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馬斯的民族主義立場評述論文
巴以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之一。哈馬斯是巴勒斯坦最大的伊斯蘭激進組織，在巴勒斯坦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對巴以問題有著重要影響。 1987年，哈馬斯在第一次巴勒斯坦人民大起義中應運而生。在2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在巴勒斯坦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響下，哈馬斯的意識形態和實踐朝著溫和化和務實化的趨勢發展。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哈馬斯的民族主義立場評述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哈馬斯的民族主義立場評述全文如下：
摘要：哈馬斯在巴以關系中的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由于哈馬斯提倡現代伊斯蘭主義，有學者將其崇尚暴力、反對和平進程的立場歸因于宗教狂熱。本文認為，應從歷史發展和社會現實出發，來評述哈馬斯的民族主義立場。
關鍵詞：哈馬斯;民族主義立場;巴以關系
(一)
自哈馬斯誕生以來，從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義，到2000年第二次大起義，再到2007年巴勒斯坦大選后持續不斷的軍事沖突，巴勒斯坦的暴力事件可謂逐年增多，長漲不消。此間巴以和平進程雖有進展，但民族矛盾長期存在，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的武裝沖突可謂此起彼伏。一方面，哈馬斯的軍事組織卡桑旅不斷制造自殺式爆炸襲擊事件，不時向以色列發射自制火箭彈;另一方面，以色列的軍事襲擊使得巴勒斯坦人民骨肉分離、流離失所。
1989年，哈馬斯對以色列實施了第一次軍事襲擊。1991年，哈馬斯的武裝組織卡桑旅建立，以獨立的戰斗小隊形式實施軍事襲擊。1994年之后，哈馬斯的武裝抵抗愈發激進，自殺式爆炸襲擊開始成為主要斗爭方式。1994年到1996年，哈馬斯制造了多起自殺式爆炸襲擊事件，造成大量以色列人員傷亡。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義期間，暴力事件頻繁發生。據統計，2000年9月到2005年12月，以色列共損失了1080人，巴勒斯坦傷亡達3570人。此外，哈馬斯對巴以和平進程持抵制態度，曾經發動群眾譴責運動，同時進行媒體宣傳，利用報紙、雜志、哈馬斯領導人錄制的卡帶、書籍、傳單公報等傳達出抵制和譴責的信息，以此反對以和平進程。[1]
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的軍事襲擊也從未停息。從2008-2009年的“鑄鉛行動”、到2012年的“防務之柱”、再到2014年的“護刃行動”，以色列多次對哈馬斯實施大規模的軍事打擊。面對以色列強大的經濟實力、政治影響力和軍事裝備，巴勒斯坦人只得在差距極大的力量對比中，過著無家可歸、顛沛流離、骨肉分離的悲慘生活。新月地帶烽煙四起，巴以兩國人民在戰火之下時時置身危險之中，經常無辜受害、受到連番驚嚇，值得同情和關注。
(二)
關于哈馬斯的民族主義立場，有學者認為，正是哈馬斯作為伊斯蘭主義組織所固有的極端立場和暴力屬性，使得巴勒斯坦暴力事件增多、和平進程停滯;哈馬斯則蓄意破壞和平，是巴以和談中的“攪局者”。西方學界多數學者持上述觀點。《巴勒斯坦歷史詞典》中將哈馬斯反對和平進程的原因歸結為宗教立場，“哈馬斯反對以任何形式同以色列達成和解，反對在巴勒斯坦建立兩個國家，因為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瓦克夫’(宗教財產)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2]我國學者陳天社認為，哈馬斯掀起的宗教狂熱，是巴以問題和平解決的阻礙，“伊斯蘭激進勢力對巴以問題的政治解決構成了重重阻力，導致中東乃至世界范圍內的恐怖主義活動上升，而阿以沖突的長期持續，又成為滋生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狂熱分子的溫床，從而形成一個怪圈，周而復始，循環不己。”[3]
與上述主流觀點相對，部分學者認為哈馬斯提倡暴力、反對和平進程的民族主義立場并非源于宗教狂熱，而是具有歷史合理性的選擇;哈馬斯也并非巴以問題政治解決的終結者，相反是從法塔赫手中接過巴以問題接力棒。阿扎姆?塔米米在《哈馬斯：非書面章節》中認為，在國家主權受到威脅、巴勒斯坦人民受到國際社會不公正的待遇的前提下，暴力行為是“合法的暴力”[4]。比弗雷?米爾頓-愛德華茲從國內政治層面闡述哈馬斯軍事行動的合理性，“吉哈德不僅是軍事行動，更有政治層面的內涵。如果政府存在，那它會履行保護人民免受侵略和占領、代表人民權利的職能。但在巴勒斯坦，由于政府的缺失，吉哈德就具有了不同的內涵……在該種情況下，民眾會因為其他政黨的軍事行動而給予其政治支持。”[5]
本文認為，應從歷史發展和社會現實出發，來評述哈馬斯反對和平進程、提倡武力抵抗的民族主義立場。
從動態層面看，哈馬斯的民族主義立場是法塔赫時代民族主義運動的結果，民眾對巴以和平進程的不滿和對法塔赫的失望，轉化為對暴力抵抗的狂熱和對哈馬斯的擁護。一方面，和平方式固然最佳，然而和平需要雙方力量對比的平衡、權力分配的得當，此外更需要秩序;在上述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和平進程自然無法繼續，巴以關系轉向暴力解決是歷史發展進程之中不可避免的結果。另一方面，法塔赫無力繼續完成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業，只能由哈馬斯接過巴以問題接力棒。
從靜態層面看，巴勒斯坦的社會政治現實塑造著哈馬斯反對和平進程、提倡暴力斗爭的立場。一方面，強制壓迫和恐怖暴力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以色列的步步緊逼使得巴勒斯坦人無處安身、性命不保。在尖銳的民族矛盾下，哈馬斯不得不選擇“以暴制暴”。另一方面，軍事是政治的延伸，在選舉政治的框架下，軍事行動的目的也是贏得民心、爭取選票。換言之，在充滿軍事威脅的政治環境中，武裝斗爭強化了哈馬斯權力來源的合法性。
誠然，哈馬斯的恐怖主義行為并不值得提倡。自殺式爆炸襲擊行為多發生在例如咖啡館、公交車站、市場等公共場所，時常傷及無辜平民，使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兩國人民生活在危險之中，時常朝不保夕、骨肉分離，可謂生靈涂炭。
綜上所述，哈馬斯在巴以問題上略顯激進的立場，是歷史的結果和現實的選擇，而并非因為伊斯蘭主義運動固有極端傾向和暴力屬性。伊斯蘭主義作為哈馬斯政治活動的一面旗幟，自然和哈馬斯的軍事行動有著緊密的聯系，但是并非導致恐怖暴力事件的根本原因;反之，若將巴以之間頻發的暴力沖突和武裝對抗歸咎于哈馬斯和伊斯蘭主義，不免落入唯心主義的桎梏。
以動態視角審視，近70年的巴以沖突經歷了從大規模戰爭到地區沖突的發展歷程。20世紀90年代之前，巴以沖突以大規模戰爭為主，例如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1967年以色列吞并加沙和西岸。自90年代以來，地區沖突取代了大規模對抗，例如1987年大起義、2000-2005年阿克薩起義、2008-2009年“鑄鉛行動”等，皆發生在加沙，且只以哈馬斯為打擊對象。另一方面，巴以雙方從五、六十年代的武裝沖突，到七、八十年代和平進程的啟動，再到1994年和平協定的簽訂，巴以關系明顯漸趨緩和。武裝沖突與和平進程的此消彼漲，預示著巴以關系和平解決的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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