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心理學淺探論文(2)
環境心理學淺探論文
環境心理學淺探論文篇二
《建筑設計與環境心理學整合的教學模式研究》
摘要：面臨一系列城市問題的巨大壓力，“如何把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結合到具體的建筑設計中，喚起學生的社會性意識”是煙臺大學建筑學院四年級居住組團與單體建筑設計教學的改革目標。文章以2008年山東省農村住宅競賽一等獎方案為例，具體闡述建筑設計與環境心理學整合的教學模式，并探討多學科專業教師聯合輔導教學的模式。
關鍵詞：建筑設計;環境心理學;教學模式
在這個學科知識交叉融會的時代，城市的綜合性、社會性與不確定性決定建筑設計所要解決的問題已超出物質范疇而日益趨向于復合性的社會問題。Prutt-Igoe住宅區被炸毀的實例已證明建筑設計的質量不僅取決于建筑的形式，更取決于使用者，這促使整個建筑界重新審視建筑環境的意義，并深刻理解使用者對建筑環境的需求。
人在環境中生活，離不開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環境心理學作為一門多學科介入的應用學科，在居住區實際領域中充分發掘使用者對環境的需要、欲望和反應，強調了在設計過程中兼顧不同人和不同文化對建筑的要求，為居住區規劃及建筑單體設計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研究資料。然而，目前國內教育界普遍存在著“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現象，對學生來說，整個設計過程還停留在傳統的視覺研究層面，環境心理學研究成果始終沒有體現在學生的建筑設計中。
為此，煙臺大學建筑系四年級居住組團與單體建筑設計教學以“如何把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結合到具體的建筑設計中，喚起學生的社會性意識”為改革目標，闡述建筑設計與環境心理學整合的教學模式，探討多學科專業教師聯合輔導教學模式。
一、多學科專業教師合作輔導教學模式
21世紀是科技、信息高速發展的時期，是以多元化思潮為基礎的時期，是學科知識交叉融匯的時期，建筑也逐漸向復雜化、多樣化演進，單純的物質環境設計引發了大量的城市問題。面對一系列城市問題帶來的巨大壓力，煙臺大學建筑學院教學團隊積極從社會學、行為心理學、人文學科中尋找線索，提出“建筑
設計與環境心理學整合”的教學模式，教學過程中打破年級界限，不同研究方向的教師聯合輔導、共同研討，力圖達到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平衡。
教學環節設置如下：(1)基于場地及周邊地區使用者需求的前期調研(涵蓋同類、相關項目的用后評價)，成果以小組為單位進行交流;(2)多學科的理論專題講座(滲透于設計的不同階段)，包括
環境心理學研究成果專題引介、傳統民居的演化分析、居住區規劃原理、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建筑技術專題講座以及設計規范圖解;(3)理論與實踐相融合的規劃與單體設計，在教學互動中進行。
文章重點分析環境心理學與四年級居住組團與單體建筑設計教學的整合模式。
二、教改案例解析
(一)當前農村住宅設計的背景
2006年2月21日，中央頒布了改革開放以來關于解決“三農”問題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文件將新農村建設的實質概括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0個字[1]。新農村建設的實質是建設重點和建設內容由過去單純進行產業和經濟發展轉變為生產和生活并重，其最終目標是以人為本，滿足使用者社會、文化和心理的各種需要，構建和諧社會。
文件下發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新農村建設也成為當前政府與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之一，專家們從不同的視角探討了新農村建設問題。在建筑理論界和實踐領域已經陸續開展對新農村規劃新思路的探索，各地紛紛開展村莊規劃、農村住宅設計競賽，但目前大部分新農村規劃往往側重于“節地、節能、美觀”的村莊物質環境規劃，從戶型平面到造型與城市居住小區相差不大。
面對當前農村盜竊案件日益攀升的現狀，新農村建設日益趨向于復合型的社會問題研究，通過智能化進行安全防衛的城市社區模式并不適合于農村的經濟水平，新農村建設應該避免形式主義，以農村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為著眼點，在社會學、環境心理學的研究基礎上，充分發掘使用者對環境的需要、欲望和反應，通過物質環境設計構建安全和諧的社會環境。
(二)傳統民居、現代民居的可防御性對比分析
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于1943年在《人類激勵理論》中提出“需要階級”理論，他認為人們心理存在著一個從強到弱的需要等級，較強的需要往往壓倒較弱的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推動人們行動最首要的動力，“安全上的需要”僅次于生理需要，他認為整個有機體是一個追求安全的機制，人的感受器官、效應器官、智能和其他能量主要是尋求安全的工具[2]。
縱觀古今中外的城市發展史，安全防衛一直是城市建設的重要訴求。在生產力落后的年代，個體對外界的防御能力較弱，為了共同對付野獸和外族的侵略，人們依靠地緣、血緣關系群居在一起，形成向心的總體布局形態，以風水樹、溪流、曬場等公共生產、生活場所構建鄰里關系，形成穩固的社會防御網絡，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在次一級層面上，傳統民居采用圍合空間的封閉式院落布局，幾代人或幾姓人圍合而居，以一個院落為單位形成一座座封閉式的防御單元，眾多的居住人口和傳統的生活方式使家中全天候有人停留，滿足當時居住生活的安全防衛需求。由此可見，傳統民居的安全防衛不僅依靠物質屏障等“硬”建筑措施減少威脅，建筑與環境一體化所形成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聯合防衛”，更是安全防衛的關鍵。
1942年冀中平原地區的地道戰，由住宅院內地窖逐漸發展到房連房、街連街、村連村的地道網躲避敵人掃蕩，正是這種“聯合防衛”的真實寫照。
國外心理學研究發現：住房的進入難易程度是竊賊判定住房是否遭竊的主要原因，很少有竊賊把潛入住房的困難僅僅看成是住房是否堅固、有無安全系統，而竊賊所判定的難以進入的住房，與鄰居的反應高度相關[3]。
如今，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生活方式影響的加大、農村集體觀念的淡薄以及公共生活的日漸消失，以前那種和睦的鄰里關系不復存在，居民戶外活動頻率減少，社會監視功能弱化。同時，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條件大大改善，幾代人或幾姓人圍合而居的居住模式演化為獨戶獨院居住，各家各戶在營造自己的封閉空間，對外具有更強的封閉性，鐵門、高實墻、防盜網的被動式防衛措施更使單個家庭的自我防控成了孤立的、很難得到外部有效監視與及時救援的“空間盲區”，非農住戶居民的工作時段和農民的農忙時節使封閉院落中經常出現“時間盲區”，人口年齡結構的不合理現象使農村的犯罪預防能力日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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