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的學術論文
郎咸平的學術論文
郎咸平是香港著名經濟學家，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郎咸平的學術論文，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郎咸平的學術論文篇一
郎咸平:為中國高科技文明把脈
“郎旋風”曾掀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大不小的一場風波，至今人們還記憶猶新。“郎顧之爭”以顧雛軍鋃鐺入獄，畫上了悲慘無奈的句號。“旋風”過后，當人們冷靜沉思言猶在耳的論爭時，殊不料郎先生又放言“中國高科技”問題，“吹皺一池春水”。
今年的初春時節，郎咸平教授出版新作――《科幻》。乍看《科幻》這樣的書名，似嫌費解，細讀之后，方知這是一部嚴肅的“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戰略評判”的經濟著作。用編者的話說，這是“一部值得所有行業和企業借鑒的發展戰略案例集”。為什么書名叫《科幻》呢?惟有拜讀完全書才能悟出“此中意味”。此外，《科幻》與郎教授的其他著作，諸如《標本》――地產領導者領先之道，《思維》――國際級企業和企業家戰略思維，以及之前的《操縱》、《整合》、《運作》等著作，構成一個完整的經濟書系。
《科幻》的前言中，郎咸平教授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國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新技術企業”。這一論點，主要是根據2000年到2004年《國際競爭力報告》的分析，影響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五大因素：一是“研究與開發財力不足”;二是“科技人力資源效率低下”;三是“科技管理水平低下”;四是“科技基礎設施水平低下”;五是“國民教育水平較低，知識轉化效率低下”……朗教授采用了“中國總體競爭力”的概念，即由“經濟表現”、“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和“基礎設施”等四大指標構成。按這樣的指標排列，中國在第30位左右波動。中國的綜合排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經濟表現”;如果按“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和“基礎設施”來排，一直都在30到40位前后。
《科幻》的導言中，郎咸平教授明白無誤地提出對“中華文化到底養不養高科技”的質疑，結論是否定的。郎咸平教授剖析了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五大”不足：研發人員工資最高，流動性最大，稍不滿意則“跳槽”;研發人員層次很高，但效率很低，研發出成果的產品很少;科研產品問題很多，維護服務壓力很大;企業研發投資大，收益小;“老板給員工打工”，高技術企業過分依賴研發人員。……基于此，中國的高新技術企業最缺少的就是“技術競爭力”。中國每天新成立和倒閉的高新技術企業很多，一批“先烈”倒下去，一批“后人”跟上來，但沒有多少能活過10歲的。
郎咸平教授認為：“中國的高科技思維似中餐館的思維，也就是不講工序和不講紀律的思維;一個沒有紀律的團隊是根本無法成長為微軟的。”中餐館的科研思維，不是麥當勞的科研思維，影響了中國科研的發展。麥當勞積累“手藝”，它的分店可以開到世界各地，誰都可以去做他的薯條。微軟也一樣，從W95到2000，其產品相當于麥當勞的“漢堡”。正是這樣簡單的思路創造了西方輝煌的科技文明。然而，中國的企業往往依靠的是“大拿”級的關鍵人物，這種思維不改，難以成就高科技企業的發展。
郎咸平教授不懼怕“國粹派”文人的攻訐，毅然舉起镢頭，挖開祖墳，批判國人“不養高科技文明的‘七個’傳統文化觀念”。一是“‘失敗是成功之母’，認為是理所當然”。企業研發人員過于追求自身價值和能力的體現，誰都認為不用對高新技術產品的研發的失敗負責，甚至認為高新技術產品的研發成功必然是建立在無數失敗的基礎上的。二是崇尚“悲劇英雄”，迷信“殺雞焉用牛刀”、“以少勝多”和“四兩撥千斤”的神話。在科研工作上惟獨喜歡“少花錢多辦事”的思維，認為多花錢就是沒水平，導致科研的成功率很低。三是“做事無錯便是英雄”，在國人的潛意識里，做出來的事情沒有錯誤就叫有水平。因之，把加強對錯誤的測試與驗證過程視為一種資源浪費。而在西方的理念中，完成的工作不可能十全十美，難免有錯，高新技術含量越大，錯誤往往也就越多。四是迷信“內行領導內行”，高新技術企業尤其如此。研發機構提拔干部多看重技術水準，惟恐鎮不住下屬。而西方的研發機構往往是學過管理的MBA“外行領導內行”。五是“過分看重‘有特殊貢獻的專家’，卻忽視‘有特殊貢獻的團隊’，助長了人們‘寧當雞頭，不當鳳尾’的心態”。這正是中國高新技術企業長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六是過于“迷信奇跡，崇拜奇跡”。 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把產品開發出來就行，導致產品缺乏可靠性和競爭力。結果是，“沒有一套科學程序，連怎么改進都無法入手。卻是對低端產品的研發不斷重復投入，已經是歐美的10多倍。七是“國學文化崇尚精神目標”。“追求第一”、“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愚公移山”、“國內首創”、“填補空白”……為此，許多產品的研發，進度延期，經費追加，很難見成果。
鑒于如上的分析，郎咸平教授提出了“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思維誤區”，主要是：“面向科研還是面向研發”――過于宣傳“失敗是成功之母”，是為掩蓋企業決策和管理失誤開脫責任?；煜?ldquo;科研”和“研發”理念，放棄管理控制，放任自流，是高新技術產品研發失敗的主要原因。“面向專案還是面向產品”――僅關注產品的最終結果，不關心項目的控制與管理，研發進度一拖再拖，目標不斷變化，費用不斷加碼，是高新技術產品研發目標失控的根本原因。“面向過程還是面向結果”――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把產品開發出來就行。惟看重產品結果，忽視過程控制，是高新技術企業產品研發失控的主要原因。“面向機遇還是面向戰略”――技術積累是產品創新的前提。忽視新產品研發所需要的技術儲備與積累，而過于寄希望于“新機遇”的奇跡出現，是高新技術產品研發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面向研發規律還是面向研發進度”――許多企業往往特別關注產品的研發進度，忽視和取消保證質量的過程控制。追求進度、忽視高新技術產品研發規律是高新技術產品研發問題多、質量差的主要原因。“面向‘以人為本’還是堅持‘以法為本’”――高新技術產品最重要的特征是“團隊化”。“團隊化”的基礎就是“以法為本”。大肆宣揚“體現個人價值”，寄希望于“人治”創造“奇跡”，把新產品的研發成功寄托在“能人”身上，是高新技術產品研發效率低、狀態失控、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
讀到這里，我們對郎咸平教授的新著《科幻》的涵義，應該說有了一定的理解。《科幻》寓意“科技發展出現幻象”之意。盡管我們讀郎教授的結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這是西方學者眼里所看到的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現實，且又如此坦誠地說出來，實在難能可貴;我們還是應該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態拜讀為好。郎咸平教授的“中國情結”讓他產生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急切情緒;他的思維方法也多是“以人之長，比己之短”，善于“橫比”，而不懂國人喜歡的“縱比”，即“自己跟自己比”，多講成績，少談不足。還是那句老話，“成績不講跑不掉，問題不講改不了”?！俄n非子》有道是，“夫良藥苦于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這也就是說，“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我們期許國人更有“達者”的氣度，“知不足而后思進取”，是之謂也。
郎咸平的學術論文篇二
對郎咸平“6+1”理論的商榷
[摘要]郎成平的“6+1”理論的謬誤在于，他認為今天的國際競爭不再是產品競爭，而是產業鏈的競爭。本文認為，基于美國、韓國、日本等國的經驗，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為了解決中國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只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大力發展大學生密集型產業。
[關鍵詞]就業難 “6+1”理論 大學生密集型產業
看似完美的“6+1”理論
近年來，在各類媒體(尤其是網絡)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用以解釋中國大學生就業難的“理論”，那就是郎成平提出的“6+1”理論。他認為，今天的國際競爭不再是產品競爭，而是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產業鏈競爭階段。產業鏈包括七大環節：一是原料與生產，二是產品設計，三是原料采購，四是倉儲運輸，五是訂單處理，六是批發經營，七是零售。在這七個環節中，后面六個環節是需要大量大學生去做的，第一個環節則基本不需要大學生，而中國恰恰在國際分工中分到了所謂的“6+1”中的“1”，即生產環節，也就是說中國的主要產業是低端制造(對產品物質形態的制造)，這種產業根本不需要大學生，中國極度欠缺“6+1”中需要大學生的“6”，所以導致中國大學生就業難。
乍看這一“理論”，似乎無懈可擊，完美地解釋了中國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問題。實際上，郎咸平先生的確找對了門路，可惜的是淺嘗輒止，并沒有深入下去，這種“6+1”理論的解釋只能是膚淺的。
美國為什么能長期消化大量大學生就業
從20世紀末開始一直到今天，10多年的時間，中國大學生就業愈發艱難，無論是量(就業率)還是質(工作的好壞)上都每況愈下，而這10多年恰恰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繁榮興盛的時期。這就是中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的離奇之處。美國絕不會出現這種局面，美國只有在遭遇經濟蕭條時才會出現暫時的大學生就業困難，這種局面往往是幾十年才一遇。
即便是在經濟危機和金融海嘯之后的今年，美國大學畢業生就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但并未遭遇特別嚴重的就業寒冬，美國大學和雇主協會在今年4月對850所大學的3.5萬名畢業生所作的抽樣調查顯示，在申請工作的應屆畢業生中有19.7%的學生找到了工作。乍看起來很嚇人，其實2008年同一時期是26%，今年與去年相差并不大。從就業的“質”的層面看，2009年應屆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是49353美元，幾乎與2008年的平均起薪49300美元相同，有一半以上的專業起薪還有不同幅度的上漲，比如金融專業畢業生的起薪上漲了2.3%，達到49754美元。
這么多專業起薪逆勢上漲，說明美國大學畢業生的質在提高，這個事實只能說明美國大學生就業即使有困難，那也是暫時的、局部的、不嚴重的。那么，美國為什么能長期吸收那么多的大學生就業呢?
其實很簡單，這是因為美國擁有的是高技術、壟斷性(對全球而言)、“虛”的產業，這些產業恰恰就是大量吸收大學生的產業。高技術自不必說，美國的軍工、航空、計算機、互聯網等都是需要大量大學生的，本國的學生不夠用，必須在全球范圍內吸收優秀人才。
至于“虛”的產業，就是指美國基于綜合國力和文化優勢建立的非物質形態的產業，這主要包括“虛擬化”經營的世界級品牌(美國僅經營品牌符號本身，物質產品放到中國大陸來生產)、金融服務業、娛樂產業、少量奢侈品等等，這幾樣虛的東西，無一不是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搜刮財富的強大工具。而這些產業，恰恰需要大量大學生來做。
如美國的耐克鞋有30%左右都是中國東莞一家叫做裕元工業的臺商企業生產的，假定一雙耐克鞋最終售價1000元人民幣，裕元工業頂多能拿到100元，中間商(運輸、售賣)和品牌所有者(即耐克總公司)各拿450左右。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人把中國人生產的鞋子，貼上一個商標之后又賣給了中國人，賺到的錢又可以回過頭來從中國進口五雙同質量的鞋子。這就是說中國的裕元工業每為耐克生產一雙鞋子(賣給中國人)，最終還要再附送五雙同等質量的鞋子給美國人穿。這樣的空手套白狼的國家，物質能不極大豐富嗎?美國本土保留的正是產品的品牌塑造和產品設計等“虛”的層面，這些層面恰恰需要大量大學生來完成。
與郎咸平先生商榷
筆者的解釋與郎成平的“6+1”理論相同之處在于，二者都看到了“虛”的層面是能吸納大學生就業的所在，即吸收大學生的就是“6+1”的“6”。不同之處在于，郎咸平只停留在了表面的七個環節，錯誤地得出今天的國際競爭不再是產品競爭，而是產業鏈的競爭結論。
要證明郎咸平的錯誤非常簡單，按照他的理論，我們只要發展好“6+1”的“6”就能在國際產業鏈競爭中取勝，大學生就業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而實際上，中國在“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零售”等六個環節早就達到了世界一流水準，許多世界品牌的這六個環節都是中國人在做，除了產品設計這一環可能稍遜，其他五環中國人做得非常好。
事實上，問題的關鍵根本就不在于這六個環節本身，問題仍然在于產品(品牌)，國際競爭仍然是產品的競爭，而不是所謂的產業鏈競爭。只要創立了世界級的品牌，那六個環節自然而然就運作起來;如果沒有品牌，去做這六個環節是“巧婦做無米之炊”。也就是說，所謂的六個環節，是圍繞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去運作的，而不是獨立存在的，是品牌競爭勝利之后催生了六個環節，而不是靠六個環節本身去競爭。如果中國創造出一個可以和耐克匹敵的世界級運動品牌產品，那六個環節馬上就會運作起來，大學生就業崗位就源源不斷。
品牌的打造只與六個環節中的“產品設計”有關聯，單靠產品設計是打造不出品牌的，品牌打造是一個綜合性的龐大工程。所以說，“6”是果，而不是因，把大學生就業難歸根于“6”本身是荒謬的。
發展“大學生密集產業”是解決大學生就業治本之策
“6+1”理論除了膚淺之外，還在于片面，僅僅涉及了產業領域的大學生就業，而實際上，政府部門也是吸收大學生就業的關鍵領域。政府對大學生的需求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維持日常運作，二是開發公共產品(包括國防產品與技術研發、制度設計、法律建設、經濟政策研究等等)。大量的大學生是直接進入政府工作或者為政府打工的，國家戰略和方針政策也就成為影響大學生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筆者想綜合考察中國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原因：
其一，國家戰略。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低技術發展戰略，國家對技術研發和自主創新投資嚴重不足，這一領域恰好是需要大學生來完成的。
其二，法制化進程。我國的法制化進程障礙相當大，行政力量依然非常強大，法律“說話”不算，這就導致法律人才的需求大打折扣。如果我們能像美國那樣，每一個人都聘請為自己長期服務的私人律師，法律專業的大學生就業將大大增加(增加數十倍、數百倍甚至數千倍)，不夠用了，其他專業的大學生就會轉法律類。
其三，其他一些短期政府政策。首先，從經濟角度看，只有兩類“大學生密集型產業”，這就是高技術產業和“虛”的產業，大學生就業難在于缺少這兩種“大學生密集型產業”，而不在于“6+1”。其次，從高技術產業看，我們的計算機產業、軟件產業、汽車工業、軍事工業、航空航天工業沒有一個能在世界上占據重要位置，產品在世界范圍內銷量太小，自然就無法吸收更多的大學生來生產、研發產品。在這些方面，中國哪怕能在一個領域占據世界市場的較大份額，就能讓理工科大學生就業大大改觀。再次，從“虛”的產業看，我們幾乎不擁有世界級的品牌，沒有一個奢侈品牌;我們的明星娛樂產業沖不出華人圈;我們的金融業非但不能剝削別人，反而成為國際游資席卷我國財富的工具。
如果我們有世界級的品牌，就可以虛擬化經營，我們只須雇傭大量大學生進行技術研發、外觀設計、廣告宣傳(明星代言)。韓國三星手機僅僅外觀設計就聘請了五百多名藝術類的大學生，軟件和硬件等技術類的大學生更是數量巨大。
如果我們有真正的世界級的金融服務業，經濟類的畢業生就不必擠破腦袋去外國的投行，我們自己就能消化掉這些畢業生。
如果我們有能走出國門的明星娛樂業，我們就需要大量的文科大學生進行編劇、攝像、表演、導演、營銷、宣傳、策劃等等。可事實是，我們連“韓流”都抵擋不住。那些所謂去了好萊塢發展的導演和演員，只不過是出口轉內銷而已，他們只是充當了美國人占領中國市場的工具。我們的娛樂明星如果只能在華人圈里發展，所能吸納大學生的數量是相當有限的。
如果我們能有在世界范圍內或者至少在亞洲范圍內大行于世的軟件、網游產品，我們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生進行軟件開發和產品生產。事實上，我們的網游市場被韓國人占據了半壁江山。
縱觀所有發達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其某些“虛”的產業或高技術產業在國際范圍內占據一席之地，這是他們不存在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共同原因。法國有無數奢侈品和國際品牌;德國也有諸多國際品牌;日本汽車工業世界首屈一指;美國軍工、金融服務業、汽車行業也是世界領軍;韓國也有三星、現代等國際品牌。所以中國大學生就業難，不在于“6+1”，不在于高校擴招，也不在于專業不對口，而在于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業和“虛”的產業。一句話，我們缺乏“大學生密集型產業”。因此，要解決中國的大學生就業問題，只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大力發展“大學生密集型產業”。
看了“郎咸平的學術論文”的人還看：
1.第一次給導師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