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論的學術論文(2)
矛盾論的學術論文
矛盾論的學術論文篇二
《實踐論》、《矛盾論》溯源
摘要：“兩論”作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經驗哲學的總結和概括。《實踐論》、《矛盾論》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之作，它們誕生于現代中國革命的進程中，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運用和發展，同時又繼承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精華。
關鍵詞：毛澤東哲學思想;《實踐論》;《矛盾論》;辯證法
中圖分類號：D0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7-0044-02
《實踐論》和《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之作，是毛澤東的哲學名著。“兩論”問世以來，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多次研讀“兩論”及研究“兩論”的著作，若有所得，意欲溯其源。
一、現代中國革命直接催生了“兩論”的問世
1937年，“兩論”問世。“兩論”的問世，不是偶然的，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它們是適應當時革命發展需要的必然產物。20世紀30年代，現代中國革命正開展得如火如荼，而黨內卻盛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決議和蘇聯的經驗神圣化，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為了揭露經驗主義、特別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而輕視實踐的教條主義這兩種主觀主義錯誤的思想根源，更是為了從哲學文化上探索一種能夠指導中國革命的思想理論來指導中國革命特別是正在到來的偉大的抗日戰爭，毛澤東寫了“兩論”，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奠定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基礎。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1]825“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與《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不能不寫的。”[2]36作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哲學思想遭遇此敏感時期和激烈歷程，必隨之飛躍，達到另一個歷史和思想的高峰，“兩論”正是達到了這一高度，無論內容和表現形式。
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意義，但它畢竟發端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發展和工人運動，對于落后國家的人民的革命運動沒有具體的分析和深入的論述，而只是指明了方向。中國革命如果不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顯然是很危險的。“兩論”很及時地彌補了這一缺憾。事實上，“兩論”本身就是對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哲學概括和總結。
二、馬列主義是“兩論”產生的主要思想來源
“兩論”作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經驗哲學的總結和概括。“兩論”的誕生，從根本上說是源于中國現代革命，但“兩論”的文字和思想不是僅因為歷史淵源便能從毛澤東的心中生出，便能從毛澤東的筆端流出的，它們有其思想來源。馬列主義就是“兩論”產生的主要理論來源。當然，“兩論”不僅繼承了而且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列著作的思想并使其中國化。
毛澤東一貫重視對馬列著作的學習。雖然在寫作“兩論”時毛澤東并沒有讀完全部的馬列著作，但也讀了其中的若干本，直接從中吸取了許多重要思想。在《實踐論》中一共采用了引文九條，其中直接引自馬列著作的有八條。在《矛盾論》中一共采用了引文二十五條，其中直接引自馬列著作的有十六條之多。因此，美國學者弗蘭西斯·蘇評價“兩論”說：“就術語本身而言，毛澤東的辯證法理論與其說是中國式的，不如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兩論”雖然直接引用了較多的馬列論斷，繼承了馬列著作中的基本思想，但它們絕不是對這些著作的簡單再現或以另一種方式出現，而是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兩論”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兩論”重新定義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即“兩論”選擇了認識和實踐作為認識論的一對基本矛盾，而非以往的一些哲學家提倡的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
第二，“兩論”強化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即特別強調“能動”二字。誠如毛澤東在1818年讀《倫理學教程》的批注中寫道：“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這當然也與毛澤東的性格分不開。
第三，“兩論”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的應用研究。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軍事家，而軍事辯證法是其軍事思想的核心，是毛澤東思想中最輝煌的一部分，而它的理論依據最早見于“兩論”。正是“兩論”把軍事辯證法的研究及應用推進到一個史無前例的階段。
第四，“兩論”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中國化。“兩論”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但毛澤東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從方法論意義上使中國人明白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學說，就必須使其中國化，這就必然離不開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的傳承與開拓創新。中國的圣人是既出世又入世的，以出世之心超脫功名世俗，以入世之心奉獻社會人生。孟子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就是這個道理。“兩論”批判地繼承了這一偉大思想，這些當然是在馬列著作中沒有的。
三、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為“兩論”的產生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
“兩論”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世之作，它們與中國傳統哲學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批判繼承。美國學者斯圖爾特·R·施拉姆曾說過：“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承襲了中國古代文化”，“他的哲學繼承了古代陰陽辯證法思想”。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是“兩論”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關于承襲中國傳統哲學的問題上，“兩論”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在語言結構上，“兩論”純粹是中國古代哲學式的，這也難怪，毛澤東詩詞也都是中國古典式的。第二，“兩論”無本體論，而中國古代無所謂本體。第三，“兩論”中雖直接引用了不少的馬列原著，但大多數材料還是引自中國傳統文化典籍。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執著地追求和深刻地了解，他對中國歷史、哲學和古典文學終身都保持著濃厚興趣，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的書籍是他一生中讀的最多的。所以，在他的書中，古人經典那是信手拈來。 但是，中國傳統哲學中既有精華又有糟粕，既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批判的態度。“兩論”正是對中國古代知行學說和矛盾學說進行分析批判繼承和科學總結的結果。
知行關系問題的探討始終是中國哲學認識論探討的主題。唯心論者主張“知先行后”論，老子宣揚“不行而知”，孔子更有“生而知之”論。唯物論者則主張“行先后知”論，古之墨子、荀子皆持此理。近代孫中山亦主張先行后知，陶行知更是如此，連名字都改為先“行”后“知”。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幾千年來哲學史上關于知行關系問題的爭論進行了系統清理和革命地創造，將其融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知行統一觀，又借助于中國傳統哲學思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其中國化，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實踐論》中，一方面對“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的唯心主義進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又對“復知”的唯物主義做了繼承和革命性的改造。如《實踐論》中所言，“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歷史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錯誤思想。”[3]272《實踐論》對認識和實踐的關系有了創造性地見解。“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往復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3]273
在《矛盾論》中則指出，同形而上學相對立的辯證法的宇宙觀，在中國古代就產生了。雖然古人重感悟而輕思辯，主張“性靈說”等，但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辯證思維傳統的民族。中國古代哲學中，有兩種根本對立的“動靜觀”和“常變觀”。一種是堅持“運動”“變易”、“分化”的辯證法觀點，認為客觀事物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另一種是堅持“靜止”、“有常”、“凝聚”的形而上學的觀點。《矛盾論》深刻地分析和總結了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兩種宇宙觀的對立和斗爭，指出，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其基本特點“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3]275。主要論點有：第一，不變論，即事物永不變化。第二，量變論，即只有量的增減而無質的變化。第三，外因論，即只講外力的作用。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其基本特點是用聯系的、發展的、全面的觀點去看世界，主要論點有：第一，發展論，即是萬事萬物永遠運動、變化和發展的;第二，“兩變”論，即量變和質變。第三，“兩因”論，即內外因關系問題。
《矛盾論》之于中國傳統哲學，主要是有三個繼承和創新：第一，《矛盾論》批判地吸收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矛盾普遍存在的合理思想，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原理，認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3]294。第二，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理，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合理思想，創立了矛盾特殊性原理。第三，《矛盾論》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古代哲學中關于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相互關系的思想，提出了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的著名命題，豐富和發展了唯物辯證法。
總之，現代中國革命催生了“兩論”的問世。“兩論”直接繼承并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分析批判地吸收了中國傳統哲學中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和認識論思想的精華。這一方面，使馬克思主義融入中國優秀民族文化的發展之中，使之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另一方面，又使中國的傳統哲學獲得現代生命而使其現代化。
參考文獻：
[1]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龔育之.毛澤東的讀書生活[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
[3]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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