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級下冊政治論文(2)
七年級下冊政治論文篇二
論政治文化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系
內容摘要：政治文化與政治穩定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關性。政治穩定是政治文化形成的前提條件，政治文化是對穩定的政治體系長期不斷的認知、評價的結果的積淀。政治文化是構成政治穩定的深層因素，政治穩定的實現依賴于政治文化的性質與類型。建構有利于政治穩定的政治文化，既是理論發展的需要，也是政治實踐的要求。
關鍵詞：政治文化;政治穩定;政治體系
作者簡介：丁志剛，男，1966年生，甘肅天水人，蘭州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樹亮，男，1981年生，河北邯鄲人，蘭州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D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1)09-0022-04
政治文化和政治穩定都是古老而又現代的政治學概念，在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對二者的研究都有體現，只是一直未形成統一的、廣泛認可的、獨立的概念和知識體系。直到20世紀50、60年代，這兩個概念才凸現出來，成為政治學中的重要概念和研究領域，分別以阿爾蒙德和亨廷頓為代表，建構起規范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穩定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并成為沿用至今的經典分析范式。總體上看，政治穩定反映的是政治體系的運行狀態，通過對影響政治穩定的諸多原因的分析可以為維護持久的、平穩的、有序的政治狀態提供理論基礎。政治文化作為對政治體系認知、情感與態度的總和，反映了公民對政治體系的基本態度。相比較而言，對二者之間關系的探討，盡管已經引起許多學者的重視，但其系統性、深刻性有待發掘和深入。本文擬在研究政治文化理論和政治穩定理論的基礎上，分析、探討政治文化與政治穩定的內在關系。
一、政治穩定是政治文化形成的前提
從政治文化的形成來看，長期穩定的政治環境是政治文化形成的基本條件。政治文化的形成不是一個短期效應，而是在長期的政治生活中對政治體系多次認知與評價的積淀。事實上，政治文化作為公民內在的習慣，其形成不是一次認知與評價就可以實現的，因為對個別政治事件的態度僅僅是民意，特定取向的民意長期積累才會最終內化為公民相對穩定的政治態度，即政治文化是對穩定的政治體系長期不斷的認知、評價的結果的積淀。
政治體系作為被認知的對象，其自身的穩定影響著公民認知的結果，即一個持久的、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能夠使公民的認知具有連貫性，不斷地積累關于該政治體系的知識、感觸及評價;而動蕩的政治局勢，因為認知對象的不確定性，使得公民失去了認知的對象，更無法形成政治文化。“任何政治體系所發揮的功能都可以從三個層次來考察，即體系層次、過程層次和政策層次。”①作為認知結果的政治文化內部也存在層次劃分，即體系文化、過程文化和政策文化。政治體系與政治文化這種對應性特征并不是公民認知選擇的結果，是政治體系固有結構“映射”于公民內心的“圖像”。政治體系是政治文化形成的“母本”，這一“母本”的狀態和性質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政治文化的特質。因此，長期穩定的政治結構、制度化的政治過程和連續的政策以及三者之間的互動與協調關系，構成政治文化形成的前提條件。
第一，長期穩定的政治結構使公民能通過各種政治社會化的渠道不斷了解政治結構、執政者以及機構設置等方面的知識。普通民眾對政治結構的認識，需要時間和渠道的保障，暢通的渠道無疑會縮短公民對政治結構的了解過程，但這一過程要求以政治結構的相對穩定為前提。否則，混亂的政治結構、領導人的頻繁更迭以及各部門之間的權力爭斗，導致整個政治結構不斷變化，公民剛剛形成的認識很快被結構的變化所否定，致使公民在認知上出現混亂，甚至政治冷漠，統一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更無從談起。
第二，制度化的政治過程對執政者、參與者的政治行為都具有指導性作用。一方面能夠約束執政者的行政行為，使執政者遵循既定的制度性規定;另一方面能夠使公民的政治參與在制度化的框架內展開，逐漸掌握參政的知識和技能。在這樣的制度化的政治生活中，公民通過政治參與會逐漸明晰自己的政治角色，獲知有關政治體系的知識以及掌握政治參與的技能，對政治體系的認識逐漸明朗，評價趨于客觀合理，情感歸屬基本穩定。而混亂的、沒有明確的成文規定的政治過程，難以形成規范的參與行為，也就不會形成模式化的政治過程文化。
第三，政策直接關乎公民的切身利益，是影響公民政治態度最直接的方面。連續穩定的政策會使公民逐漸認識政策的內在指向，對某一政策基于自身利益加以考量，形成不同的評價和態度。相反，如果政策變動頻繁，公民就難以對政策有較為清晰的認識，會產生搖擺不定、無所適從的感覺。另外，政策的優劣、公正與否決定著政治文化性質的走向，即連續優越的政策能夠得到公民的認可和支持，使公民對整個政治體系抱有贊成的態度;反之，變化不定的政策則引起公民的不適與反感，進而使公民對整個政治體系持否定態度。可見，持續與合理的政策是政治文化形成的最直接的外在政治刺激。
另外，政治結構的穩定、制度化的政治過程以及連續的政策并非獨立的存在，作為政治體系的有機構成，其自身的健全與完善還不足以構成整個體系的穩定，還需要三者之間關系的協調與順暢，而這一狀態的實現又是由每個子系統的功能決定的。即政治結構的穩定有利于實現政治過程的制度化，使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政治過程的制度化建設使得政策更加科學、合理，更能顧及社會大多數群體的利益;政策趨于合理的目的是獲得公民的支持和肯定，而這實質上是對政治體系的認同以及對其合法性的承認，有助于政治結構的穩定。可以說政治結構的穩定決定了政治過程的有序性，政治過程的制度化是政策趨于合理的保障，優越的政策為政治結構的穩定贏得了公民發自內心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不僅不會形成新的政治文化，反而會導致倒退。可見，穩定的政治環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每個子系統的穩定以及子系統之間的和諧關系是政治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制度性資源。
二、政治文化是實現政治穩定的深層因素
宏觀上講，政治穩定的實現依賴于制度的完善及其有效實施，由政治體系輸出的法律、法規等外在的“剛性”制度，在政治建構初期對維護政治的穩定無疑起著重要的作用。但從微觀上看，真正的穩定不是外在懲罰性制度強迫與威懾的結果，而是來自公民對制度自愿的服從，即外在制度能夠發揮多大的效力取決于公民自愿服從與配合的程度。基于政治文化的分析范式，政治穩定的目標能否實現往往依賴于公民對政治體系的認可不認可、承認不承認、同意不同意、贊成不贊成以及滿意不滿意。因此，為使保障政治穩定的制度發揮其應有的效力，就要贏得公民的認可，符合公民內在的心理傾向。正如阿爾蒙德認為的那樣，“如果要保持最終的穩定，該系統就要有一種建立于對該政治系統更為普遍的依戀基礎之上的政治信仰形式——我們已稱之為系統情感的一種信仰。”②而這種信仰正是他對政治文化定義的要素之一。現實表明，政治文化比外在的政治制度對政治穩定的影響更長遠、更深刻，比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塑造作用。
政治文化對政治穩定的影響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其本身的性質，二是其類型與政治結構的協調程度。政治文化的性質主要體現為同質性、異質性、滯后性及超前性等，這些性質深刻影響著政治的穩定。政治文化的類型，參照阿爾蒙德的觀點，可以分為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臣民依附型政治文化與參與型政治文化以及三種政治文化的混合類型，“一種村民文化、臣民文化或參與型文化，可能與它們各自相應的傳統政治結構、中央集權制結構和民主政治結構非常協調”③，而政治文化類型與政治結構的失調則會導致政治的不穩定。
(一)政治文化的性質對政治穩定的影響
第一，政治文化的同質性。政治文化的同質性是指廣大公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價值取向非常接近，或稱之為公民政治態度的高度統一。同質的政治文化可能是對作為認知對象的政治體系的肯定性態度的統一，也可能是否定性態度的趨同。顯然，肯定的同質有助于政治的穩定，否定的同質則是政治穩定的災難。
積極肯定的同質的政治文化反映出大多數公民內心深處對現行政治體系的認同，感情上的依賴與積極的評價，他們愿意遵守該體系的政策、法律及法規等硬性的制度，接受政府的領導，并積極維護現行政治體系的正常運作。這一政治文化意味著政治體系獲得了較多的政治合法性、公信力及權威性資源，該體系輸出的政策能夠順暢地執行，法律法規具有較高的效力。這樣，政治體系的輸出被公民所接納，公民的輸入能夠在政治體系的輸出中得到有效回應，政治體系內外環境交流順暢，信息分布均勻對稱，社會團體和不同力量之間容易產生合作，社會中各個獨立的體系與政治體系之間不存在明顯的裂痕，社會秩序基本穩定，致使政治趨于穩定的態勢。因此，積極肯定的政治文化將有助于實現政治的穩定。
消極否定的同質的政治文化體現了廣大公民對現行政治體系的一種不信任、不認可的態度。從公民角度看，其心理上對政治體系持否定的態度;在情感上不僅沒有依賴與歸屬感，反而表現出冷漠、反感的傾向;在行為上拒絕遵守甚至抵制各種政策，通過非制度化手段參與政治生活，更有甚者還力圖實現政治體系的更迭。對于政治體系來講，其合法性不被承認、權威性喪失，政治過程的秩序遭到破壞，政策難以落實，失去應有效力。公民對整個政治體系的消極、否定態度使得政治體系的應有效力下降，甚至整個體系被架空，導致政治體系與社會的斷裂。當專業化的、科層制的政治體系失去其對社會管理約束的效力，而秩序性和規范性又難以從公民自治的自覺性中生長出來時，必然導致政治體系乃至整個社會的動蕩。
第二，政治文化的異質性。政治文化的異質性是指在一定時期內部分人持有與主流政治文化的價值取向有別的政治心理、政治態度和政治價值。其最初表現為與主流政治文化的差異性，但當這種差異長期、穩定地存在時便會固化為政治亞文化。政治文化這一性質的存在，使其自身的完整性、統一性以及整合功能受到挑戰，公民的政治行為難以協調統一，呈現出分散性、差異性等特點，這就給統一的國家政治體系的穩定造成了潛在的橫向分裂的可能。“我們可以斷定，文化的異質性和高頻率的社會化中斷，將產生高頻率的心理上的混亂和不穩定。”④“在政治亞文化非常明顯的地方，政治體系有可能受到威脅”⑤。因此，消弱政治文化中異質性的影響，引導亞文化朝著主流政治文化的方向發展，建構趨于同質的、肯定的政治文化，將會增加政治穩定的籌碼。“一個社會政治的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非主導政治文化沿著主導政治文化的方向發展。”⑥
第三，政治文化的滯后性。政治文化的滯后性是指政治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存在，其自身生成的緩慢性、積累性、代際傳承性以及意識本身的穩定性，致使政治文化總是相對落后于政治發展，并以對過去政治體系認知的經驗為標準對現有政治體系進行考量，這勢必會造成經驗與現實的錯位，致使對現行政治體系產生認知上的偏差與消極的態度。另外，政治文化的滯后性阻礙了政治發展的進程，尤其在政治體系建立初期或轉型期，原有的政治認知與新生的政治體系難以有效對接，導致政治體系的輸出與公民原有政治知識錯位，使政治生活出現混亂的結果，造成政治穩定性的下降。
第四，政治文化的超前性。政治文化的超前性是指政治文化所承載的內容比現行政治體系所輸出的信息要優越，其反映的政治價值取向超越了現行體系蘊藏的價值。在全球化之前，由于信息流動方式以及渠道等方面的制約，政治文化的跨國流動較少，因而政治文化大多是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的公民對本國政治體系認知、評價的經驗的積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隨著互聯網、國際廣播、洲際電視、留學移民、國際貿易等方面的快速發展，一個國家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會通過不同的媒介廣泛流動，被身處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人們所感知。一國公民不僅會比較不同國家的政治體系，還會在評價不同國家政治體系的過程中形成特有的政治文化。基于人類歷史發展的走向和社會進步的需要，進步的、優越的政治文化會被落后地區“嫁接”，推動政治的發展。但是，從政治穩定的角度講，外部移植的先進政治文化仍然對現存政治體系構成巨大挑戰，處理不好會引發政治生活的劇烈動蕩。
(二)政治文化類型與政治結構的協調程度對政治穩定的影響
政治文化類型對政治穩定的影響是通過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之間的對應性關系來發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結構的關系可以是協調的也可以是不協調的。”⑦當二者之間協調時政治體系無疑是穩定的，反之，當二者之間不協調時政治體系則處于不穩定或潛在不穩定狀態。從本文的立意出發，我們著重研究二者不協調的狀況。
第一，在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基礎上建構中央集權制結構或民主政治結構，顯然是難以協調的。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的標志是人們對自己屬地的認同感強于對國家的認同感，缺乏公民意識，在認知上沒有意愿也沒有能力參與政治。村民常常對政治系統的各方面都沒有意識，或僅有模糊的意識。但中央集權制結構要求對中央權威的服從，民主政治結構要求積極—理性的參與，顯然，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是無法滿足這兩種政治結構的要求的。因此，在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基礎上建構中央集權制，會因村民對地方高度的忠誠而造成政治體系垂直方向上的斷裂;在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基礎上建構民主政治結構，會因村民缺乏參與的知識、經驗和技術而導致非制度性參與，導致政治生活的混亂。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二戰后非洲一些國家，在原始部落基礎上建設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結果導致長期的動蕩和戰亂。
第二，在村民、臣民混合型政治文化的基礎上建構民主政治結構也可能導致政治的不穩定。村民、臣民混合型政治文化在保留對地方權威忠誠的同時，被動地接受中央集權的領導，持這種政治文化的公民認為在政治生活中很難發揮個人的作用，在意識上對政治體系雖有一定的了解，但在政治行為上單向地接受政治體系的輸出，缺少主動的輸入，這就與民主政治要求的積極—理性參與難以相適應。若在此文化基礎上建構民主政治，公民要么表現出極度的政治冷漠，對政治結構、過程以及政策的漠不關心造成政治體系內外環境的阻塞;要么被激發出狂熱的政治參與熱情，極易使公民的政治行為失范，造成政治生活的失序。
第三，在參與型政治文化基礎上也不可能建構傳統政治結構或中央集權制結構，在人類歷史上很少出現過這樣的倒退。無論是傳統政治制度下村民狹隘的地域屬性，還是中央集權制下對臣民服從的強調，都與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實質相左。已經具備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公民，不可能只滿足于對地方權力的了解與忠誠，也不可能只對中央的權威一味地服從，總是寄希望于通過自身的努力向政治體系輸入要求。這樣，政治制度的倒退與先進的政治文化之間，會因政治參與渠道缺失和政治體系單向度地強調服從，引起公民對政治體系的不滿，導致公民與政治體系的矛盾沖突。
三、建構有助于政治穩定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作為一種意識的存在，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逐步積淀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既受到公民原有政治態度、情感和所處的環境、地域、民族以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影響，又受到外在政治體系和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因此，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可再塑性，即政治體系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并通過政治社會化來引導公民政治態度的走向，使主流政治文化成為主導價值取向，發揮其整合、凝聚功能，消減政治亞文化的異質性，促進政治文化的和諧，為實現政治穩定打牢公民心理基石。
第一，加強政治體系自身建設，為政治文化建設提供積極穩定的政治環境。政治體系自身的建設主要包括政治結構、政治過程以及政策三個方面，其自身建設的優劣與否直接影響著公民所持政治態度的性質，即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政治文化。政治結構建設主要涉及合法性、權威性和公信力等方面，政治過程主要是體現政治生活的制度性與合法性，而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滿足了公民的需求則直接關乎政治態度的走向。從目前世界上一些政治不穩定的國家的情況看，在它們的政治體系建設中，裙帶關系盛行、社會政策不公、貧富分化嚴重、政府官員行政方式不當甚至違法等問題，嚴重傷害了公民的感情，造成政治體系公信力下降、合法性被質疑。因此，加強政治體系自身建設，是形成積極肯定的政治文化的環境保障，是政治穩定得以實現的宏觀建設工程。
第二，疏通政治社會化渠道，推進政治社會化進程，建構與政治體系相適應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作為政治體系內化的產物，其形成受到內外因素的影響。公民能否保持價值中立的態度，能否以理性思維排除感性的干擾，能否客觀公正地進行評價都會影響這一內化的效果。因此，作為認知對象的政治系統，疏通社會化渠道與提高社會化效能，使自身以簡單明了的形式展現在認知主體面前，無疑在內化過程中具有重大的作用。歷史證明，每個政治系統為了獲得合法性都會主動地通過各種渠道，將其政治主張傳達給體制下的公民，以獲得廣大公民的認可和服從。所以，保障政治體系輸出渠道的暢通，不斷探索新型渠道，使政治體系所承載的信息以高效、快速、準確的方式傳達給每一個公民，不僅關乎政治文化體系自身的統一，而且也影響著與政治體系相適應的政治文化的時效性。王滬寧認為：“政治文化在政治共同體中傳播的深度和廣度，對政治文化統攝的能力是政治體系穩定和高效的決定條件之一。”⑧
第三，消減政治亞文化的異質性，增進政治亞文化之間及其與主流政治文化之間的共同點。鑒于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因素的現實差異與客觀存在，政治亞文化作為政治文化這個復雜系統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短期內難以自行消失是不爭的事實，其對政治穩定的消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政治亞文化過于突出就有可能威脅政治系統的穩定”⑨。因此，挖掘不同政治文化中的共同點，整合紛繁復雜的政治態度，協調多元化的政治價值取向，消減政治亞文化之間的異質性，增進它們的共同點，將有利于消解公民政治觀念的沖突，有利于政治文化同質性的增長和公民政治態度、行為的趨同，增進和諧的共識。另外，建構同質性的政治文化并不是要完全消除政治亞文化，而是在政治亞文化客觀存在的基礎上尋求、挖掘它們之間的共同點、相容點，使政治亞文化的內涵與主流政治文化具有相通之處，尤其是在現代多民族國家，全民對民族的統一、對國家的最高目標，必須有共同的認識。
第四，確立主流政治文化的主導地位，使主流政治文化的整合力和凝聚力得以充分發揮。主流政治文化是一個國家大多數公民在一定時期內所持有的政治態度、信仰和情感，是相對形形色色的政治亞文化而言的。主流政治文化具有普遍性、整合性以及包容性，正是這些性質使其在引領公民政治態度、協調公民政治行為及維護社會政治秩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此，戴維•伊斯頓認為：“任何系統都具有主導性的政治價值，它給政治行為、規范和結構的排列確定基調和方向”⑩。主流政治文化越是傳播廣泛，吸收的政治共同體成員越多，政治體系就越趨于穩定，越趨于完善化。(11)因此，確立主流政治文化的主導地位，將有利于彌合政治亞文化的“離散”作用，促進政治體系的和諧。
政治體系作為社會諸多體系中的重要一元，其穩定程度直接關乎整個社會的穩定，維護其穩定不僅涉及政治體系自身的建設與完善，而且更大程度上取決于公民所持有的政治文化。縱觀中外古今歷史，每次朝代更迭、政權易手、政治制度變遷，最基本的推動力量都來源于人民大眾，沒有哪一個政體在人民的擁護中被推翻，而不被人民認可、滿意的政體或遲或早都將成為歷史的片段。可見，政治文化這種隱形的“軟力量”對政治穩定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其自身的性質與類型同政治穩定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維護政治穩定就是實現人心的穩定，建構積極、同質的政治文化是實現政治穩定的根本要求。
注釋：
①[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頁。
②③④⑦[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西德尼•維巴：《公民文化》，徐湘林等譯，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19-20、32、4頁。
⑤[美]邁克爾•羅斯金：《政治科學》，林震、王鋒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頁。
⑥柏維春：《政治文化傳統——中國和西方對比分析》，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頁。
⑧(11)王滬寧：《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8頁。
⑨王樂理：《政治文化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頁。
⑩[美]戴維•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王浦劬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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