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職稱論文的發表作品(2)
醫學職稱論文的發表作品
醫學職稱論文的發表作品篇二
醫學倫理的生態化趨勢與生態醫學倫理的建立
摘要：自然環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隨著世界性生態危機的凸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問題。生態危機的出現不僅影響著了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對人類的生命、健康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當SARS的陰影還停留在我們的心里時，甲型H1N1流感的肆意橫行又干擾我們的正常生活，這些事實證明：新發傳染病的肆虐與生態環境的逐年惡化有著必然聯系。“自然生態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存在著食物鏈的相互關系，在食物鏈中，上一個環節構成了下一個環節的食物或生存條件。正是由于自然鏈條各個環節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有機聯系，使得自然界的各生物種群能夠和諧地、持續地發展，并保持著整個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新發傳染病的流行引起人們對現行醫學模式的新思考，基于對新發傳染病再度流行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生態平衡遭到破壞，那么當今時代的醫學模式就應該由“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為生態醫學模式，即“生物—心理—社會—生態”醫學模式。我們知道，一定的醫學模式必然產生以之為基礎的醫學倫理類型，因此，從醫學模式的生態化轉向與生態醫學模式的建立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啟示：生態醫學模式的轉化決定了醫學倫理也會隨之轉化，即醫學倫理的生態化轉向，而醫學倫理的生態化轉向最終必然產生一門新的學科——生態醫學倫理學。本文將以生態醫學模式為切入點簡要探討一下醫學倫理的生態化趨勢及生態醫學倫理的建立。
一、生態醫學模式
醫學模式是在醫學科學發展和醫學實踐活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觀察和處理醫學領域中有關問題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方法，也稱之為醫學觀，它對醫學的發展起到了統領與指導作用[2]。1977年美國精神病學家恩格爾(G.L.Engel)在《科學》雜志上撰文明確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它超越了生物醫學模式對健康與疾病的簡單化認識，在醫治疾病與促進健康方面起了巨大作用[3]。但是，近年來如SARS、甲型H1N1流感等新發傳染病的流行，使“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受到相應的質疑，人類開始探索更加適合現代醫學發展需要的新模式。從而“生態醫學模式”應運而生了，這里的“生態”主要是指從整個生物圈及生物體周圍的環境來考慮人類的生存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其核心思想是人的健康不僅包含身體、精神和社會方面的完好狀態，而且包括人類與自然環境及其存在物的和諧發展和良性互動。
在中國最早提出生態醫學模式的應該是陶功定教授，他在其專著《大生態醫學模式論——醫學未來發展戰略之哲學和倫理學論證》首創“大生態醫學模式”理論。該理論認為醫學正面臨新的革命，最佳的醫學研究方法就是確立一個充分體現人類理性精神而不是滿足于現有有利技術手段的宏觀的醫學理論形態。應該建立最佳的“醫學模式”，即以“大生態醫學模式”取代“生物醫學模式”和“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盧焯明、陳詩慧等提出了“基因、生物、心理、自然、社會模式”。梁兆科認為，“目前備受推崇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仍存在很大缺陷，能全面和深刻反映現代醫學實踐和認識的模式應為自然—生物—心理—社會模式。”他認為這一醫學模式既能全面地反映人的本質，反映影響健康和疾病的因素，也能全面概括當代實踐領域，并能給健康下一個較完美的定義。在對中西醫學的比較研究中，很多學者認識了中西醫學各自的優勢和局限，探討了在當前醫學模式下二者互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又提出了人體生態醫學、人工自然生態醫學模式等觀點。2003年，隨著SARS的全面爆發，劉典恩教授等提出了：“生態醫學模式是后SARS時代的必然選擇”的觀點。近年來，隨著生態醫學觀念在學術界和醫學實踐中日益為人們所接受，“生態醫學”也作為一門新的學科建立起來。
二、醫學倫理的生態化趨勢
醫學倫理學是有關醫學領域道德規范、行為準則的研究。它的價值取向，是隨人類社會和醫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的。國際生命倫理學主席維克勒曾把醫學倫理學的發展歸結為四個階段：專業行為準則的倫理學(傳統醫學倫理學)病人權利論、生命倫理學和人口健康倫理學。歷史地看，西方醫學倫理學植根于古希臘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傳統。它基于這樣的原則：病人利益至高無上，醫生的義務是根據他們自己的判斷，為病人的利益工作。羅伯特·威切斯說：“這蘊涵著若干重要的結論，包括家長主義，即使與病人或病人家庭的判斷相沖突，也要接受醫務人員關于病人最佳利益的判斷，第三方和社會的利益被置于次要地位或干脆不予考慮，集中于利益和傷害作為行動是有道德意義的特征，而不是不顧后果而受約束的道德義務或權利。” 很顯然，希波克拉底的醫學倫理學屬于醫學專業行為準則的應用倫理學，它以醫患關系為重心，把患病的個體作為醫學倫理道德關懷的唯一對象。由于近幾個世紀以來，“生物醫學模式”及其指導下的醫學實踐以疾病和病人為中心。因此，希波克拉底的醫學倫理傳統獲得了進一步的強化。然而，生物醫學模式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指導思想，必然導致不重視對人與其他生命形式的關系、生命與生存環境的關系問題的探索，致使醫學只專注于解決眼前的威脅人的生命與健康問題，而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長遠問題則不夠重視，而這些被其忽視的方面正是當前生態價值觀所關注的。在生態價值觀的指導下，從人類自身生存與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的“生態醫學模式”，把人擺到了一個不是中心的正確位置上，它要求人們要著眼于人類生命、健康的全面可持續發展，要重視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生。這就要求在醫學倫理中滲入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理念，將生態價值觀融入醫學倫理中來;實際上，隨著“生態醫學模式”的建立，醫學倫理的生態化趨勢日益明顯。
在人類 醫學史上，人類對生命、健康與自然 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認識自古以來從未間斷。被譽為理性醫學開端的古希臘希波克拉底醫學，把健康視為一種處于環境影響中的平衡狀態，是一系列生命方式以及人類本性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平衡。同樣，中國古代醫學也把人與環境的協調和平衡作為理論系統的基礎。這一點在古代醫書《黃帝內經》中有充分的體現，該醫學著作在研究人類生命活動的過程中，發明了從自然和 社會生存環境認識生命體及其生命活動的方法，綜合多因素考察人體健康與疾病，提出了天然藥物、食物和精神 心理療法調節人與其生存環境關系防病治病的生態醫學模式。《黃帝內經》進一步闡述了健康的個體與健康的社會是一個大的模型化的秩序必不可少的部分，疾病是個體和社會水平上的失調。這種以平衡為核心的醫學傳統，十分強調疾病的預防以及個體對健康的責任。上述事例說明，在醫學 發展的過程中，人類對生命、健康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的認識是逐漸深入的，生態價值觀影響著醫學的發展模式，這些為醫學倫理的生態化轉向奠定了基礎。
三、生態醫學倫理建立的理論基礎
建立在一定醫學模式基礎之上的醫學倫理，其類型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有什么樣的醫學模式就必然產生什么類型的醫學倫理。由此我們可以預測：生態醫學模式的建立必然促進醫學倫理的生態化轉向，而醫學倫理生態化轉向的最終結果就是形成新的醫學倫理類型——生態醫學倫理。下面探討一下生態醫學倫理建立的理論基礎。
1.馬克思主義生態自然觀是生態醫學倫理建立的 哲學基礎。生態自然觀是隨著生物科學、環境科學與生態學的發展而提出來的，它是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是在人類反思世界性“生態危機”的過程中，在 總結現代生態科學的最新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在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生態自然觀和生態價值觀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生態自然觀主張把人的角色從自然界的主宰者改變成為人與自然共同體的普通一員，強調自然生態系統是一個由相互依賴的各部分組成的共同體，人則是這個共同體的普通一員，人與自然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人類不僅要尊重自然，而且要保護自然，促進人與自然的關系和諧。這些充滿生態智慧的光輝思想，在現代醫學上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生態自然觀指導下的醫學認為，人類本身應與自然環境和體內環境和諧共生、相互適應、共同發展，這也是生態醫學模式的主要觀點，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生態自然觀也應該成為生態醫學倫理的哲學基礎。
2.和諧環境倫理是生態醫學倫理建立的倫 理學基礎。和諧環境倫理是近年來在學術界產生的一種新的倫理思想，它是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時代背景下提出來的，和諧環境倫理以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為指導思想，以人與自然環境關系和諧為中介，進而研究最終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和諧的理論，是以解決人與自然環境的矛盾沖突為目標，并且建立在人類利益和人類自身可持續發展基礎之上，旨在實現新的生態平衡的各種行為規范和 實踐準則。和諧環境倫理以人與自然道德關系和諧為研究對象，不僅克服了“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的缺陷，而且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永續發展，這與生態醫學模式的主要觀點是一致的;所以，和諧環境倫理應當成為生態醫學倫理建立的倫理學基礎。
看了“醫學職稱論文的發表作品”的人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