大正義。
2. 建立農民工工會，強制農民工加入，為爭取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采取統一行動。
近年來，拖欠農民工工資已成為一大社會問題。在沒有集體統一行動的條件下，個人的討薪成本非常之高。根據《中國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報告》，農民工討薪成本是所要討的工資3倍。付出勞動，領取足額工資是農民工天經地義的事情，然而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件竟然屢屢發生，那么靠他單個行動又如何可以獲得其他諸如休息、養老、工傷、醫療保障呢?
我們知道，工人階級為了保障本階級共同利益，在很早就成立了工會，他們可以采取一致行動。然而我國到目前幾乎還沒有農民工工會，他們還是一個松散的群體。盡管他們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在實現了農民工群體一致行動后都能獲利，但是他們仍然沒有采取一致行動以實現那一目標。他們都是理性人，他們知道他們采取維護保障權利行動確實會使他們受益，但是在一個沒有集體行動，沒有任何強制權的工會存在，任何單個或者少數者的行動都會造成自己利益受損，別的成員利益增加。
從下面分析可以看出，我們假設：
1、 現在存在一個雇主，兩個農民工甲和乙。
2、 生產處于規模報酬不變情況，即增加一個人與減少一個人的邊際收益相等。在只要有一個人留下的情況下，企業的生產不會受到影響。
3、 工人工資收益在壟斷條件下的遠遠大于完全競爭條件下的。
農民工甲和農民工乙他們可以采取兩種行動，要求社會保障條件，和不要求社會保障條件，要求條件意味著雇主支出的增加，雇主當然不高興。如果甲或者乙單個提出，雇主從邊際收益角度出發，一定會解雇他。剩下一個人就處于壟斷地位，他的待遇(包括精神與物質)也會顯著提高(因為如果他也辭職的話，企業沒有其他人可以招到，企業不能繼續運行，他的固定成本就會閑置，耗損，且得不到任何補償)。但是如果甲乙共同提出，即使雇主支出有限增加，因為企業要生產，他不得不運行，所以在工人總的工資加福利小于工人創造的價值時，他還要雇傭他們。
農民工行動的得益矩陣如下
農民工乙
農民工甲 采取行動 不采取行動
采取行動 福利有限增加，福利顯著增加 解雇，福利顯著增加
不采取行動 福利顯著增加，解雇 福利不變，福利不變
根據得益矩陣，如果農民工乙采取行動，農民工甲最好不采取行動，這樣他的收益最大;如果農民工乙不采取行動，農民工甲最好也不采取行動，這樣他的收益也最大，這樣農民工的上策就是不采取行動。 同理可以得到農民工乙的上策也是不采取行動，這樣這個得益矩陣的上策均衡就是雙方都不采取行動。可以看出，有種對雙方共同改善的結果沒有出現，這就是由于農民工單個博弈的結果，也是沒有農民工工會的一種損失。
以上是對于現實的一種抽象簡化，現實中的情況遠比這個模型復雜。不僅難以統一行動，而且避免不了搭便車現象，即為維護自己保障權益而斗爭的農民工所爭取的利益，無法避免讓沒有參加的農民工享受，這顯然是一種不公平。單個的人這樣搭便車可以，但是如果大家都發現這個“秘密”，則最后大家的結果又返回到起點那樣差。正如奧爾森所說：“除非在集團成員同意分擔實現集團目標所需的成本的情況下給予他們不同于共同或集團利益的獨立的激勵，或者除非強迫他們這么做，不然的話，如果一個大集團中的成員有理性地尋求使他們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們不會采取行動以增進他們的共同目標或集團目標。在缺乏強制或缺乏上述的獨立激勵時，這樣的大集團也不會建立組織以追求他們的共同目標。即使在一個集團中對共同利益和實現共同利益的方法意見一致，這些觀點仍然正確。”
由于歷史局限性及客觀現實性，我們應該看到，單靠農民工群體成員的自覺性來加入工會是不可能的，或者說需要一段漫長的痛苦反思學習才可能有這種覺悟。所以必須用“不正義”手段——強制所有農民工加入工會，統一行動，減少搭便車現象，對整個歧視、壓榨農民工階層的組織來說，宣誓了斗爭的堅決性與徹底性，統一農民工階層的集體意志，團結農民工群體的力量，增加他們爭取社會保障的籌碼。最后達到更大的正義目的——解放自己，提升自己，維護自己，成為一個真正崛起的、有力量的、平等的產業工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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