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金錢政治論文(2)
關于金錢政治論文
關于金錢政治論文篇二
金錢與婚姻
摘 要： 簡・奧斯丁的小說和張愛玲的小說都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致，聰明而冷靜地審視自己所處的時代與人物，通過愛恨情仇的波瀾折射出時代氣象，顯示了命運的不自主，婚姻與金錢的相生相息，以及人性的貪婪和庸俗。
關鍵詞： 簡・奧斯丁 張愛玲 小說 比較
簡・奧斯丁和張愛玲的作品獨步一時，在文學趣味不斷翻新的今天依舊展示出經久不衰的魅力。她們作品的共同點是多敘寫男女婚戀等平常事，以此作為比較的契機，本文通過比較兩位女作家的小說，深入挖掘她們的作品在洞悉人性方面的獨特價值。
一、金錢與婚姻的關系
簡・奧斯丁留下六部長篇小說――《理智與情感》《傲慢與偏見》《諾桑覺寺》《曼斯菲爾德莊園》《愛瑪》《勸導》，結局可歸結為――有情人終成眷屬。奧斯丁細致地再現她所熟悉的教區生活――散步、互訪、舞會、敘談，并著力強調婚姻中的經濟因素。
《愛瑪》的開篇是這樣的：
愛瑪・伍德豪斯又漂亮，又聰明，又有錢，加上有個舒適的家，性情也很開朗，仿佛人生的幾大福分都讓她占全了。
這是六部小說中唯一占全福分的女主人公――沒有得到叔祖父遺產又被兄嫂逼迫的埃莉諾母女四人、班納特家沒有父親的財產繼承權的五姐妹、平常人家的姑娘凱瑟琳、出身貧寒的范妮、生于沒落貴族之家不受重視的安妮，她們就處于生存困境中。而在《傲慢與偏見》中，“有錢的單身漢總要娶位太太，這是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在這一點上解決了婚姻與金錢的“矛盾”。所以，奧斯丁小說的基本情境來源于婚姻的經濟學。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我們也能發現金錢和婚姻的緊密相關。《沉香屑 第一爐香》中葛薇龍的下場是“等于賣給了梁太太與喬棋喬，整天忙著，不是替梁太太弄錢，就是替梁太太弄人”;《金鎖記》里的曹七巧陷在沒有愛情、情欲得不到滿足的泥沼中，帶著黃金枷鎖而人性泯滅;《傾城之戀》里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蘇的再嫁，如果沒有抓住花花公子兼富商范柳原這根稻草，白流蘇的命運就是“為了幾個錢落到走也走不開的境地”。
二、敘述手法的不同
奧斯丁的小說結構精微巧妙，喜劇氣氛彌漫全書。她常使用白描手法勾勒人物形象，各個角色說話的風格代表了說話人的心理特征和感情狀態。在《傲慢與偏見》中，達西第一次向伊麗莎白求婚正是伊麗莎白對他誤解和偏見最深的時候，伊麗莎白的回答是：
“達西先生，假如你表現得有禮貌一些，我拒絕了你也許會覺得過意不去，除此之外，你要是以為你的表白方式還會對我產生別的影響，那你就錯了。”
在英文原文中，這段話充滿了書面語雕琢的痕跡，而無平常說話的自然節奏。語法的生硬反映了伊麗莎白態度的生硬。當二人誤會解除，互訴衷情時，伊麗莎白的語句就變得活潑而自然：
“哦!我那些話可別再提了，想起來真不像話。告訴你吧，我早為那件事深感難為情了。”
奧斯丁的句式，R.W.哈丁稱之為“有節制的憎惡”，描寫日常生活的瑣碎，卻用“各種方法來回避激情的場面。對自然界及其美景她以獨有的側面方式來處理。她描述一個美麗的夜晚，而一次也沒有提到月亮”[1]。她描寫人物和敘寫故事時采用的是嚴加控制的經濟筆法。
張愛玲用得最多的卻是月亮的意象：對再度到香港，無可奈何做了范柳原情婦的白流蘇而言，“十一月尾的纖月，僅僅是一鉤白色，像玻璃上的霜花”，這鉤殘月是他們之間淡淡情感的象征;佟振保從王嬌蕊的床上起來，“昨天忘了看看有月亮沒有，應當是紅色的月牙”，這鉤月牙是赤裸情欲的象征;“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陽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凄涼”，這輪陳舊無生氣的月亮既渲染了作品幽暗的氛圍，又暗示了人物凄涼惘然的命運。
三、相異的原因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講道：“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2]
從文化思想傳統看，奧斯丁“在繼承十八世紀小說現實主義精神的同時，將小說看作一種藝術，用周密、審慎的藝術形式來表現生活”[3]，屬于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十八世紀文學傳統。
張愛玲的作品結構和人物描寫繼承了古典小說《紅樓夢》、《金瓶梅》等的筆法，首屬呼應，傳神寫意，“又借用西洋小說中‘現代派’優秀的若干技巧，重象征和暗示，重意象和心理描寫，再加上對繪畫、音樂等藝術的借鑒，熔中外古今傳統于一爐，將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優長匯于一身”[4]。
從社會背景來看，在簡・奧斯丁的有生之年，海上霸權、殖民地貿易使英國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國家，中產階級生活富足而優雅，奧斯丁的小說中年輕的小姐應當結婚，受窮不要緊，但必須有教養，這樣才可以嫁給有錢的單身漢。她賦予筆下的女主人公自由獨立的精神和良好的教養，如《傲慢與偏見》中聰慧的伊利莎白，她的機智、可愛贏得了達西的傾慕，雖然在經濟地位上相差一大截，但在精神層次上是對等的。
張愛玲選擇成為職業作家，最直接的原因是經濟上的窘迫，她所處的時代，中國在經濟上是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在夾縫中滋長;政治上是半封建，雜亂的現代文明沖擊著愚昧保守的社會。縱是對政治漠不關心的張愛玲，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長中”，“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不容易就大徹大悟”。所以張愛玲筆下的女主人公在宿命般的困境中力圖生存得體面舒適，卻最終被社會歧視和男性中心性文化所吞噬。
從個人經歷來看，奧斯丁出生于中產階級家庭，在鄉間度過了漫長而寧靜的生活。她所受的教育是靠讀家里的藏書，這在當時是婦女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她以一顆無過失的心、無懈可擊的品位、近乎嚴厲的道德作襯托，解釋那些偏離善良、誠實和真摯的行為，它們屬于英國文學中最可愛的描寫”[5]。
張愛玲雖出身閥閱世家，可是時代的淪落使她沒有趕上家庭的榮耀，父母離異，經濟窘迫，賣文為生，后來與漢奸胡蘭成婚姻的失敗使得她的作品中沒有純粹的愛與浪漫。她在散文《天才夢》里寫道：“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蚤子。”
四、結語
簡・奧斯丁和張愛玲小說的共同之處在于，她們的小說都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致，聰明而冷靜地審視自己所處的時代與人物，通過愛恨情仇的波瀾折射出時代氣象，顯示了命運的不自主，婚姻與金錢的相生相息，以及人性的貪婪和庸俗。
不同之處在于，簡・奧斯丁用細致幽默諷刺的筆法描繪出她所處的時代，展示了中產階級的生活面貌，“從日常平凡的事件中揭示出普遍而深刻的道德涵義，并且在英國文學中第一次全面的探討了婦女的處境和地位問題”[6]。
張愛玲寫盡人情世故，從男女情愛、親子之愛中揭示人們的普遍生存狀態，她“對現代都市文學的貢獻是把都市人性的墮落與丑惡，與新文學傳統中作家對人性的深切關注和對時代變動中道德精神的準確把握成功的結合起來，使之富有較深的精神內涵和審美情趣，又擁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和現代都市特征”[7]。
參考文獻：
[1][3]弗吉尼亞・吳爾夫著.馬愛新譯.普遍讀者Ⅰ[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2]丹納著.傅雷譯.藝術哲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4][7]唐金海，周斌.20世紀中國文學通史[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3.
[5][6]侯維瑞.英國文學通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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