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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qq論文發表初中政治論文篇二
政治現實主義探源
摘要本文試梳理政治現實主義歷史淵源:亞里士多德思想孕育了政治現實主義的最初因子,希臘化和羅馬帝國時期是政治現實主義的醞釀時期,中世紀后期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初步形成,馬基亞維利思想的出現標志著政治現實主義的正式形成。
關鍵詞政治現實主義 亞里士多德 中世紀 馬基亞維利
中圖分類號:D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0)08-275-02
在政治現實主義的視野中,政治始終立足于現實需要,“實然政治”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價值所在。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比較推進了政治理想主義與政治現實主義在理論層面的爭論。筆者從歷史的角度梳理了政治現實主義的思想淵源,以便于我們看清政治現實主義的起源、醞釀以及形成,以便于我們在理論層次更好的對政治理想主義與政治現實主義進行分析和比較。
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主要是探討政體問題即城邦的政治體制問題,從政體問題出發,亞里士多德主要關注的還是如何設計出一個與各個城邦的實際情況相一致即適合城邦需要的政體。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只有這樣的政體才是“最優良”的政體。他認為:“由于能實現最優良政體的城邦畢竟為數不多,故一名好的立法者或真正的政治家就不應該一心盼企單純意義上最優越的政體,他還須考慮到切合城邦實際的最優良的政體。”由此看來,亞里士多德在設計城邦的理念上即事先在觀念的層面上就預設了一個現實主義風格的前提,而這與他的老師――柏拉圖在《理想國》有關政體問題上的先驗主義的處理手法截然不同。按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應是:“當然我們既不能著眼于超出蕓蕓眾生的德行,也不能著眼于以優越的自然稟賦為先決條件的教育,或者著眼于另人稱心如愿的完美政體,我們考慮的范圍僅限于大多數都有可能享受到的生活和大多數城邦都有可能實現的政體。”
在具體涉及到如何設計出“最優良的政體”問題上,亞里士多德就批評了兩種觀點:“有一類人一心一意地追求最優良的政體,而那是需要具備眾多的天然條件的;另一類人則寧愿談論某種共同的政體,他們希望廢棄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政體,盛贊別的某種斯巴達式的政體。”在這里,亞里士多德既批評的是那種超脫于城邦現實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又批評了那種不顧各個城邦特殊情況的交談式的技術性的照搬。與此相反,亞里士多德則坦誠的認為:“對現存政治體制的這類改變,都應使人們甘愿并能夠接受,而且要易于實施。因而改善一個舊的政體的艱辛程度并不亞于從頭建立一個新的政體,猶如補習(metamanthanein)之艱難并不亞于從頭學起一樣。”這表明亞里士多德開始從現實城邦的角度或立場出發,力圖對當前城邦的政體進行現實的改造或改革,而不是重新塑造一種遠離城邦實際的理想政體,從而為政體問題的探討注入了現實主義的風格。
與此同時,亞里士多德通過對158個城邦的實際調查,取得大量詳實的第一手資料。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對希臘城邦既存的政體進行了系統的經驗分析和確切的論證,著重分析了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在這里,亞里士多德不但分析了各種政體產生和更迭的原因,而且對這些政體得以維持的方法也進行了探討,全面的論證了這些政體在希臘城邦存在的合理性,從而為當前希臘各個城邦選擇適合自身情況的政體即“最優良的政體”提供了現實的參考和價值判斷。
然而,在亞里士多德心中并沒有排斥所謂的“完美政體”。在他的筆下,這種“完美政體”就是最優秀的政體。他認為:“毋庸置疑,合乎中庸的政體是最優秀的政體,惟有這樣一種政體才可以排除黨爭。”但是,在現實的城邦政治中,黨爭卻是個無法回避的實際問題。因而,亞里士多德并沒有“一心一意”的追求和塑造這類“最優秀的政體”,僅僅是把它作為了一個用來衡量和選擇適合城邦實際的“最優良政體”的一個參照物,而不是出發點。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愈接近合乎中庸政體的政體必然愈好,而離之愈遠的政體必然愈惡劣,而且我們的判斷不是出于某一給定的前提。”
由此看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在政體問題的探討上,立足于城邦的實際,開始逐漸從先驗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傾向轉向到經驗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傾向上來,從而使他的政治思想表現出了政治現實主義的風格。
希臘化與羅馬帝國時期,城邦時代讓位于帝國時代,龐大的帝國以政治與軍事上的強權來維持政治實體的生存與發展。在這一時期,盡管政治學在學術研究的領域里基本處于蕭條狀態,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思考仍然延續了亞里士多德的風格,表現出了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其主要原因在于個人主義在逐漸的興起,從而為政治現實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機。正如W・塔恩所認為的:“作為政治動物,作為城邦國家或自治國家一分子的人已經同亞里士多德一道完結了;作為一個個人的人則是同亞歷山大一道開始了。”
個人主義的興起,使古典城邦的政治思考從局限于城邦共同體的觀念中解放出來,把政治思考的主體范圍從狹隘公民的身份限制中解放出來,打破了公民與公民之間的差別和壁壘,既為一般的自由民擁有廣泛的探討現實政治問題提供了空間,也為城邦政治讓位于帝國政治的過程提供了經驗總結的空間。斯多葛學派關于人人平等的思想在西方政治學說史上造就了人的觀念的重大變革,也使政治觀念隨之走向世俗化;波利比阿帶著“羅馬人怎樣和借助于什么特殊的政治制度,在短短不到53年的時間里,幾乎征服和統治了全世界”的問題在羅馬進行了廣泛而細致的實地考察;身處羅馬共和國向帝國轉變之秋的西塞羅以親身經歷的政治實踐活動對羅馬共和國的政治理念進行了經驗的總結;羅馬法(特別是私法部分)所孕育的“權利”概念為個人維護其現實的利益提供了依據,以至于喬治・薩拜因也不得不承認“法學的論證――依據人們的權利和統治者有依據的權力來推理――成為并且依舊是政治推論的一個得到普遍的認可的方法”。
在中世紀,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也使政治思考和政治觀念表現了新的變化。在中世紀,基督教成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基督教神學思想一直是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各門學科,包括政治學都納入到神學的范疇,神學成為了顯學,而其他學科卻成為了隱學,“中世紀只知道一種意識形式,即宗教和神學”。但是,這并沒有抑制政治現實主義的發展,反而使政治現實主義的傾向以全新的形式表現出來。
在中世紀早期,教會與國家的博弈、教權與王權的張力使得政治現實問題,特別是最高權力的歸屬問題始終是處于緊張狀態。盡管這一時期人們對政治問題的探討顯得是噤若寒蟬,但在社會上層各種涉及到教權與世俗權力的現實政治問題上始終表現為公開化狀態。
在中世紀中后期,隨著市民階層的興起和壯大,其在社會中提高政治地位的要求和呼聲也日益高漲,這給沉寂許久的政治探討和政治研究注入了一絲“新鮮空氣”。城市生活中培育出來的市民精神不僅給處于中下層的市民階級以極大的鼓舞,而且這種精神也深深刺激和吸引了上層的王權和各國的世俗君主們。利益的驅使、權力的角逐使他們相互利用和發展,從而不斷推動政治討論和政治思考走向世俗化。
在中世紀后期,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回潮為政治生活即將全面走向現實主義打開了一個缺口。正如之前所述,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無論是在探討問題的出發點上還是在其內容上,都表現出了一股現實主義的傾向。也正因為如此,使得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特別是政治理論在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初的長時間內被神學權威定位以“異端”的形式而被隱埋。在11-12世紀的中世紀大學的建制中,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學在大學的神學院得到了重新重視。自然科學知識與問題的探討帶動了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說的傳播。與此同時,十字軍的東征使得在希臘化與羅馬帝國時期流傳于東方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波斯、敘利亞)的亞里士多德著作(包括希臘文本和阿拉伯文本)重新回到西方世界并得到了嶄新闡釋,從而為中世紀晚期的政治走向現實主義注入了新的元素。
追尋中世紀晚期政治現實主義的足跡,馬基亞維利強調:“――我覺得最好論述一下事物在實際上的真實情況,而不是論述事物的想象方面。――可是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同人們應當怎樣生活,其距離是如此之大,以致一個人要是為了應該怎樣辦而把實際上是怎么回事置諸腦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會導致自我毀滅。”馬基亞維利時代的意大利,處于幾個大公國的分裂統治以及法國、西班牙兩個已經確立了君主專制國家不斷侵犯的內憂外患之中。國家的統一成為擺在這個國家面前的第一任務,而且也是最為現實的任務,因此政治理論和政治思想應該為這一任務服務。馬基亞維利承接文藝復興“以人文本”的現實精神和國家統一的現實需要,以其親身經歷和豐富的學識,把政治的現實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言:“當我聆聽一位年長的智者不是從哲學書本上學到的知識,而是根據他自己的經驗行為中學到的知識來談論公共事物和文明的時候,我不知道還有什么別的事情比這使我愉快了,因為這才是真正學習的方式。”
在具體涉及到政治事務時,特別是思考意大利國家統一的問題上,馬基亞維利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心和時代的責任感,《君主論》的寫作則適應了國家統一的現實需要。在《尼科洛・馬基亞維利上洛倫佐・梅迪奇殿下書》中,馬基亞維利指出:“對于這部著作,我沒有像許多人在敘述他們的主題并加以潤飾時慣常那樣使用鏗鏘的章句、夸張而瑰麗的語言、在外表上炫人耳目的東西或者裝飾品。因為我希望我的著作如果不贏得稱譽則已,否則只應是由于其內容新穎和主題的重要性而受到歡迎。”縱覽全書,其內容和主題在于思考面臨國土分裂和外敵侵犯的意大利如何實現統一的現實政治問題。馬基亞維利游歷各國的經驗和對其他諸國歷史的考察使他得以明白:西班牙、法國等已經實現君主專制政體的國家不但實現了國家的統一,而切也促進了國家的強盛,因此君主制度值得借鑒和效仿;世紀,封建王權的力量不斷加強,特別是在反教皇的斗爭中,王權在市民、農民和平民“異端”的援助下不斷得到加強,使得君主制度成為實現國家統一與強盛的最為現實的選擇;梅迪奇家族在佛羅倫薩的現實統治基礎和歷史傳統,這也為通過君主制度實現意大利的統一奠定了現實的基礎。從政的經歷使馬基亞維利深諳君主的為政之道,使他深信只要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能夠做到縱橫捭闔、靈活運用以及對經驗的及時總結,必然能夠取得良好的實效,最終也必然會達到實現意大利統一與強盛的目的,以至于馬基亞維利毫不夸張的指出:“這是我依靠對現代大事的長期經驗和對古代大事不斷鉆研而獲得的。對于這種知識,我曾經長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檢驗,現在我把他寫成小小卷書獻給陛下。”
在《君主論》所探討的主題中,馬基亞維利一改古典政治哲學探討政治問題的基調,從現實的政治需要出發,力圖把對政治的研究從道德與神學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并力圖使他們分道揚鑣,以至于能夠獨立的研究和探索現實的政治問題,從而標志著政治現實主義從古典走向近代歷史的進程中最終得以完整的確立。因此,我們“一般認為,這位佛羅倫薩的秘書官是政治現實主義之父,因為他使政治學脫離了倫理學和宗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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