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當代中國經濟政治論文1000字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政治蓬勃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下面是由學習啦小編整理的有關中國經濟政治1000字論文，歡迎閱讀。

　　中國經濟政治1000字論文篇一：《淺析中國經濟與環境平衡的路徑》

　　【摘要】中國的經濟騰飛是伴隨著環境和經濟發展的失衡，而調整失衡需扭轉居民意識，企業的發展模式和國家的環境政策，并在意識和機制的雙重作用下才能起到有效作用。

　　【關鍵詞】環境;經濟;平衡路徑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經濟騰飛。憑借GDP每年10%左右的增速，中國在2010年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經濟騰飛的同時，環境也以更快的速度惡化。工業的粗放增長造成空氣和水質的污染，落后的農業特別是不合理地使用肥料也造成極為嚴重的土地污染。淮河水質惡化、生物滅絕、極端天氣、沙塵暴肆虐、水土流失等環境問題凸顯。人們創造了新的文明，卻也在破壞存在了數千年的人與自然的秩序。目前所存在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相應地也不存在單一的解決途徑，追求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注定只能是霧里看花。對于經濟利益和環境友好追求的失衡必須得到扭轉，而扭轉是對居民的意識、企業的發展模式和國家的環境政策進行的扭轉。經濟社會中的參與者同時又都是環境治理的參與者，意識和機制的雙重作用才能扭轉這種平衡關系。

　　一、國際合作

　　地球因為動物的遷徙和大氣、洋流的循環等途徑，是一個整體。南美的熱帶雨林不僅是多種生物的家園，也影響著整個地球的溫室氣體的消化;北極冰山的融化不僅影響北歐和俄羅斯，它關乎每一個沿海城市的未來。所以環保需要世界范圍內的交流。除了共享的地球環境作為外部壓力之外，國家間對于環境治理的經驗和效率不同也造就了國際合作的內生需求。如清潔發展機制，它是指一個發達國家通過用技術和資金投入的方式與一個發展中國家合作實施其溫室氣體減排的項目，其所實現的溫室氣體減排量，轉讓給提供技術和資金的發達國家締約方用于履行其在《京都議定書》下的義務。中國的積極參與不僅能夠有效地控制國內產業的碳排放量，更能夠獲得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

　　二、環保產業

　　環境友好型企業能促進經濟發展，更有助于環境的改觀。政府應該多鼓勵以經濟利益為動力，兼顧環境的環保型產業發展，在這一點上作出更具意義的引導作用，同時對污染嚴重企業持慎重態度。我國東部的經濟行為已為環境帶來極大負面影響，在當今西部大開發的大戰略背景下，環境相對脆弱的西部若重復東部發展之路，勢必造成比東部更為嚴重的環境問題，且作為黃河、長江等水系的發源地，問題將被進一步放大。因此，環保產業的發展需要更加廣泛和長遠的考慮。

　　三、培育NGO

　　在美國，活躍著眾多的NGO在社會中廣泛地開展教育、環保等公益項目，是政府的“減閥器”和“穩定器”。這不僅填補了政府在社會某些方面的缺位，也通過精神動力的支撐完成了社會改造的部分任務，幫助NGO的參與者和接觸者感受其奉獻精神和責任。而中國普遍存在的資金和注冊困難限制了眾多的本地NGO的發展;中國NGO的受眾多集中在大學生群體，不具備美國、歐洲等國家NGO的普遍性，中國NGO的規模和影響力明顯偏小。因此，從政策引導到社會關注等方面，應該給予NGO，特別是熱心環保事業的NGO更多的支持，使其能在中國社會充分發揮其應有效用。

　　四、提高政策執行力

　　中國曾提出“十一五”期間單位GDP能耗降低20%的口號。2010年，為完成指標，出現了工業拉閘、居民限電等為完成地方性節能指標的短期行為。不僅短期內影響了經濟發展，長期來看更是對粗放經濟的縱容，勢必造成下一輪節能工作的難以開展。政策制定本意是實現經濟對環境壓力的釋放，調正經濟和環境的不平衡地位。但是，執行和監督不力等問題凸顯，眾多指標性政策終究只是口號。完成短期目標，不具備長期意義。“低碳經濟”也不僅是對低碳的要求，更是實現經濟目標的長期考慮。污水處理、太陽能系統等帶來的不僅是低碳也是經濟。政策應有長期的考慮，利用稅收減免、政策綠燈等引導措施，積極推動長期有效性、實用性的綠色經濟，并強化政策執行能力。

　　五、培育意識

　　意識影響行為，行為成就習慣，缺少主動性思想的行為是無力的。中國環境難題面臨著居民生活和企業生產兩方面的壓力。為了實施居民生活和企業發展的環境改造需要更多環保意識的注入，中國的環境教育應從口號中解脫，放到教育系統中應有的位置。從小培養環保意識，在關注經濟的同時，不乏對經濟與環境關系的思考。但就目前情況來看，中國缺少正規的環境教育系統，現存環境教育分散且執行力差，缺少足夠的社會關注度。雖然近年來公民環保意識已在提高，但意識轉化成為行動力的效率較低，中國需要更多環保教育的支持。

　　六、健全機制

　　環境和經濟失衡是系統性問題，社會機制的不健全則是系統性問題的原因，問題的解決途徑必須改善整個系統才能產生積極效應。有效地監督機制可幫助建立起強大的執行力;社會參與機制也有利于居民意識和行動力的提升;環保合作機制則能緩解上下游地區間經濟環境的矛盾。國家應該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參與、監督系統和合作機制，同時利用適當的獎懲機制加以促進。

　　中國經濟政治1000字論文篇二：《淺議政治經濟化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影響》

　　政治與經濟的辯證統一關系

　　經濟是政治變革的根源動力與制約條件。人類社會的中心活動是經濟活動，因為“人”從根本屬性上是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動物，其欲求在本質上是永不滿足的，而社會物質條件狀況是決定人類各種欲求能否獲得滿足的根本性、基礎性、前提性條件，因而為人類社會創造和提供物質財富的經濟活動必然在人類活動中居于首要與核心地位，而相應的經濟關系也成為人類社會中其它關系形態的“母體”與本源決定性因素。

　　但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從誕生之刻起便存在著一個內生性、先天性的永恒矛盾，即人類欲求的無限性與其本身所導致的經濟活動所需資源的相對有限性的矛盾，這個矛盾是無法回避和不可能根本解決的，只能通過各種方法、途徑、手段去規約人的無限欲求，才能使有限的經濟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實現最大化、最優化的物質生產，進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調和、緩解這個矛盾以維持人類社會的有序運轉。

　　這些方法、途徑、手段的具體體現便是人類社會的各種制度、準則，包括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倫理道德準則、婚姻制度、宗族制度等等，孔子所講的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實則就是在奴隸制經濟向封建制經濟進化時期，其社會制度外殼“蛻變”的表現。所以說實現“更好的”經濟生產活動是政治活動、政治變革的最終目的與根源動力所在。

　　與此同時，經濟又是決定政治變革是否“合理”、是否成功以及政治活動是否有效、正確的根本制約條件，這種制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政治變革的方向必須適應經濟形態的轉型與發展;不同經濟形態對政治管理的需求程度決定著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形態活動的合理邊界;恢復、發展、繁榮經濟生產活動應始終成為各個歷史時期政治活動的根本和長遠目標。

　　之所以稱其為“根本制約條件”就在于，一旦政治違背了這些方面之中的任何一點，就不僅會損害經濟發展，而且會導致政治活動的混亂、政治機器本身的失靈、政治變革的失敗，其歷史上典型事例如“王莽改制”因附會《周禮》、復古倒退所導致的混亂與失敗，法西斯主義以“軍事”代替“經濟”作為活動中心所導致的戰爭浩劫與自身失敗等等。

　　政治是經濟發展的引導力量與服務工具。每一種經濟形態活動本身都有很強的自我保護能力、非理性發展趨勢和存在主義的歷史慣性。以封建自然經濟的發展為例，如果任其自生自滅的發展，其本身很容易陷入“土地相對平均分配—土地兼并加劇—土地日益集中—人地矛盾逐漸激化—被迫進行改革或爆發農民起義”的治亂交替歷史循環之中，中國封建時代的“王朝周期律”便是典型案例。

　　因此，政治權力作為人類社會權力體系中的核心權力，必然要對經濟發展起引導與服務的作用，具體來說包含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在經濟的“量”的方面，就是要運行政治權力改革社會體制、更合理地配置各方面的社會資源，實現經濟的長期平穩發展，增加社會物質財富以滿足人民生活和推動精神財富的豐富。二是在經濟的“質”的方面，就是政治活動要遵照經濟“前進”發展的需要，努力探究經濟發展的未來趨勢，主動調整既有經濟生產關系、政治運行關系、社會組織關系中不適應這種發展趨勢的部分，努力實現經濟在“質”的層面的革命與進步。

　　這兩個方面的前者是比較容易實現的，在正常情況下任何形態政府無論采取何種手段(和平的和非和平的)都會努力推動經濟增長，增加社會財富的總量，因為這既是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政府本身財富和力量增長的需要。但后者的實現是比較困難的，因為任何時代的政治掌權者或者說任何人都無法徹底擺脫自身所處時代的歷史局限性，很難主動發現經濟發展“向前”的趨勢，例如封建政權就很難想象、理解自然經濟向工業經濟發展的“前進”趨勢，更不用提主動推動這種趨勢了，而且究竟何為真正的、正確的“前進”趨勢在短期內也是很難確定的。

　　因此，后者的實現在多數情況下是當歷史條件成熟時，靠革命、戰爭等較為激烈的方式先從根本上實現政治形態的革新，進而才能比較順利地推動經濟革新，其典型事例就是17、18世紀的西方資產階級革命。

　　政治經濟化是當代中國政治的基本特征

　　政治經濟化成為當代世界政治活動的普遍特征。可以說：經濟決定著政治，政治在本質上是以“為經濟發展而服務”存在的。但在不同歷史時期，政治為經濟服務的程度是不同的，經濟形態越先進、越高級、越復雜，則政治為經濟服務的必要性就越強、程度也就越高。在工業經濟和后工業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當代世界，經濟活動的范圍、廣度、深度和全球化程度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水平，整個人類社會的經濟化程度也越來越高，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源要素也越來越復雜、資源相對稀缺性也越來越高，其發展需要包括金融資本、自然資源、技術資源、信息資源、人力資源等在內的各種經濟要素的合理配置作為支持。

　　當代政治活動或者說政府活動所面臨的各種管理任務也在不斷增加，而這些任務又都直接或簡單地與經濟發展相關聯，“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日益成為各國政治活動的中心任務。因此，可以說政治的“經濟化”是當代政治活動內在屬性的要求和當代政治活動的基本特征，除個別國家外(例如朝鮮)，基本上當今世界各國的政府都是以經濟利益作為國家的核心利益之一，以實現經濟增長作為政府政策的首要導向。

　　雖然“政治經濟化”是當代各個國家政治活動的普遍特征，但是由于各個國家的國家性質和國情不同，“政治經濟化”運行機制及具體表現形式在不同國家也是不同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化程度較高的美國，是由資本力量主導政治，政府實質上就是為資本財團服務的雇員，其整個政治體系的建立和運行都是自下而上式的。　　而作為 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整個國家 政治體系是通過長期的革命和戰爭在徹底打碎王朝政治的基礎上，按照“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原則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構建起來的。雖然國家和政府的目的在于解放和 發展生產力、促進 經濟發展以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 文化需要，但經濟資本的力量無論多強大說到底只是國家發展經濟的必要工具和必需要素，始終不可能脫離國家的最終規制與引導，絕非是國家政治的主導力量和“主人”。

　　當代中國政治的基本運行模式也是自上而下式的，即先由國家為適應一定階段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提出一個中心任務或目標(通常表現為政治化的經濟口號和中央會議通過的重要文件的主要標題、內容)，然后黨的各級 組織、國家各級政府、國家下屬社會組織、國家暴力機構、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國家宣傳機器、 教育學術機構都會學習、依照、圍繞此中心任務或目標并根據各自職能開展相關 工作、活動，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和資源去實現這個共同的中心目標或者任務。在這里，這個中心任務或目標(例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口號和“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就起到了將國家內部的各種組織、階層、團體、群體之間的矛盾暫時彌合、轉移，使分散的原子化政治結合成為協調統一的社會政治，以實現一定階段或時期的整個國家最重要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目標的“社會聯結”的作用，這也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重要內涵和特征所在。

　　政治經濟化在當代中國政治中的具體表現。政治經濟化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政治的一個基本特征，尤其是中國現在處于經濟現代化、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這種特征就顯得更加明顯，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

　　國際政治層面：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轉變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緊跟冷戰后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浪潮，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行為方式、行動目標、活動內容都發生了顯著變化，與經濟利益相關的國際貿易拓展、海外市場開發、國際資本和技術引進、別國資源合作開發等內容日益上升為中國政府外交活動和民間對外交往活動的主要議題和內容。

　　與此同時，中國的海外經濟利益也在逐漸遍布全球，經濟利益已成為中國參與國際政治活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和動力，而世界各國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識也從單純的政治大國向兼具經濟大國、貿易大國的方向轉變。

　　國家政治層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逐步被確立為國家發展戰略的總方針，“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被重新確立為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之后黨的歷次重要會議都將推動經濟改革、經濟發展作為主要甚至是中心議題，政府各部門的各項工作都以推動或服務經濟發展作為重要工作目標，經濟議題在黨和政府的決策體系中所占比重逐漸增加。

　　在政府體系內部，政府職能部門的調整(如國家發改委、工業與信息化部的組建)與適應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而跟經濟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如中國人民銀行、外經貿部、 財政部)的地位相比 計劃經濟時期也有了顯著的提升。

　　地方政治層面：政治經濟化在地方政治層面表現得更為直接和充分，在當代中國政治中，地方政府的各項工作的開展基本上都是以圍繞“促進經濟發展”為中心，地方經濟發展成果已經成了考察地方政府政治績效和決定地方官員升遷的首要和最主要標準，各地人民群眾也日益以經濟發展成果惠及自身與否作為評價當地官員工作的主要依據。

　　改革開放后，經濟 管理權的逐步下放也充分調動和發揮了地方政府進行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為吸引經濟資源要素發展而展開了激烈競爭，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經濟聯邦主義”，中國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在逐漸從“政治管制者”向“經濟管理者、社會服務者”轉變。

　　政治經濟化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影響及意義

　　政治經濟化是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政治發展的總體趨勢，也是當代中國政治轉型和發展的重要特征，其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影響也是全面和深遠的，當然這種影響也是包含正反兩個方面的，但其中的積極影響和正面作用還是主要的、長期的，而消極作用則是次要的、階段性的，對此我們需要有明晰的認識和把握。

　　政治經濟化對當代中國政治的積極影響。首先，政治經濟化推動了當代中國政治的理性化、科學化、專業化：政治經濟化使當代中國政治的發展軌跡逐漸遠離了改革開放前的革命政治的浪漫主義和傳統政治的人治主義，政治活動要實現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目標就必須首先堅持以“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務實理念和科學精神去思考問題。

　　因為現代 經濟體系運行有著自身內在客觀規律，而且國民經濟本身的 發展又受到諸多主客觀條件的影響和制約，現代經濟體系自身的規律性、科學性、知識性要求為之服務和相適應的 政治活動必須具備理性化、科學化、專業化的品質。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無論是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還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形成都是黨和政府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求真務實理念的具體體現，政治經濟化推動當代中國政治的理性化和科學化水平的空前提升。

　　其次，政治經濟化推動了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海外學術界，尤其是多數西方學者從西式民主政治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僅僅是經濟體制的改革，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非常有限和滯后的。這種觀點顯然是一種誤讀，因為對中國這樣一個改革前權力高度集中的 計劃經濟體制國家而言，沒有政治改革作為前提就不可能有經濟改革的實現。

　　政治經濟化要求中國的政治體制、政府運作模式必須摒棄計劃經濟時代的全能主義形態，由單純直接 管理、全面政治管控向多元綜合管理、宏觀有效治理方向轉變，今日中國政治的 語言體系、主要議程、運行手段與建國前和改革開放前相比都已發生了質的變化，其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理性化的程度都達到了中國歷史的最高水平，這是任何對中國政治發展有清晰、客觀認識的有識之士都會承認和認可的。

　　再次，政治經濟化推動了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當代中國政治的“經濟化”推動著政治參與主體的更新、增加，增強著公民個體和團體的政治參與意識、參與熱情，這就為民主政治的進步提供了主觀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市場經濟體系本身所包含的交換、自由、平等、競爭、法制、規則等理念也在通過日常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而逐漸輸入進政治體系之中、滲透進公民大眾的政治理解之中，而這些既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內在品質要求，又是其獲得恒久不竭發展動力的外部社會條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只有與中國政治經濟化的進程、內容相適應才能真正體現時代主題和滿足人民需求。

　　政治經濟化對當代中國政治的一些消極影響。政治經濟化在給當代中國政治的進步與發展提供巨大動能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客觀上的消極影響，如政治經濟化所導致的政治參與訴求的短期內快速增加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體系運行的穩定性;多元化政治理念的傳播在一些方面削弱了當代中國政治體系在意識形態方面上的合法性;社會各階層政治訴求的多元化、利益化也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當代中國政治出現了功利化、庸俗化和弱意識形態化的現象等等，這些現象都是當代中國政治在發展中必須認真面對和解決的一些問題。

　　我們應該清楚明白的是，政治經濟化所導致的這些“負面”情況并不能說明我國政治發展的方向是不正確的，政治的經濟化是現代化國家在市場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和發展趨勢，其所產生的問題也是“發展和前進中的問題”，能夠和經濟活動互融共生、良性互動的政治才是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政治，無論何時都應客觀看待和冷靜面對政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困難，既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目標，也決不能在政治改革的事業上走回頭路，應當認識好、處理好、發展好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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