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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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手段
根據貨幣政策工具的調節職能和效果來劃分，貨幣政策工具可分為以下三類：
一、常規性貨幣政策工具，或稱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指中央銀行所采用的、對整個金融系統的貨幣信用擴張與緊縮產生全面性或一般性影響的手段，是最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
①存款準備金制度
②再貼現政策
③公開市場業務，被稱為中央銀行的 “三大法寶”。主要是從總量上對貨幣供應時和信貸規模進行調節。
二、選擇性的貨幣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銀行針對某些特殊的信貸或某些特殊的經濟領域而采用的工具，以某些個別商業銀行的資產運用與負債經營活動或整個商業銀行資產運用也負債經營活動為對象，側重于對銀行業務活動質的方面進行控制，是常規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必要補充，常見的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主要包括：
①消費者信用控制;
②證券市場信用控制;
③不動產信用控制;
④優惠利率;
⑤預繳進口保證金;
⑥其它政策工具。
其它政策工具，除以上常規性、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外，中央銀行有時還運用一些補充性貨幣政策工具，對信用進行直接控制和間接控制。包括：
①信用直接控制工具，指中央銀行依法對商業銀行創造信用的業務進行直接干預而采取的各種措施，主要有信用分配、直接干預、流動性比率、利率限制、特種貸款;
②信用間接控制工具，指中央銀行憑借其在金融體制中的特殊地位，通過與金融機構之間的磋商、宣傳等，指導其信用活動，以控制信用，其方式主要有窗口指導、道義勸告。
財政政策手段的選擇是由財政政策的性質及其目標所決定的。財政政策的階級性質和具體目標不同，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同。中國財政政策的基本手段有:①國家預算。主要通過預算收支規模及平衡狀態的確定、收支結構的安排和調整來實現財政政策目標。②稅收。主要通過稅種、稅率來確定和保證國家財政收入，調節社會經濟的分配關系，以滿足國家履行政治經濟職能的財力需要,促進經濟穩定協調發展和社會的公平分配。③財政投資。通過國家預算撥款和引導預算外資金的流向、流量，以實現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調節產業結構的目的。④財政補貼。它是國家根據經濟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和一定時期的政策需要，通過財政轉移的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對農民、企業、職工和城鎮居民實行財政補助，以達到經濟穩定協調發展和社會安定的目的。⑤財政信用。是國家按照有償原則，籌集和使用財政資金的一種再分配手段。包括在國內發行公債和專項債券,在國外發行政府債券,向外國政府或國際金融組織借款,以及對預算內資金實行周轉有償使用等形式。⑥財政立法和執法。是國家通過立法形式對財政政策予以法律認定，并對各種違反財政法規的行為(如違反稅法的偷稅抗稅行為等)，訴諸司法機關按照法律條文的規定予以審理和制裁，以保證財政政策目標的實現。⑦財政監察。是實現財政政策目標的重要行政手段。即國家通過財政部門對國營企業事業單位、國家機關團體及其工作人員執行財政政策和財政紀律的情況進行檢查和監督。
當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財政政策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應盡量保持中性，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作用。
優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制度建設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個領域求同存異，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首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最重要的兩大宏觀經濟政策，其本質上具有經濟運行共同目標決定的協調要求。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又都要服從和服務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戰略任務。因此，在實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中，要從兩大政策的共同目標出發，探索它們進行協調配合的長效運行框架，以及優化具體協調方式與手段的制度安排，避免簡單地“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即不局限于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具體的短期效果，重在探索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宏大目標的實現、中長期制度性框架和各種機制安排。我國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運行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通常有著復雜的體制性和制度性根源，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也是如此，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自身存在的傳導機制不通暢、體制改革不到位等問題也會制約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因此，要尊重經濟規律，重視微觀傳導機制的構建和其他應配套進行的制度變革，在逐步實現財政體制、金融體制改革目標的基礎上，優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制度、機制和措施安排。從長期看，制度建設是最重要的。
其次，兩大政策及其實施系統自身的完善程度對于優化兩者協調配合狀況具有基礎條件的意義，同時，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兩者協調配合狀況又反過來影響它們各自的有效性，因此，兩大政策的自身完善與兩者協調配合狀況的優化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從全局和中長期看，建立一套對于科學決策(政策設計)和合理選擇政策組合(協調配合)最具基本保障性的科學化、法制化導向的決策程序、協調機制和執行、修正程序與應急機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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