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學術論文
管理學至今已經發展了100年，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下面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管理學學術論文，大家快來跟小編一起欣賞吧。
管理學學術論文篇一
共議管理學
《管理學報》2007年第5期刊發了《試問管理學——“管理學在中國”側議》，從名詞術語和研究經費兩個側面對當時我國管理學界的現狀提出了質疑。時隔5年，我國管理學研究蓬勃發展的背后仍有諸多問題不可避免，值得反思。在此背景下，《管理學報》2013年第4期刊發了《再問管理學——“管理學在中國”質疑》(簡稱《再問》)，對管理學的3個視角(場域、屬性、路徑)以及對研究管理學的主體(管理學者)的兩個視角(使命、品格)進行反思，旨在拋磚引玉，引發學者的真知灼見。
編輯部從眾多學者回應文章中選摘了部分觀點，供學者交流和更深入的反思與探討。
[回應]
問題：學科邊界是否是成熟學科的必然標志?管理學是否需要明確自己的學科邊界?在當下，明確管理學的學科邊界對推動管理學發展的價值如何?
管理學邊界不清的原因
學科邊界不清將嚴重制約該學科知識的傳承、傳播與創造，因此，厘清學科邊界對于管理學的發展及其作用的發揮至關重要。
《再問》對我國管理學科發展至今，學科邊界依然模糊不清的憂慮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動，發人深思。
邊界不清的原因何在?我同意《再問》的觀點，“研究對象未統一”是導致邊界不清的重要原因，但對未統一的研究對象是什么，看法略有不同。
《再問》概括了3種不同對象：“組織”、“管理活動”、“組織中的人”，并認為“他們(指以組織為研究對象的管理學者)研究為實現組織目標如何將組織中的人、財、物協同得最高效，實際上將企業中的6項活動不同程度地納入研究視野，場域就明顯擴大，甚至無所不包。”這一說法值得商榷，人、財、物等組織資源，以及技術活動、商業活動、財務活動、安全活動、會計活動等企業活動，是管理的對象，而不是管理本身。巴納德、德魯克被認為是“以組織為研究對象的管理學者的代表人物”，然而，他們研究的恰恰是有別于5種企業活動的管理活動，而不是別的什么活動。
其實，在西方的管理學中，“組織”、“管理”、“組織中的人”三者是統一的：管理是管理者所從事的工作，管理者在組織中工作，組織是由人組成的，管理者要通過他人并與他人一道開展工作。誠然，側重于研究組織管理(實質上是指組織中管理者整體所從事的共性的工作)與側重于一般管理(所有單個的管理者，不論是基層、中層還是高層，所從事的共性的工作)，內容上會有差異，但這種差異遠不至于到管理學與財務、會計、市場營銷學等不加區分的程度。
從我國的情況看，管理學研究對象不明是因為對以下問題的回答不同所致：管理學研究的是組織實現目標所從事的所有活動還是組織中管理者所從事的共性的工作?以企業組織為例，一般來說，研發、生產、營銷、物流、財務、會計等都是實現企業目標所需要的，但并非是管理者所從事的共性的工作。
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在組織實現目標所從事的各項活動中，除了研發、生產、營銷、物流、財務、會計等之外，是否存在管理者所從事的共性的工作?如果有，這項工作(活動)是否足夠重要，需要進行專門的研究，進而形成一個學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無論這個學科怎么稱呼，都是有清晰的研究對象和學科邊界的。
事實上，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學科邊界模糊的問題，更為關鍵的是，以“管理者所從事的共性的工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周祖城，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從管理學研究對象的視角解讀
《再問》傾向于將管理學的研究對象界定于企業組織的內部，即以組織內部的管理活動為研究對象。由此，《再問》選取的時間序列是：從法約爾首次提出對所有企業組織乃至一般組織都適用的管理理論，即具有普適性知識的概念、原則和研究對象的一般理論之后，直至20世紀70年代、80年代美國管理叢林時期對管理理論基本架構問題的爭論。筆者認為，這一時期的管理學即管理理論研究是在短缺經濟、賣方市場條件下的思維和視角，生產和供給問題，其任務主體和研究對象更注重企業組織內部人財物等資源的配置，具有典型的內部性特征。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21世紀初，世界多數國家的經濟和市場處于過剩經濟、買方市場、網絡信息環境、技術創新和知識經濟的結構形態。這一時期，以美國為代表的管理學理論架構，其邊際依然是企業組織，但企業任務的主體從生產轉向了銷售，因而企業的市場理念則從以生產為核心轉向了以營銷為核心的市場理念，以顧客為導向、以市場需求為核心，因而德魯克說企業的本質是創造顧客價值而非追求利潤最大化。這一時期的管理學理論體系兼容了之前隸屬于經濟學的經營理論、廠商理論、營銷理論，隨之在學科劃分上，這些理論及其相關的次級學科從屬于管理學科門類，在美國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在中國，管理學從經濟學科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學科門類并包容企業外部市場競爭理論，則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末。也就是說，伴隨著全球化和新經濟(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企業管理的任務主體和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市場需求管理，即以需求為導向的企業組織的營銷和生產的過程管理，而如何滿足需求變化、競爭變化，如何進行人力資源、財務金融資源、物質技術資源、信息資源和關系資源的管理配置，需要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營銷創新和管理創新，創新成為管理活動的核心驅動力和管理學的核心要素。由此，也不難理解，對于管理學的研究對象，諸如管理叢林時期的“管理本身”、“管理活動”等，在21世紀當代管理活動的主體是“創造顧客價值”，這是概念內涵的拓展，也符合市場變化和時代發展。
筆者認同《再問》的觀點，即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管理活動”，由此，當代管理活動的主體任務則必然是“管理實踐”，或者說“管理活動”與“管理實踐”是等同的。因而，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和理論研究的主體任務則必然是管理實踐，亦即中國管理實踐。
(周建波，廣東金融學院)
管理學的邊界厘定和學科融合
科學理論本身是具備一定邊界的。超越了理論本身的邊界，理論的內容和形態就有可能發生變化。管理學同樣如此。誠如《再問》所言，當下的管理學研究確有研究邊界擴大化的嫌疑。然而，如果僅僅基于法約爾對6類企業經營活動的劃分，而將除管理活動之外的技術、金融、財務、會計、營銷活動等全然剔除出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又恐怕頗為狹隘。一方面，法約爾所論述的管理活動與當代情境下管理者面對的實踐已經頗有不同。在管理實踐越來越復雜和綜合的今天，上述的非管理活動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管理者干預和作為的成分;另一方面，管理學的外延要大于企業管理學，對于非企業組織的管理無疑應該被納入管理學的研究對象中。這類組織中涉及的管理問題的存在形態和企業經營中的管理活動或許并不一致。
另外，當前在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之間相互交叉、借鑒融合的現象日益明顯，對于尚處在發展過程中的管理學而言這種趨勢尤甚。管理學本身就是在吸取和借鑒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教育學等學科的基礎上發展演化出來的。例如，管理學中的組織行為學研究與心理學之間一直就呈現出水乳交融的關系;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中對于員工培訓的研究其實與教育學中的有關研究也有異曲同工之處。由于學科交融的客觀存在，越來越多的管理學者們研究的主題已經超越了純粹的企業經營范疇，而事實上是作為廣義上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與組織情境之間的碰撞。因此，明確管理學的學科邊界，或許重點不在于圈定一個明確的界限，而在于厘清管理學科中的一些基本假設和基本問題(例如，管理活動中的人是怎樣的人?管理活動中的人與人之間有怎樣的互動法則?)。凡是在基本假設和基本問題上保持一致的研究，縱然研究主題相對較為泛化，也不應該影響其歸屬管理研究范疇的規定性。
(羅文豪，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
[深思]
“頂天立地”：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
管理學科屬于社會科學，相對于自然科學面對的“物理性事實”，主要研究“社會性事實”[1]。研究對象是“社會性建構”出來的，研究者及其使用的觀念、知識、思維也都是“社會性建構”起來的。這意味著，管理學科永遠都不可能成為類似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相反表現為在相應文化滋養下發展形成的階段性的科學和藝術的統一。不同文明各有自己解釋世界的觀念體系、知識體系、思維方式，建立于其上的成功有效的組織管理，其內在的邏輯、規則、原理，自然會有很大差異[2]。其中，既有生產、經濟活動與自然與物的世界相互作用形成的共同的“管理科學”，也有各種文明的觀念、知識體系、思維方式孕育造就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集體化協作中相異的社會關系。過去政治色彩濃厚的“管理二重性”把社會關系簡單化為階級對立確實極端片面，但不等于管理上不存在文明類型帶來的社會屬性。學界對此意義上的二重性沒有太大爭議。爭議在于后一面——社會屬性側面，是不是也是“全人類共同”的，或者有沒有共同的部分。我以為，管理的社會側面用來分解、協調、整合集體行為的部分(組織管理本身的原理，接近《再問》所指“內核”)是共同的。如BARNARD[3]關于“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組織平衡”，西蒙[4]討論過的“層級結構”，馬奇[5]“經驗的疆界”，德魯克[6]有關企業的目的，斯格特[7]概括的開放系統觀點，理性主義視角的“目標具體化、結構形式化”等。管理學科中此類成果反映的規律和準則，是不論文化、不論組織類型(包括公共事業組織、行政組織)、不論情境，都普遍適用而無例外的。管理學科的獨特“內核”，恐怕就在于此。但這只是基本原理或形式化定理，是空殼，沒有具體內容。一旦裝進具體內容，文明的、情境的內容就同時裝進去了。如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契約導向與情感導向、明辨是非與中庸和合、上帝信仰與家國情懷等，因之成功有效的管理會出現多樣紛呈的形態。家長制和契約制、情感導向和制度導向、清教精神和家國情懷，都有大量持久成功有效的例證。這并不違背基本原理，卻又反映了文化和情境。
所以，“內核”是組織管理社會側面，用來分解、協調、整合集體行為的基本原理或形式化定理。時至今日，這方面已經積累了非常豐碩的成果，但還沒有達到體系化、系統化程度。尚需管理學界同仁志士努力奮斗。現實地看，成功的管理都是文化的、情境的、裝進了內容的。組織管理表現在美國的成功、在日本的成功以及在中國的成功，各有成功的文化、社會、經濟基礎，其間有很大差異。
這也就回答了《再問》關心的若干問題。具有一般性的，表現為組織化形式的集體化協作過程中分解、協調、整合人的行為和社會關系的組織管理原理或形式化定理，就是一般管理學的領域和范圍。管理是組織整體行為系統中的一部分或一類行為[3]，揭示組織與個人社會性行為的組織理論是管理學的理論基礎，或者說一般組織理論是一般管理原理的理論基礎。“頂天”的是一般組織管理理論，“立地”的是文化、社會、情境下的成功有效的管理實踐。論普遍適用，全人類共同的管理，那是一般組織管理理論;論成功有效的管理，那都是具體情境下的成功有效，而且成功有效的原理是與一般理論一致的。在此意義上，“管理學的中國情境”、“中國管理學”、“中國式管理”都是一回事，都是在探討中國情境下的成功有效。但如果認為存在完全獨立于世界的中國獨自一套的組織管理原理，以為這就是普適的管理原理，那就錯了。從中提煉抽象出的一般性原理或形式化定理，才是一般原理的構成。
之所以在上述相關問題上會產生不同看法或認識的偏差，大略有兩方面原因：①混淆了成功有效背后的原理與成功有效的內容本身，兩者搞不清。比如，契約制和家長制(不作嚴密表述，只指大意)，前者以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為基礎，后者以集體主義、血緣和情感為基礎。各是不同文化情境下整合集體成功有效的方式，但契約制和家長制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性質。具有普遍性，算得上原理的是巴納德關于權威的基礎最終在于接受方而不在于施與方所反映出來的原理。因為這對所有情境都有解釋力。②在西方撲朔迷離、林林總總的管理理論面前迷惑了雙眼。西方學術體制和教育體制鼓勵探索創新、標新立異，只要有新意，不同門派、不同視角的研究都能得以生長。從細處著眼，注重分析的科學研究范式使得許多學者更關心某一領域的具體問題而不是學科的體系結構。各派理論各自發展自己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互不買賬，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實。如果不能撥開各派理論各自名詞術語的迷霧，抓住實質，就很容易受迷惑和誤導。
“頂天”的理論導向的研究和“立地”的實踐導向的研究，一致的成分大于其間的差異。沒有深入、揭示現實的“立地”研究，研究者沒有必備的經濟、人文、社科學養，不可能進一步提煉抽象出“頂天”的原理。巴納德、德魯克、稻盛和夫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同樣，“頂天”一端的理論研究者沒有深厚的人文社科學養、廣闊的眼界、對企業和社會的深刻了解，不可能穿透和洞察組織管理現實的種種亂象，抽象、凝煉出一般管理原理意義上的理論結論。西蒙、馬奇、明茲伯格、斯格特等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不管起點、導向是實踐還是理論，最終都要通曉理論和實踐，貫通理論和實踐，才可能有大成就。
筆者不太贊成把法約爾到羅賓斯的管理過程體系作為組織管理基本原理的體系框架。理由主要有二：①“頂天”程度不夠。五大職能體系主要反映功利性目標下提高效率增加效用的內容，服務于企業家賺錢的色彩比較濃厚，歷史地看有其合理性。但現實中很多組織不是單一目標支配下的理性組織，也未必以效率效用為最高追求，管理學也不能只關注效率效用，更應該關注巴納德和德魯克倡導的個人、組織、社會的協調發展，提升學術品格。②五大職能體系反映的更多是高層管理者的行為或工作，而不是對集體化協作中分解、協調、整合性行為的全面概括。作為一般組織管理原理的理論體系，概括力和包容性略顯不夠。鑒于此，筆者在自己編的教材中，寧肯使用基于巴納德思想的組織內部平衡、組織與環境平衡、內外動態平衡框架體系，因為它的適用性、包容性更強。
這就涉及管理學研究和教育的現狀，管理學本身了。歷史地看，西方管理學從為企業、企業家服務開始，首先發展了提高效率、增加效用的，管理的技術、經濟側面;然后逐步展開多方面的研究。其間，不能說不存在“共識”意義上的“管理學科體系”。《再問》提到巴納德被譽為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國外公認巴納德為近現代管理理論奠基人，說明巴納德“組織論的管理理論”基本觀點是得到普遍認可的。“大師中的大師”德魯克關心的很多問題都是組織、社會問題，早已超越了狹義技術性、功利性企業管理的境界。斯格特整合各派觀點，梳理組織理論發展脈絡，整合的趨勢已經出現。同時也不能否認，體系性的、反映管理學獨自“內核”的一般組織管理原理確實有待于整合和提煉。這正是當代管理學者的使命。筆者認為，目前階段梳理和整合已有研究，構建一般組織管理原理體系的工作遠比界定管理學屬性、理論形態和理論結構重要。學科本身不成熟到一定程度，事實上也很難給出客觀公允的界定。
基于此，筆者近年來探討“組織理論的整合框架”，搭建初步的一般組織管理原理的基礎框架[8，9];以該框架為基礎，初步總結概括中華文化情境下的成功有效管理，以期朝著“頂天”和“立地”兩端努力。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志士來做這方面的工作，從“頂天立地”，理論突破和實踐解讀兩方面為管理學添磚加瓦。
與此相關的管理學科范圍以及研究范圍，“泛化”(學科特點帶來的泛化)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由于管理學出現晚于經濟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研究對象都與人的集體化、社會化行為相關，所以交叉、邊緣、跨界幾乎是命定的特點。組織活動涉及個體行為、業務技術、經濟活動、社會性作用，涉及環境內外交互作用，如果沒有分門別類的、跨學科的研究，不能全面透徹揭示組織行為中制約和影響的各方面要素和過程，凝練組織管理一般原理就缺乏基礎支撐。
《再問》一文提到的國內管理學科劃分，筆者認為基本是合理的。基金委的“管理科學與工程”指向組織管理中的管理科學部分，“工商管理”指向經濟組織管理的科學規律(雖然沒有對一般原理和具體情境下的管理作區分)，宏觀管理與政策指向國家或區域層面的管理領域，總體上是與學科特點吻合的。唯一的遺憾是既然設了工商管理門類，就應該同時設置公共管理門類。教育部《學科分類與代碼》顯然既有對學科規律的認知，也有現實的考慮，也屬正常。
至于體現在管理學界個人層面的“亂象”不外乎體制因素和個人品格兩方面。這些問題非學術問題，不說也罷。
(王利平，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
登高望遠，道術兼備——管理學的發展之路
討論管理學的根本性問題，一定要登高望遠，重道輕術。討論具體管理問題，則可就事論事，重術輕道。理想的狀態是道術兼備，但不同情況下也應有所側重①。這里提出管理學發展的“三位一體”框架思路，或稱“12字方略”，即“認清主題、問題導向、求本舍末”。
(一)認清主題
管理學的首要問題不是“對象”、“邊界”或方法，而是主題，反之就會本末倒置。表1列出了中國人文社科領域主要學科的主題和現狀。管理學區分于其他學科的關鍵在于主題不同，管理學研究最大的偏差是偏離了“激勵與約束”這個主題;“無根”是說管理學本身缺乏理論基礎。
如果明確管理學的主題是“激勵與約束”，好些相關問題可以迎刃而解：①管理學的理論基礎可以利用經濟學和心理學。經濟學強調經濟理性，心理學強調心理理性。二者的結合更便于說明管理學的主題及其問題。②目前，“管理科學與工程”領域涉及的主要內容大多屬于管理學方法，多屬“術”，特別是數學方法，但不是管理學主題。③表中所有學科均可歸納為“色與戒”或“陰與陽”的關系②。④同其他學科類似，“激勵”與“約束”可有側重主輔，但互相依存、對立統一，真是奧妙無窮。微至個人或團組，宏至國家或國際;軟如思想道德，硬如軍事法律，大多皆同此理。
(二)問題導向
管理學研究或理論創新要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即依據觀測到或調查、實驗所得的事實和數據(“實事”為起點)，選擇適當的方法進行科學論證(“求”的過程)，尋求和檢驗真理(“是”的結果)③，見圖1。通常人們以為“實事求是”就是說真話，其實這是對其的“褻瀆”。前提是“問題導向”，再經“實事”→“求”→“是”的過程，不斷地證實或證偽，這也是各種學科發展的“基本路線”。
圖1 “實事求是”示意圖
管理學研究中，“問題導向”歷來就深受重視，但真正做到卻很難。如果沒有提煉出“科學問題”，至少是真問題，再怎么“實事求是”也不會有好結果。從概念出發，研究“偽問題”是管理學研究的大忌，難免誤入歧途④。
(三)求本舍末⑤
就理論的重要性而言，管理學問題是存在層次之分的[10]。圖2給出了管理學研究的一般技術路線圖。從低到高，“問題導向”意義下的問題可分為4個層次，即現象或觀點型問題、問答式問題、難以解決的問題、最高層次的悖論型問題。層次較低的現象和問答型問題至多屬于日常管理工作，可直接進入決策程序，因此不屬于本文的討論范圍。有的管理現象背后也存在某些規律性，但依然屬于枝末細節，不是重點。管理學研究的最高境界是提煉出悖論型問題，并給予解讀，再發展出相應的定理、定律。據筆者所知，管理學領域目前還較少提出這種層次的定理和定律。
圖2 管理學研究一般技術路線圖
管理學理論不夠完善可能有3個原因：①偏離了“激勵與約束”這個主題;②沒有獨有的基礎理論;③較少提出高層次悖論。從理論上說，發現管理學悖論，提煉出科學問題，這對研究者是求之不得的事。從實踐角度看，管理者面臨管理學悖論，不能無動于衷。因而可行的邏輯思路是，針對復雜的難題→提煉出哲學悖論→將悖論歸結為兩難困境→根據輕重緩急明確取舍關系→桉“次優原則”做出管理決策或制定公共政策。然后，經過實踐進行效果評價，同時進行邏輯檢驗，再進行新的或更高層次的問題探索。
這里以“價格規制悖論”加以說明。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公共(或宏觀)管理問題，其實也是微觀的工商管理(企業理論)問題⑥。該悖論可概括為：“沒有競爭不知成本為何物”，“有了競爭不知成本有何用”。大意是，政府在對有關企業進行價格規制時，關鍵問題是對成本的測算和認可。但在競爭不充分的條件下，適當的成本水平和結構是不可知的，永遠都是謎⑦。然而一旦競爭充分，成本數據可信，又不必再規制價格。面對這種“兩難困境”，邏輯上分析只有兩個方向性出路，即或是“反壟斷”出路，或是“激勵性規制”出路。對于這類管理學悖論，如果不能給予清晰解讀，那就只能是“瞎折騰”，不可能做到“治大國若烹小鮮”。就此悖論來說，解讀需要圍繞“激勵與約束”的主題，遵循“實事求是”的要求，從企業理論、產權界定、績效評估、產業政策、財務金融、財政稅收、法律法規等多方面多層次進行系統研究，既要有“為學日益”的正向解析，更要有“為道日損”的反向歸納，從而避免出現“開口便錯、動念即乖”局面。
哪些管理學問題屬于“本元”層次呢?比較典型的管理學問題有“團隊生產”問題，“委托-代理”問題等。
(于立，天津財經大學商學院)
[感想]
讀了《再問》一文后，感受最多就是《管理學報》雜志社的同仁們對管理學發展現狀的思考、疑惑，甚至還有一些焦慮。作為在管理學領域工作了30余年的教師除了有一些同感外，更多的是在對管理學科學性理解基礎上的淡定與自信：
管理學的基礎理論經過100多年的發展已經將研究的對象鎖定在了組織的建設與發展上;也清楚地認識到對構成組織的基本元素人的分析與研究是研究的核心內容;管理工作最為關鍵的問題就是要解決組織與其運行環境的匹配，解決組織中人的期望與組織目標的協調;也明確了組織管理工作的基本程序是計劃—組織—領導—控制。雖然這些基本原理和工作程序在不同的組織和具體工作中存在差異，但“差別只存在于應用方式上，而不是在管理的原則上。例如，這些組織的管理者都同樣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解決人的問題——而這種人的問題幾乎都是一樣的。”管理學基礎理論、概念散亂、缺乏學科科學特征等諸多的問題，除了有將頗具人文社會科學特色的管理學科放入了自然科學的參照系外，更為重要的應該是如同人類不可能抓住自己的頭發將自己從地面提起一樣，還缺乏對自我思維邏輯、人生秉性的基本了解。甚至認為，可能這是不能和不應解決的問題，如果人的一切被徹底解謎，人類會立即失去生存必須的博弈和愉悅，甚至走向滅亡。保持這一點神秘，堅守這一點不解也就是保存了管理學研究的樂趣，甚至是這門學科存在的意義。
(譚力文，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的確，目前管理學界的問題不少，《再問》提到的很多現象基本上都是現實。包括基金委在內的資助機構等雖然為繁榮我國的管理學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也出現了唯高層次論文的傾向，實際對于中國管理學的深化研究是不利的。不管是叫“管理學在中國”也好，還是叫中國的管理學派也好，或者是叫中國特色管理、情境管理、元素管理也好，都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來的。
我覺得既然是一種普遍現象，甚至在管理教育和研究最為發達的美國都出現這樣的現象，那么：第一，它具有普遍性;第二，值得深入地反思和研究，所以《管理學報》的反思是值得推崇的，有價值的;第三，作為學者能夠做什么?就是開展更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按照“求真”的思路進行基礎研究，另一方面，將基礎研究的成果運用于實際中去。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做的工作是，建立自己的研究的邏輯和方法論體系。我們不缺乏研究的素材，恰恰相反，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豐富的素材，我們的教師和研究人員也聰明，為什么做不出好的工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研究邏輯是跟隨型的，沒有從源頭上進行梳理。
(蘇敬勤，大連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
[探討]
問題：需要“管理研究的求真派”舉證已經取得的科學化的管理理論成果究竟是怎樣的?管理理論的科學知識體系最終會是怎樣的?需要“管理研究的求用派”回答達到求用的目的過程就不需要求真的理論探索嗎?百年來的管理理論構建中是否完全沒有普適的真理性的管理知識呢?
有用就是真理
筆者嘗試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簡單，那就是“有用就是真理”。這一回答的出發點是真理的標準問題，簡言之，真理并不是一套經過所謂“嚴謹的實證主義方法得出的結論”。換言之，求真派所宣稱的“嚴謹的方法”得出的結論未必是真理，是否是真理，要看作為認識成果的結論是否“有用”。從這一邏輯出發，真正的“求真”實際上就是“求用”。當前管理學界所謂的“求真派”其實是“偽求真派”。
所謂“求真”當然是“求得真理”的簡稱，但如何求得真理?管理學界主流的辦法是將“嚴謹的實證主義方法”作為求得真理的唯一手段，而其中隱藏的標準是典型的“符合論”真理標準。真理標準的“符合論”大意是當認識與客觀世界相符合便是真理，否則便是謬誤。隨著科學哲學的發展，今天顯然只有極少數人認為可以得到與客觀世界完全符合的認識。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早就指出，不存在永恒的真理，只存在暫時被證實的結論。因此，結論與客觀世界“不符”并不奇怪，尤其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結論與客觀世界“不符”成為一種常態，“科學化”之路先于管理學百年的經濟學均承認這種“常態”，將自己定位為一種“客觀世界的參照系”，奇怪的是，管理學界居然將這種“常態”作為一種標準而企圖固定下來，將其稱之為“暫時的真理”[11]。按照符合論的思維模式，客觀世界既然是“永恒而真實地存在著”，真理怎可能是“暫時的”?“暫時的證據”又怎么能夠作為唯一的標準?換言之，如果認同符合論，便不存在“暫時的真理”，而認可“真理都是暫時的”，就必須拋棄符合論的真理觀。
基于此，要解決上述難題的唯一出路是另尋真理的判斷標準，“有用就是真理”便是筆者贊同的檢驗管理學真理的唯一標準。“有用就是真理”是實用主義關于真理的著名命題，由美國哲學家、實用主義奠基人威廉·詹姆斯首先提出。他認為：“‘它是有用的，因為它是真的’，或者說，‘它是真的，因為它是有用的。’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一樣的。”詹姆斯認為，一種觀念只要能把新舊經驗聯系起來，給人帶來具體利益和滿意的效果就是真理;一種觀念是不是真理，不在于是否符合客觀實際，而是在于是否具有效用。
具體到管理學領域，既然真理都是暫時的，而效用則是立竿見影的，那為什么不用效用來檢驗管理理論的真理性?我們不能分辨“真與假”，但是可以根據實際效用來分辨“對與錯”，從這一點出發，就不存在什么“求真派”與“求用派”的矛盾，所有管理學知識都是“求用”的，所謂主流的“求真派”都是“偽求真派”。
(呂力，武漢工程大學管理學院)
問題：我進行管理研究是出于興趣(求真)還是處于生存(求生)需要?我有長期的追求目標嗎?我屬于讀者型還是聽者型?我做過自己聊無興趣的研究嗎?我參與或容忍過制造垃圾文章嗎?我參與或容忍過編湊數據嗎?我為學術的純凈抵制過誘惑嗎?我堅守“以文會友”，從未通過任何形式的物質手段營建過自己的社會關系嗎?我是一個自覺的反思者嗎?
管理學者何為?
有幸讀到《再問管理學：“管理學在中國”質疑》(簡稱《再問》)的初稿，很激動。不完全因為學術，而是那份熟悉但從未如此直白過的坦誠。腦海中閃過一本書名——《社會學家何為?》。于是將“管理學者何為?”作為這篇感想的標題。
管理學者為“真理”而往，在哲學層面，只是傳說;管理學者為“真知”而來，在經驗層面，更是理想。在兩個管理學院從教19年，所見所感，覺得“為稻粱謀”才像我們多數人的心聲!管理學界從不缺冠冕堂皇、言之鑿鑿，但彼此能夠意會：真知很少，垃圾很多(2011年在斯坦福，馬奇當著幾位中國知名學者和我的面說過，Top Journal里也有很多Junk)。應該慶幸，大學這個偉大的制度發明給了學者“合法”生產垃圾的權力——除非故意，能力所限，無可厚非。
超出《再問》想象的是，問題已不是“垃圾文章”和生產垃圾文章的“特權”;而是本來在“為稻粱謀”，氣氛卻變得分外喧囂、浮躁而且偏執。不難發現，管理學者是否優秀似乎不再需要“提出什么、發現什么、證明什么、影響什么”這樣的常識，而只剩下“千百十、江河湖海、項目主持人”，“項目X個，SCI/SSCI Y篇、頂級論文Z篇”。這種中國特色的學者畫像難道不是對一個號稱日益國際化的學界的嚴重諷刺嗎?
作為一名對中國管理學界(華人管理學界、國際管理學界)多少有點兒了解的邊緣學人，我想說：①相較其他人文/社會學科、自然科學，管理學界差得還遠，不該那么熱衷于追逐標簽;②參照索緒爾“能指—所指”的任意性、符號主義的抽象性，尤其是當下國情，確信很多人會同意我的推斷：這種符號可以代表學者的學術水平，當且僅當沒有“權力、資源、關系、圈子、(范式)歧視、運氣”諸因素顯著影響的時候。還有一個反常的看法：各種頭銜、稱號，各類基金、等級的文章，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資本，它更是一種負債(因金錢和名望而對學術共同體所必需承擔的責任)。如果沒有多少“真知灼見”，沒有組織管理的改善，沒有AOM所期望的“For a Better Life”。歷史地看，有一種結局會讓人唏噓：You Almost Own Everything, You Are Nobody!請不要用“酸葡萄”心理(一位善意的中大社會學博士生曾提醒過我)來調侃，我對生活的要求很簡單，我對自己的能力很清楚。我只是偶爾希望向有限的同行表達想法，更愿意面對我的學生娓娓道來。我被《再問》所夸大的憤怒，只不過源于一種非常卑微的愿望，我們的大學、學院、學界能不能安靜些、踏實些，能不能少點兒無聊的折騰。我尊重那些“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者，“稱號”應該是對他們最好的褒獎，他們是中國管理學者的中堅，他們最有資格打消《再問》的憂慮。
去年，在一封回復英倫博士研究生的郵件時寫道：中國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的困擾不是國際期刊發表上的挑戰，而是如何解決“為什么研究(為畢業、為課題、為指標，還是為‘增進知識，回饋社會’)，研究什么(從現實出發，還是從文獻出發;無窮的變量關系猜想，還是深層機制的挖掘)，怎么研究(單一實證范式，還是多元范式;流行研究方法，還是現象與方法的匹配)這些非常基礎性的問題”——我很愚鈍，用10年時間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并希望用以后的歲月去身體力行，但愿這是給《再問》的一份簡單答卷。
(韓巍，深圳大學管理學院)
對中國管理學者品格的反思
反思、質疑和批判無疑能促使學術進步，但是這種反思與批判只在沒有外力和功利摻雜時才能起到積極的作用。可以說，學者們在社會良知和學術使命驅動下進行的反思與互動，本身就是學術研究的必備要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這類反思和思考，也必然會因學者們自身價值觀、立場、心智模式和經驗的不同而有差異。但正是這些差異，才能使管理學研究“和實生物”，反之“同則不繼”。從這個視角而言，對管理學特別是中國管理學的多元反思是必要的，對反思的反思也是必要的。《管理學報》近年來刊登了多篇關于中國管理學研究的反思與商榷文章，這極為難得，也是中國管理學學術研究的曙光。基于此，有必要沿著《再問》可貴的反思精神繼續進行反思和質疑。
管理學實踐相關性和學科合法性的爭論是“再問”或反思的起點。可以預見，這一爭論不可能停止，也許，更加深入和廣泛的爭論正是管理學發展的動力和契機。這種論爭除了涉及管理學研究的使命、屬性、場域、方法與過程等內容之外，也必然促進管理學者文化自覺和理論自信之間的有機統一。從表面上看，管理學者的理論自信更多地源于實踐相關性的“求真”與“求用”精神，而文化自覺則更多地源于學科合法性對“理論之美”與合法性理論對“善”的關懷。一般而言，實踐相關性是管理學理論自信的堅實基礎，但如果過于注重實踐(如現實的或短期的管理效益與組織秩序)，盡管可能會增強學者的理論自信，也可能妨礙了文化自覺;如果過于強調理論性和文明性，盡管多了文化自覺，但又可能會降低理論自信。從本質上看，無論是管理學學術傳統或學術文化所關注的“理論之美”還是合法性理論所追求的“善”，歸根到底都要以“真”作為基礎，否則，再美再善的理論也是空中樓閣。可見，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這個“真”字，這是管理學者文化自覺與理論自信的共同來源，也是二者統一的基礎。我們欣喜地在德魯克和馬奇等少數管理學者那里看到了二者的統一與均衡，而這在中國管理學者及其研究成果中卻鮮得一見。究其原因，就像《再問》所指出的，“當前學術界缺失的是純凈的品格”!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再科學的研究方法也會被使用得扭曲變形。現實中，盡管中國管理學者大多追捧自我管理，但也大多有意無意地疏于或不愿對自己的學術品格進行管理與升華。當然，要求中國管理學者在缺乏必要的外部條件支持下進行自我管理與升華有些勉為其難，但是至少可以去研究、呼吁和爭取相應的情境(如學術評價與職稱晉升機制)改善，而且在到達一定的職業與生命階段，如取得高級職稱或“知天命”之后，可以有意識地放松或放下功利訴求，回歸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終極使命，多一些“上下求索”、“求道”、“弘道”與“傳道”的努力。從這個角度上，我們更加迫切地呼吁中國管理學者的學術品格凈化。
總之，中國管理學者自身價值觀、使命或者學術心智模式等主體性因素的成熟是決定中國管理學命運的基本要素，至少，趨于成熟的主體精神有助于推動良性反思與學術互動。可貴的是，在《管理學報》和一些學者的長期堅守之下，中國管理學術共同體的主體性正在成熟，主體精神正在發育。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要求中國管理學者不管環境如何都能進行高品質的自我管理以促進主體精神的進化。對于多數學者而言，主體精神的成熟和學術品格的凈化需要一系列外部條件包括學術氛圍特別是學術評價機制的完善，否則，學者的人力資本就會自動漂移、關閉乃至衰退。因此，中國管理學術共同體有必要研究自身內外部環境的建構與優化問題。如果內憂外患的局面得不到解決，那么，中國管理學術的繁榮難以擺脫畫“景”充饑，甚至“皇帝新裝”的命運。
(曹振杰，浙江農林大學管理學院)
問題：學科邊界是否是成熟學科的必然標志?管理學是否需要明確自己的學科邊界?在當下，明確管理學的學科邊界對推動管理學發展的價值如何?
所有學科都是跨學科的交叉學科
《再問》一文指出了管理學邊界不清的問題。楊玉良[12]認為，學科是按教學和訓練所定義的知識分類，一定程度上具有人為性和隨意性，學科劃分雖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同時存在負面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世界上的各類事物運行本來是沒有學科(或專業)界限的，人們為了便于學習和認識事物的運行規律，人為地劃分為許多學科。學科劃分是為學習和研究方便不得已而為之，學科劃分使原本完整的知識在某種程度上被割裂。
即使在某一學科內部看起來具有系統性、嚴密性的知識體系，一旦跳出這一學科，或者以另一學科的體系來解讀，就會發現，原來認為系統性、嚴密性的知識體系也是支離破碎的!例如，地球上的客觀事物本來是沒有經度、緯度和時區的，為了認識地球上事物的方便，把地球劃分為經度、緯度和時區，這一劃分是系統的、嚴密的，但是，如果站在長江、黃河這樣的水系角度，緯度和時區就把長江、黃河的水系分割在多個不同的緯度和時區[13]
任何一門學科都是按照某種知識分類標準(分類標準不止一種維度，而是有多種維度)劃分而成的，如果以別的分類標準來看，本來看似邊界明確的學科也就成為跨學科的交叉學科了。打個比方，人可以分為南方人、北方人、東方人、西方人，之間的邊界并不明確，即使找到明確的邊界(如長江或淮河)，如果以其他分類標準(如老年、青年、少年)劃分，按地域劃分的南方人、北方人都會跨到不同年齡、不同收入的類別中去。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令人驚訝的推論：“所有學科都是跨學科的交叉學科!”
不僅管理學會跨到其他學科，物理、化學這樣的看似邊界清晰的學科也會跨到其他學科。楊玉良舉了一個這樣的例子，有一門學科叫物理化學，美國化學會辦了一份《物理化學》雜志，物理學家投稿總是被拒，因為化學領域的審稿人讀不懂物理學家寫的文章。于是，美國物理學會就辦了另一份雜志《化學物理》，這兩者之間有多大差別很難講。后來，兩邊的一部分科學家創辦了一份新的雜志《物理化學和化學物理》。
當然，不同學科的邊界清晰程度還是有差異的。與數學、物理這樣的學科相比，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邊界更為模糊，這些學科的邊界不像動物、植物的分類一樣清晰，而是像對地球的表面及內部進行的分類，既可以分為高原、盆地、丘陵、高山、江、湖、海，也可以分為熱帶、亞熱帶、溫帶、寒帶，還可以分為某一段經度或緯度，這些分類的邊界大多是不清晰的。
管理學與其他學科的邊界，就像“溫帶”這一領域在地球上的邊界，從經度或時區的標準，“溫帶”涉及地球上的所有經度和時區，從另一角度(如緯度)來看，“溫帶”只是在某些緯度范圍內，存在高緯度區域與低緯度區域都屬于溫帶的交叉現象。
基于“學科就是對知識的不同角度分類”這一認識出發，也能回答《再問》提出的“有中國管理學嗎?”的問題。
管理學內部的二級、三級學科也可以從不同角度分類。按管理過程來分，有計劃(學)、組織(學)、指揮或領導(學)等;按職能(功能)來分，可以分為戰略學、人力資源學、財務學、營銷學;按國別(文化、地域)來分，則有東方(中國)管理學、西方(美國)管理學等;按時期分，則有古代管理學、近代管理學、現代管理學。可見，“中國管理學”作為按國別(文化、地域)來劃分的一個子領域，是可以存在的，也可以從這一角度進行研究的。
(孫繼偉，上海大學管理學院)
管理學——學無邊界
(1)無邊界的管理學院 院系設計中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把管理學系放在工商管理學院里會有爭議，把管理學系放在商學院里爭議就會變小，把工商管理系放在管理學院里就沒有了爭議。原因在于管理學寬廣的邊界。通常，管理學院可以容納工商管理系、管理科學與工程系、公共管理系。
(2)無邊界的管理學特性 管理學有兩大特性：科學性與藝術性，如同公理一樣。直至聽何鏡堂講建筑才意識到，原來科學性和藝術性也是建筑學的特性。進而追問，發現很多學科的特性都是科學性與藝術性。也有人說是實踐性，但哪個學科不需要實踐性呢?事實上，包括實踐性在內的諸多特性都可歸入科學性與藝術性的二元結構里，它們也非哪個學科的特性。當談論哪個學科有這兩個特性時，實際是在談科學性和藝術性的特性，因為科學性和藝術性本身的特性就是應用廣泛，包括學科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某種意義上，能夠命名為一種學科，就已經是其特征所在，管理學的特性就是管理學，醫學的特性就是醫學，法學就是法學。如果認為這樣的答案不夠準確，那么管理學的特性實際上是沒有邊界的，例如，管理學的特性是科學性和藝術性，而科學性和藝術性的特點又是“無所不能”。
(3)無邊界的管理學國別 中國需要“中國式管理”，但中國式管理首先是管理。事實上，管理從誕生起并沒有國別。德魯克和通用汽車并沒有把分權管理貼上“美國式”的標簽，全世界的企業(包括中國和日本)把事業部拿過來用，發現的確管用，從而貼上了美國的標簽。因此，標簽并不是自封的。“四大發明”被冠名中國，源于世界的認可，“中國功夫”被冠名中國，同樣也源于世界的認可。如果中國式管理只在中國管用，那就不會有更多人來學習和推廣，實際上就無法真正被冠名“中國式管理”。甚至如果中國式管理只在中國管用，那冠名中國又有何意義。由此，真正的“中國式管理”既是在中國有效的，同時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有效的，這才是中國式管理的實至名歸，而到那一天，這個名號又已經不再那么重要，因為其真正突破了國別。
(劉禎，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感想]
實踐者希望看到何種文章?
面向實踐的研究，如沒寫一篇面向實踐者的文章，是一件稍顯遺憾的事情。現在也有不少學術文章在述及“理論貢獻”之后，稍帶提及對實踐者的價值，盡管寫作者深知，幾乎不會有實踐者會閱讀發表在學術刊物的這部分內容。那么，管理實踐者希望讀到什么樣的理論文章呢?
不管是思辨研究，還是質性研究，大型理論文章要謹慎下筆，畢竟“世間再無德魯克”。除非有范式級的概念創新，否則，很可能成為語言樸實的陳述性(而非批判性)文獻綜述，或者老調重彈。對于以斷因果聯系，證明某些操作變量之間正(負)相關、(部分、完全)中介、調節作用等文章，單一的文章內容一般也難以變成實踐者感興趣的文章。因此，在我看來，中層理論，系統性地整合一組因果驗證模型的文章，是較為合意的文章。
從實踐者的視角來構思。正如人類學家要站在被研究對象理解其意義一樣，管理學者要假想自己擔當某公司CXO來自我頭腦風暴。任何一篇具體文章的核心讀者是可以清晰確定的。實踐者相對求用。假如某研究項目是“家長式領導與中國民營企業績效的關系”，若實證研究證明負相關，那么相關的切口可為：如何抑制家長式領導?具體而言，一要把實證中的操作性定義轉化為“自測家長作風量表”;二要把負相關的邏輯圖譜講清楚，威權、德行、仁慈是如何變成負績效的?為什么威權、德行、仁慈很可能、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不會相互促進而是相互競爭?最終落腳到如何抑制家長式領導風格。
啟發而不是教育。“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但管理實踐者多是成人，經驗和閱歷豐富，而且多為人中精英，不少人還上過EMBA、MBA或聽過各種培訓，因此，填鴨式的知識講授往往不是有效的傳遞思想的方式。所以，①文辭表達要輕松活潑一些，管理有科學理性的一面，但管理者也有感性的一面，可用案例(真實的或者情境化的)、寓言故事等。②奧卡姆剃刀——抓住關鍵，而不是事無巨細，經濟學模型往往講求簡化，而管理者以“求用”而放棄各種假定而趨繁冗，但實際上，波士頓矩陣、SWOT分析都非常簡潔并擊中要害。無論什么模型，實際應用一定是情境化的，理論和模型的框架在于幫助他們更有效地獲得信息。③如無必要，勿講“常識”。
一些不夠嚴謹的材料會極大地影響文章的專業性和可信度，甚至貽笑大方：①企業家接受媒體采訪的只言片語，“聽其言而觀其行”;②有顯著矛盾的數據(如實證中的相互矛盾的結論)，以及缺乏公信力某些機構發布的調查數據;③寫作者未深入解讀基礎上的簡化小案例。總之，學者作這樣的文章，應嚴謹、有理有據，這一點與做學問沒有區別。
(鄧中華，《中歐商業評論》編輯)
放下理論，先去理解
對管理學的研究始自對管理的感悟。法約爾如此，巴納德亦如此。法約爾是依據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感悟到了“管理職能”的存在及其價值，也意識到“管理教育”的重要意義，才在自己晚年的時候把感知到的管理世界，以理論的方式呈現出來，寫就了管理學領域的源頭著作——《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巴納德也是這樣，直至《經理人員的職能》成稿之后，他仍然感到非常遺憾，沒能把他內心感受到的那種“組織感”、那種強烈的“組織美感”表述出來——“還有一點也是我覺得相當遺憾的，那就是我沒有能夠向讀者表述出組織感——一種無法表述出來的、強烈的審美感，這種感情最主要產生于個人習慣性的、感興趣的深切體驗”。可以說，這些作品之所以具有思想的力量是因為背后有對實踐的感悟。
而管理學研究之所以量多質淺，面向實踐的理論貢獻乏善可陳，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們相當數量的學者其心中沒有一個真切的管理世界，因此只能從事基于管理學的科學研究，或稱“理論研究中國化”，而不能產生應用于指導實踐的管理思想與管理理論，即“中國研究理論化”。這無疑跟我們的學科建設方向有關，即過分偏向于“理論聯系國際”，而非“理論聯系實際”，不重視管理實踐;但也跟我們學者自身的研究選擇有關，即惰于真正去接觸實踐，去感知整個管理世界的真相。然而，管理學歸根到底是一門應用學科，是一門實踐學科，倘若心中沒有一個真切的管理世界，任何管理科學研究都注定是徒勞的。
盡管經驗主義學派的研究目前不歸入學院派的科學范疇，但毫無疑問，這個學派的許多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指導實踐的能力，而且在學科發展初期，歐內斯特·戴爾、小艾爾弗雷德·斯隆以及德魯克等的學說，都對西方管理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像戴爾所倡導的“用比較方法對企業管理進行研究，而非從一般原則出發”，仍然不失為識別管理現象與發現管理問題的上佳途徑。而“管理學在中國”的發展或許也將經歷類似的路徑。
日本管理學的確立與發展，始自該國管理實踐的勃興和日本學者對本土實踐的關切，諸如日后蜚聲國際的野中郁次郎，早年就曾供職于富士電機，由此對日本企業的崛起和創造力有了切身的體驗。現在一批富有中國智慧的管理實踐也正在破土而出，真正志于從事本土管理研究的學者，此刻最應該做的或許就是放下理論，先去理解。只有在理解、感悟實踐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提煉并形成中國人自己的理論和思想體系，為企業發展貢獻力量。
(叢龍峰，《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編輯)
[探討]
問題：所謂的學科合法性與實踐相關性的百年糾結，只有分清學科性質才能合理解決，因困惑于學科嚴謹性而遠離實踐相關性的百年彷徨是否是一種誤讀?
解惑學科合法性與實踐相關性
(一)管理學學科合法性的困惑根源在于參與者經驗知識的易獲得性和管理主體的普遍性
從個體意義而言，人人都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對管理現象有其自我感知，必然呈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多元理解。這種多元認知既為管理學創建及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個體經驗知識，也給管理學的學科合法性困惑埋下了先天之種。從組織角度來看，對組織發展擔負主要責任的各級管理者，也處在管理與被管理的交叉角色中，這種混合角色對行為主體所造成的認知干擾也是生成管理學學科合法性困惑的一個原因。
有人之處，就有組織;有組織之處，必有管理。所以，管理主體非常普遍。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在組織管理方面存在共性，也有特性。在創建與發展管理學理論時，任何組織都有天然的有為愿望，發出各自的聲音，張揚各自的特性。一旦特性論的音調高于共性論之后，管理學的邊界就顯得錯綜復雜，難以分辨。
就此而言，解惑管理學學科合法性的舉措在于：個體經驗知識與組織經驗知識的學術化;針對管理學理論創建及完善，不同管理主體需確立學術知識的包容共享機制，推進共性理論建設。
(二)管理學實踐相關性的困惑根源在于以“實用思維”替代“應用思維”
毋庸置疑，管理學是應用科學。應用科學首先是科學，其次是能夠比較直接地為實踐提供策略與工具，這些“策略與工具”是建立在由學術知識所構建的理論基礎之上的。但是，管理學場域中的一些外部利益相關者——企業、政府、社會公眾，身處充滿經驗知識的現實情境，往往以“實用思維”來評價管理學理論的應用價值。“實用思維”具有明顯的短期性、局部性、功利性，對能否解決“現實問題”的結果之重視遠大于對解決問題的方法、過程與價值理性的科學審視。“應用思維”的功能也指向“解決問題”，但是也非常強調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過程的科學性、價值性。由于提倡“實用思維”的利益主體控制著管理學界發展所需的資源分配權與聲譽評價權，如此強大的力量使“實用思維”成為評價管理學實踐相關性的主導思維。勸誡“實用思維”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解決問題的“實用方案”的失靈。英國管理學界的3位學者LEARMONTH，LOCKETT和DOWD在BJM發表了一篇論文Promoting Scholarship that Matters: The Uselessness of Useful Research and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Research，對“何為有用的管理學研究”做了深刻批判。隨著環境不確定的增強，“實用思維”會遭遇越來越多的煩惱與阻力。在科學理論指導下的“應用思維”理應順勢而為，給力于管理學的實踐相關性提升。
解惑管理學實踐相關性的舉措在于：直面實踐的研究取向;學、產、政、媒等各領域人士加強溝通，共建知識生態。
(項國鵬，浙江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深思]
對我國當前管理學研究方法的質疑
從20世紀80年代引入西方管理理論至今，中國管理科學研究和管理學教育已經走過了學習、借鑒、模仿的階段，現在正面臨著未來路在何方的問題，從“照著做”到“接著做”，再到“創新做”，中國的管理學越來越強調要有中國特色。管理學本質上是一門科學，更是一種文化，因此，管理學要在中國得到更大的發展就必須本土化。在中國管理學研究迎來大發展，同時面臨大問題的背景下，急需明確大方向。《再問》從管理學的邊界、管理學的基礎研究、中國管理學、直面管理實踐、管理學者自我管理等多方面，對管理學在我國的發展歷程及現狀進行了反思和質疑，提出了一些亟待百家爭鳴的問題，有助于推動管理學的中國化和中國式管理的發展[14]。
《再問》在回顧美國管理學研究論文發展過程時指出，學科合法性和實踐相關性的矛盾，并非通過高度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就能解決的。美國管理學的權威期刊曾經歷過“只接受科學的實證研究論文”的迷思階段，時至今日，他們仍然在探索學科嚴謹性和實踐相關性的動態演進，并倡導在經濟管理科學研究中要相對減少運算和數學模型，而相對提高嵌入文化背景分析的程度[15]。中國的管理學者在學習和研究西方管理科學理論時，應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可再犯“形式大于內容”的類似錯誤。《再問》一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從管理學的邊界等問題入手，對“學科合法性和實踐相關性”進行探討，指明了管理學研究的戰略發展方向[14]。
(一)中國管理學研究效仿西方研究的迷思
實質上，我們所關注的正是管理學研究方法在中國的迷思。特別是在美國的管理學研究，已經發生過此種定量研究方法大于研究創新內容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管理學研究和管理學教育仍在重蹈美國管理學界的覆轍。對定量分析、計量模型、統計計算的崇拜，猶如飲鴆止渴，在缺乏實質內容和創新的論文中，定量分析方法成了能發表論文的救命稻草，也成為一些缺乏真知灼見的學術期刊畏懼非議的不二選擇。《光明日報》曾經刊發《平庸論文泛濫是中國科學的真正危機——畏懼非議已經成為不少期刊阻擋創新思想的口實》一文，細細品讀該文，我們不禁為當下管理學研究出現的“形式大于內容”現狀而感慨。其實，這不僅僅是管理學，也是整個學術界所面臨的問題[16]。
對定量分析方法的崇拜，完全脫離了學術研究本身的價值。研究方法，具體而言包括研究證據的收集、研究結論的論證和研究結論的表述3個環節。過于簡單的研究方法分類，例如定量和定性、實證和規范等，必然導致先天的對立。而實質上，方法本身沒有對立性可言，方法服務于研究內容，內容的創新才是研究的本質。當下中國管理學研究方法的迷失，重點就在于功利主義作祟。
一方面，看似復雜的模型、公式和數據處理方法，為的是發表文章而不是對理論創新進行論證。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慫恿了研究者更多地選擇熱門的內容、保險的方法、萬試萬靈的形式。這種“唯形式”是問的方法論和“唯發表”是取的研究態度，對管理學或者對實踐要求極強的社會科學而言，無疑是慢性自殺。
另一方面，管理學還沒有公認的、真正完全屬于本學科的研究方法[17]。同時，由于研究的外部實踐性較難得到檢驗，在研究內部科學性和外部實踐性都面臨困難時[14]，量化建模分析就是一種“潛規則”，是參與學術探索的通行證。將復雜的模型以及不同的計量檢驗拼盤起來簡單直接。但是，這種做法卻完全脫離了研究本身的原始目的與價值，只是為了分配利益訂立標準，再測量文章價值。而這種標準構建的前提，卻是管理學研究內在科學性和外在實踐性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其他的方法，如觀察思考法、案例分析法、實驗法、扎根方法等外部效度較高的研究方法，卻受到無端排擠[17]。
(二)從迷思到問題的本質
量化研究方法在當下的中國管理學研究中，猶如“八股”枷鎖一般。被“八股”的量化方法限制的是創新思想和能力，是對開拓性文稿非議的畏懼，是對證偽性文稿畏懼的因噎廢食。無論哪種研究，哪個時代的研究，發展是研究的本質，創新是發展的第一步。每個具有創新性的理論、觀點和想法都要去證實或證偽前人的理論、觀點和想法，同時不斷地接受后來者的證實或證偽。如果一篇研究論文缺乏必要信息來說明新認識，也缺乏如何取代舊認識的論證，那么，使用再復雜的量化分析和數理推導，也不過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而已。
創新性才是對科學研究論文的最基本要求，將量化的分析方法作為審核文章的首要錄用標準，會把盲審變成盲目的審核。這些文章帶來的所謂創新，往往是數據來源的差異、變量選取和測量的差異、計量方法的差異。雖然這些差異在表面上也可以說是創新，但事實上卻毫無本質創新可言。在創新理論和八股方法中盲目地選擇天花亂墜的公式、數據和圖表，輕易并草率地放棄沒有量化分析的文章，就會產生方法導向型的研究，其結果是研究者會越來越追求所謂的方法創新，而學術刊物也會越來越青睞數學模型堆砌起來的研究論文。因此，形式大于內容是當下管理學研究方法中存在的生死攸關的問題。
對量化研究方法的狂熱崇拜，恰恰反映了當下中國學術期刊缺乏辨別優劣研究的能力。形式大于內容的選拔標準，反映的是對沒有質疑的妥協，而非正確的發展觀和辨證思考的態度，這恰恰印證了《再問》開篇所提出的擔憂：國內學術氛圍缺乏最基本的質疑品質。質疑是創新的前提，一篇看似無可質疑的研究論文，很可能就是毫無價值的，沒有質疑的價值就是沒有存在的價值[14]。令人擔憂的是，批量生產的研究論文，在當下中國的管理學界卻比比皆是[16]。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揚棄一篇學術論文的標準是什么?我們認為，絕不能將研究方法作為唯一的標準。在我們看來，真正的好論文標準應該是創新和存真去偽的結合。創新是本質，存真去偽是貢獻;創新可避免思想的平庸和平庸思想的泛濫，正確的思想需要不斷地存真去偽。
(三)人類學對管理科學的貢獻
對于“什么是管理學最合適的方法”這一問題的回答，必須要追溯到管理學的研究內容本身。什么是管理?我們非常認同《再問》一文中引用的韓德強所給出的定義：“管理就是通過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默契和明契)，來協調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完成工作)”。從這個定義出發，我們認為，管理學研究的內容就是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目的在于使人力、財力、物力相互協作達到最高效率。為達此目的，研究者應該走出“唯方法是論”的窠臼，提倡在研究中以目的為導向選擇最佳研究方法或者將不同方法加以組合的學術和科研作風。一般而言，定量研究主要依靠對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進行測量和計算，并對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分析，以達到對事物的認識和把握;定性研究則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動關系中，通過深入、細致、長期的體驗，調查和分析之后，對事物獲得一個比較全面深刻的認識和把握[18]。它們之間其實并不存在著什么優劣之分，而僅僅是方法上的差異而已。
從上述引用的管理定義不難看出，定性的研究方法對管理學的研究是非常適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至少在對管理學基本規律和基本事實的認定上，定性方法是進行初始研究的最佳選擇，可以為我們指明研究方向并確定研究思路。再者，我們也贊同并一直致力于將管理研究應用到具體實踐中，這與《再問》一文中“管理研究屬于應用研究”的觀點高度一致。《再問》引用了具有公認成果的管理學家，國內管理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以及其他領域的大家所發表的觀點來佐證管理學是應用科學這一論斷。這一論述清晰地表明，在定量分析中，由刻意選擇的數據，或者遮遮掩掩的統計檢驗所帶來的研究結果，在實踐中的應用性并非無可挑剔。這些不僅是紙上談兵，更是刻意的紙上談兵，因為這些結果基本上缺乏可應用性和可實踐性[14]。在此，并非對定量分析方法進行有意責難甚至否定，而是對濫用定量研究方法的事實表示擔憂。
波蘭前副科勒德克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盟高級顧問和波蘭智庫主席，在展望未來經濟學研究方法時與我們對管理學研究方法變革的預期所見基本相同。他認為：偉大的學者坐在辦公室就能創造新的理論并徹底變革經濟思考方式的時代，天才的發明從車庫里橫空出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把數據放入復雜的計算機模型，已經不夠了。我們不僅需要知道如何計算，而且還不能忘了計算的內容和原因。他建議經濟學系和商學院要多多講授人類學的內容，進行更多的文化研究。否則，我們也可能再次受到形式戰勝內容的威脅[15]。
管理學以研究組織中人的行為為基礎，換言之，就是對人的行為機制進行研究的科學，其理論基礎來源于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等行為科學。管理活動則是在提升企業績效的過程中，運用管理科學研究成果去解決領導與激勵、組織與決策等實際管理問題。眾多管理學理論中經得起實踐檢驗的，并在不斷深入發展的，正是那些高度概括，深入淺出對實踐問題的定性研究結論，例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盧因的場論等屬于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以及格蘭諾維特的社會網絡理論等，都是屬于社會學的基礎研究成果[14]。而我們所從事的人類學研究，在管理學中的應用典范就是管理科學發展史上著名的“霍桑實驗”。當前，在全球化背景下，對跨文化的經濟行為和企業跨文化管理的研究，更凸顯了人類學在經濟管理等諸多方面的不可或缺性。管理的世界面臨多種多樣的問題，且都與文化相關聯，需要應用人類學的原理和方法加以解決，因為人類學是迄今為止舉世公認的、對文化具有獨特且深刻研究的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19]
人類學研究的核心，正是研究什么現象對什么問題所具有的對應性答案，同時也解釋著當今商業世界的多重價值觀。不同于其他社會學科的研究方法，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民族志為特征的定性方法，因為人類學所面向的問題新鮮而獨特，且外圍涉及面廣，其答案不可直接被理解。人類學家運用參與觀察的方法和開放式的提問搜集資料，提問的范圍寬廣且答案多元[20]12。當然，人類學家也運用定量研究來解決相關問題，但人類學家更擅長定性研究的(民族志)數據收集和分析。人類學家對研究人類的行為有超越研究感情的巨大貢獻，對群體行為和文化感興趣，并一直從整合的(整體論的)視角來看待人的行為習慣和信念。通過比較世界中不同文化組別的人類行為和價值體系，人類學家使用跨文化研究來理解人類的行為，并成為人類不同文化組別的代表研究者(跨文化比較研究)，人類學家在研究中盡可能從參與者的視角，即他者的視野而不是自己的視角(文化相對主義)來看問題。所有這些，都使得人類學對工商業領域的研究有著獨特的價值[20]16。
在我國管理學界，有學者認為人類學在工商企業管理中主要應用于4個領域[21]。我們認為，人類學可以在工商管理以下五大領域發揮積極的作用：企業文化審計和塑造、企業生產領域、企業內部管理、企業銷售領域、全球化和跨文化管理。人類學在工商管理中的應用，顯示出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對于商業研究的重大貢獻。工商人類學家所扮演的角色、相應的功能和所作的貢獻，以及不同商業組織的需求和不同工商人類學的研究積淀，對工商管理世界的貢獻普遍存在于管理世界中。工商企業常常受益于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借此來收集相關信息。比如，通過參與觀察的研究方法，人類學家能夠運用人類學的技能、民族志的方法，對工商企業管理領域開展研究，使人類學發揮有效作用，提高業績和盈利水平[22]。
(四)敢問“中國管理學”路在何方
經過30多年的發展，管理學在中國已不再是單純的舶來品，中國的管理學者也不再僅僅滿足于學習、借鑒西方管理學理論，并將之運用于中國的管理實踐。相反，中國需要根植于、成長于、適用于中國的人與人的關系之上的中國管理學。這不是期望，而是需要。一方面，30多年的實踐告訴我們，西方管理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在中國容易“水土不服”;另一方面，中國已經積累起足夠的管理實踐活動和管理經驗。這兩方面的需求恰恰是來自于研究者的社會科學思考和探索。管理研究會因為文化的不同而有國界的不同，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管理中的規律和事實因文化差異而差別顯著，而文化正是人類學研究的核心[19]。在中國的工商管理研究領域中，國外的相關文獻只能對現有理論提供有限的參考價值，因為管理的本質在于本土化。西方管理理論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制度環境，并與其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緊密相關。因此，需要通過管理學家與人類學家的共同努力，加強管理人類學與工商人類學的中國本土化發展[22]。
2013年5月，在華東理工大學管理學院主辦的“管理學和營銷學的人類學應用國際研討會”上，筆者指出：如何提高企業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話題。管理科學的理論基礎來源于不同的學科，管理科學發展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斷地從其他學科中吸取營養，并從管理的角度對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進行再開發，從而形成新的理論規范。在這種吸取、再開發的過程中，不可因為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偏廢和妄自取舍。其實，參加這次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許多學者都認為，中國的管理學研究應該考慮接受并采用質性的研究方法，這是深入中國特色的情境去研究中國自身問題所必需采取的行動。那種亦步亦趨效仿西方理論帶來的研究結果，不是紙上談兵就是水土不服。而參與該次學術討論會的企業界嘉賓們紛紛表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蘊含著無窮的智慧與力量，管理學學者和企業家都應該重視對本土文化的學習及理解，汲取本土文化中的精華，為企業發展服務。《再問》提出，“中國管理學”需要繼承性創新和開拓性創新，這與我們的認識和思考不謀而合。
綜上所述，本文中提出的幾個觀點，旨在強調管理學研究的某些不利于學科全面發展的現象，重在擔憂研究方法的單一，不應僅僅停留在研究方法表面層次之上。在中國管理學界出現的某些不十分健康的現象，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缺乏反思，缺乏質疑和批判，歸根結底是沒有創新的平庸研究當道，這已成為中國科學研究，包括管理學研究的真正危機[16]。在這場討論中，僅以研究的方法論為起點，說明定性與定量兩種研究方法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在實踐的層面上，任何單一方法或模式的使用，都會帶來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在未來的實踐中，“中國管理學”的研究必須理清這些亂象背后的實質，才能產生適合本土企業的科學管理方法。
(田廣、汪一帆，汕頭大學商學院)
[感想]
管理學者的自我管理
《再問》系統回顧了管理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國際管理學流派的變遷及其背后的邏輯關系。文章中提到管理學研究是遠離實踐?還是直面實踐?有趣的是以20世紀數一數二的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與馬奇為例進行詮釋，德魯克屬于直面實踐派，而馬奇則是遠離實踐派。他們對管理學的研究路徑看似大相徑庭，而追求的目標卻是驚人一致。德魯克以自我修煉成的“美”(即對事物精確表達和化繁為簡的能力)、用“善”的方式實現管理學的“真”;而馬奇則與實踐保持適當的“距離”，以擁有豐富人生閱歷的“善”，用美的方式來實現管理學的“真”。他們畢生追求真、善、美的統一，推動了世界管理學理論的發展。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和馬奇的學術經歷為中國管理學者樹立了管理學研究的標桿。
2013年4月27日我在每周一次的研究團隊學術研討會上，與學生們分享了“再問管理學”文章。攻讀博士、碩士、學士的學生們對該文理解之深令我感慨。本科畢業班學生楊楠所說感動于文章的“知性之美”，“求用”與“求美”的關系。她認為做畢業論文與做人的道理是一樣的，要平衡“求用”和“求美”的關系。撰寫本科論文首先要在求真、求用的基礎上完成論文，即基于訪談、其他相關資料真實地闡述案例，然后盡可能“制造知性的驚喜”。碩士研究生李洋結合正在撰寫的航天企業案例論文，從另一個角度反省處理二者關系的艱難。他在修改論文時，發現自己的文獻研究與數據的用錯之處以及相互矛盾的地方，他認為是“美”和“用”、“真”的關系沒有處理好。在最初解讀與處理數據時，急功好利，非常想在短時間內將數據整合成“美”的理論模型，不由自主地誤解論文數據，因此研究也就變得無“用”。博士研究生胡京波則認為優秀的研究是平衡“美”與“用”、“真”的關系。學生們的深刻感悟展現出研究要制造“知性之美”以及“急功好利”將阻礙“美”、“善”、“真”的平衡與和諧。
雖然目前國內學術氛圍誠如“再問管理學”文中所述：“當今我國的管理學者既處在急功近利的世俗化大環境中，又處在缺乏學術精神的‘學術研究氣象’里”，但這不應成為管理學者自拋自棄的理由，更應該牢牢樹立推動管理學領域進步來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理念，以不急功近利和不屈服于權貴的學術精神，最終形成踏踏實實專注于研究的良好學術氛圍。這些話看似極普通的道理，人人皆知，試問有幾個人能做到，能持續做到?
晚年的白居易曾向鳥窠禪師請教“佛法大義”或說一個人怎樣做就算是奉行佛法?鳥窠禪師回答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意思是，凡是惡的念頭、行為與語言全部斷除，凡是善的念頭、行為與語言努力地去培養并實踐。白居易驚訝地說：“這個道理連三歲小孩也知道啊!”鳥窠禪師慎重其事地回答白居易說：“三歲孩童能道得，80歲老翁行不得。”三歲孩童皆知的道理，我們這一代的管理學者怎么會不懂?問題是我們這一代管理學者為什么做不到?或者說做得不夠好?當我們能以自我管理為前提，直面中國企業管理實踐，運用科學研究方法，努力制造知性之美，平衡“求用”與“求真”的關系。也許管理學研究對象的邊界是模糊的，還需要清晰;組織管理的定義是過寬的，還需要再定義，等等。這些問題在研究中依然重要，也許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要從當下做起，基于中國管理實踐活動，萃取相應的因果關系，詮釋中國企業的成長故事，發展中國流派的管理學，
我期待我們這一代學者離開學術舞臺時，能對自己說一句：我很棒。
(歐陽桃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組織的多樣性和管理學研究的多元化
(一)超越法約爾時代
鑒于法約爾所處的正是由工廠式組織向公司式組織的轉化年代，企業規模的迅速擴張表明了社會需求的急速增加，“生產導向”是當時公司活動的主要任務。而以往工廠管理所注重的生產線管理效率及其成本控制已不能適應大企業運作。從法約爾的著作標題和字里行間，可見其用心所在，即強調管理重心已經從工廠管理轉向公司管理。
按照組織理論的自然系統視角，法約爾學說僅僅反映了組織理性的使然，自身存在著各種矛盾和沖突而無法自圓其說，其致命的地方是，它是封閉式的，無法應對組織目標的復雜性和人性驅使下的非正式結構挑戰。
目前，工商企業所面臨的挑戰來自于政治經濟的全球化以及人類工作生活現代化，使得企業經常在現實與虛擬空間進行轉換，因此，企業必須保持其自身的適應性，其邊界、結構和戰略的選擇也要以適應性為重。組織理論的開放系統視角為企業邊界的確定及其結構和戰略的選擇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想象空間。管理學界所討論的中外企業的“得失”，來自于對當下的環境、行動者、結構和戰略多元化的選擇的“得失”討論。所以，超越法約爾時代，對于當今的管理學者來說，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二)對管理學研究對象的理解
(1)世界上不存在為管理而管理的管理學 眾所周知，管理活動要和其指向相一致，才有其生存和發展的理由。國內外管理學界在研究管理現象和問題時，往往忽視了管理學研究對象的這一特性。管理作為一項謀求組織效率和產出效果滿意化的現代活動，總是和其組織所處的時代及其環境變化緊密相連，因此管理活動的行使單位——組織與其所處的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才是現代管理理論研究的重點。德魯克敏銳地發現，企業經營之神們實際上最容易忽視的是“什么是企業?什么是企業家必須知曉、承擔并要回報社會的貢獻的理念”。為此，德魯克將企業的性質、企業與其所處環境之間關系及其由此所產生的戰略性抉擇作為企業家必須要領悟和掌握的必備知識。對此，國際管理學術界的研究主流仍具有強烈的批判意義，原因是：①企業總是會將獲取的成功歸結于自身努力，而忘記了企業所獲得的一切來源于社會對自己的認可、理解、支持甚至于容忍;②學術界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將研究對象和問題局限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③無論企業界或是學術界，所持的立場和視角大多以自我為中心的。認識企業要從企業所處的總體環境和互動氛圍中加以把握。忽視組織所依賴并生存的歷史、現實和未來，以及忽視企業和社會關系的“為管理而管理的管理學”究竟有何意義?
(2)管理學研究對象的性質討論 本文不主張對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及其內核做嚴格的界定，影響管理活動的外部和內部因素非常復雜，從而影響管理學理論生成和演化的因素亦非常復雜。類似直覺、感悟和領悟之類的認知活動在企業家決策和管理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影響。類似哲學、哲理、經驗、體認和試錯，甚至于投機、故意犯錯、外部容忍或保持沉默等策略性措施，均可能是導致企業成功或者失敗的重要的認知來源。因此，不能武斷地認為，圍繞企業關注的效率和效果實踐做些“經驗性研究”，便可發現和提煉企業的成功之道或者“大敗局”。本文主張，西方的系統性思維或者東方式整體性思維可能是管理學研究中要著重考察和論證的知識內核，總結各自民族、區域或者國家的文化傳統及其生存方式，不僅可以獲取經營企業之感悟，而且可以起到知識、才能和技能的代際傳承，進而獲取新的生命力之奧妙。
(三)對管理學學科性質的理解
綜上，在定義管理學的學科性質時，不能將對自然科學的學術分野和邊界界定方法強行套用到對管理學邊界的討論上。管理學對其行使主體的“附庸”性決定了其具有特定的時代性、時空特點、價值判斷、生存和發展方式。
(1)對管理“附庸性”的認知 在論證管理學學科性質的時候，應該予以承認的是，企業作為一個營利性組織，應該首先是一個適應性組織，企業越是敢于并善于在商場上與各種外部力量展開互動，適當地展開有效的管理活動，組織的生命力越強，越能掌握生存和發展的主動權，越能促使企業具有持續性增長力。在市場經濟體系較為發達和規范的條件下，許多行業內企業對顧客的影響力強，競爭能力亦強。德魯克關于企業性質的討論同樣適用于對中國企業及其管理的性質的討論，即中國學者和業界在考慮發展戰略時，已經意識到外部環境對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約束性，不得不承認環境對企業的制約作用。致勝戰略的關鍵也從一味地擴張轉向企業領導人及其經營層能否正確把握其所處環境和自身組織的關系，并由此考慮怎樣去打造一個高效的組織生命體，以謀求持續性發展。換言之，戰略不是一個簡單的優化選擇過程，而是能否“識時務”的結果。相對應國際管理學術界主流的研究趨勢，本文認為，目前國際管理學界對于管理“科學化”的種種努力，可能會影響到企業實踐者和研究者傾向于過分夸大組織自身對外部世界和內部組織的影響能力。
(2)對管理學研究特質的理解 如果一定要劃定管理學的邊界，講清楚管理學的學科性質，反而會致使管理學“自然科學化”。在學科劃分上，管理學作為一門應用性學科，是以解決企業效率和效果為目的的實用性學問。它所涉及的領域和現象異常復雜，抽象度低，缺乏自身的邏輯化學理，需要解釋的現象和問題很多。與實踐性很強的法學和醫學相比，法學可以有普世性的法理理論和具體指向的判案支撐，醫學可以以人體結構、病理知識等作為支撐，但管理學由于其行為主體和環境的差異極大，無法構建和發展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知識結構和學理知識。管理學可以通過采用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經濟學、法學、人文社會科學等獨立性相對較強、學科邊界較為明確的學科知識，對所涉及的管理現象和管理問題進行分析和解釋，并據此給出相應的判斷和對策。因此，兼具學術理論和實踐作用的管理學是尋求“差異”，對“差異”形成的“可能存在的構造與機理特征”的合理解釋，以及相應應對方案的設計和策略的運用。在此意義上，管理學的理論研究特點應是“采百家之長，論差異之理”，但這不意味著管理學研究就是一門所謂“理論聯系實際”或者“以實踐結果論價值”的學問。它的可取之處在于，能否對社會和組織現象或問題及其可能存在的機制予以分析和機制性詮釋。這種解釋力越強，其理論建樹意義越大。相應地，管理學者自然不應排斥各種學科的視角、知識和方法，但問題是如何掌握好將“跨界”的知識和方法與管理學所關注的現象和問題融合起來，提出有助于構建理論機理的研究命題和研究假設，從而發揮管理學研究中最為重要的部分——理論創新的積極意義和促進作用。
(四)結語
就目前而言，注重對管理活動及其行使主體——組織及其環境所涉及的組織理論的吸收消化，注重對文化傳統及其傳承方式對中國管理活動的影響和作用的了解和掌握，注重對各種學科知識和方法的借鑒和轉化，培養中國管理學者融合知識和構建假說的研究能力，應該會使管理學研究取得較為明顯的進步。
本文認為，目前的爭論陷入了一個基本無解的困境——尤其是在跟隨和效仿美國學術評價體制的發展中國家。其矛盾沖突的焦點如上所述，是將管理學者對自身生存和提升的謀求與尋求理論價值及其對實踐產生積極影響的宏大遠景直接掛鉤。出現的局面是，少數極力主張堅持本土化的管理學者，與多數遵循國際學術規范的管理學者，圍繞著學術研究的話語權展開爭奪。這毫無疑問已不再是對理論科學性及其貢獻的堅持，而演變為一場利益之爭。如此看來，學術研究的“意識形態化”將無益于這場爭論的進行。
總之，就全世界范圍來看，管理學與其他學科相比較，是一門年輕、經驗不足但大有發展前途的學科。如果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理論建構和機理解釋上建樹頗豐，這門學科的成熟度就相應得到提升。而現在最好的態度是沉下去拿出一些有較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保持清醒的頭腦，盡自己的一份所能，對全球管理學研究有所促進。
(郭毅，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編后
自《再問管理學——“管理學在中國”質疑》(簡稱“《再問》”)一文刊發以來，引發學術界熱烈、持久的關注，編輯部收到28位學者的回應文章以及大量學者的來信。其中既有回應，也有探討;既有感想，也有深思，也有學者對這樣的學術討論給予了肯定和支持。
總之，《再問》一文得到高度關注，其根本原因是其順應了中國管理學界自身反思與發展的時代需求。伴隨著中國管理學研究項目的數量與論文產量的與日俱增，管理學研究在“發現規律、解釋現象、指導實踐”方面的作用并沒有同步增長。基于此，《管理學報》在國內率先搭建平臺，推動學術界對中國管理學發展的爭鳴與反思。從我們收到的回應文章來看，這一舉措收到實效。
中國管理學的發展不僅迫切需要質疑和反思，還需要在質疑與反思之后的建設。《管理學報》歡迎更深入的質疑與更深刻的反思，同時也歡迎真正的建設性的創新。
注釋：
①完美的表達是“守于道而以術御事，精于術而以道為本”。
②“色與戒”的關系字面上可能有些不雅，但卻概括了中華傳統文化和現代人文社科的精髓。在某種意義上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即是“色字當頭”，但在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又是正確的政策導向。
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名言的意義不可低估，但其并不是嚴謹的科學命題。是否“唯一”存在爭論，“實踐”也不是“標準”，而主要是途徑或方法。
④管理工作與管理學學科建設不是同一概念。區分管理與管理學十分重要。
⑤“求本舍末”可以理解為“抓大放小”。
⑥基金委管理科學部下設“管理科學與工程”、“工商管理”和“宏觀管理與政策”三個處。有一種傾向是，似乎只有一處研究管理學理論，但這是“自掘墳墓”的觀點。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一般的國際慣例——JEL學科分類中，這三部分都屬廣義的經濟學門類之中。更有趣的是，按該學科體系看來，困擾人們的學科研究對象、學科分界、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等問題將不存在，因為都有相關的來源和歸屬。如此看來，中國學者自己陷入了“學科悖論”：即不在最高層次單設管理學科，“天下本無事”;如果單設管理學科，又感到缺乏理論基礎，較難形成獨立的學科體系。
⑦過去管理部門和一些學者總是爭論如何確定利潤率，現在看來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最極端的是軍工產品定價，不論成本如何，都是加上一定的(比如5%)利潤，即所謂“成本加成”定價方法。與此類似，基于所謂“生產價格理論”的政府定價更是法理不通，是對相關理論的片面理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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