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孔子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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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和孔子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魯迅十歲讀《論語》，他說過，“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我幾乎讀過十三經”。然而，正因為“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青年魯迅才走異路、逃異地，到日本去學習西學，學習新知識新思想。后來，《新青年》雜志發起新文化運動，在寂寞里寓在S會館抄古碑的魯迅，懷著毀壞“黑暗鐵屋子”的希望，受邀與新文化陣營的主將和前驅們一道，奮力發起了對孔子以后兩千多年成為華夏正統、主流和統治思想的舊思想舊文化的抗擊。
舊思想、舊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什么呢?
《魯迅與孔子》的作者王得后說得好，“‘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孔子和他的之徒安身立命的學說精魂，是儒家學說的根基，是‘不可得與民變革’的根本特質”。這也正是《新青年》雜志同人發起“批孔反儒”的“思想革命”的根本原因。
春秋戰國曾出現過一個“百家爭鳴”“處士橫議”的時代，但后來漢武帝卻只對儒家倍加青睞，來了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種金字塔式的社會等級結構，也便在儒家“三綱”學說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一級一級制馭著”(魯迅語)，死氣沉沉，動彈不得。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等級制度，成為缺乏獨立人格的“國民劣根性”滋生成長的最適宜的土壤。
留日時期就提出了“立人”主張的魯迅，與先驅者們一起大呼猛進，明確主張個性解放，高揚思想和精神自由，其所提出與建立的新文化新思想的核心，就是反抗專制壓迫和奴役，反抗人的奴隸地位，呼喚人格獨立，要求尊重個人的權利，爭取建立一個“人國”，建成一個“人成為人”的社會。
毋庸諱言，在上述重大問題上，置身“公民”時代的現代思想家魯迅，與處于“臣民”時代的古代思想家孔子及其之徒，自然是存在著根本的重大分歧的。新文化運動已經過去一個世紀，孰是孰非，是了了分明的。
然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一股復古主義思潮驟然泛起。正如王得后觀察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被指責為“徹底反傳統”，敗壞道德人心，割斷精神血脈。一幫老的少的聰明人，紛紛來攻訐新文化，尤其是貶斥魯迅為“激烈”“激進”“極左”，是毀損傳統文化的罪人。還有年輕俊杰大呼：“五四是弒父!我們要弒五四!”聲言要接續、要弘揚被五四斷裂了的傳統文化。于是乎“讀經”，“復興國學”的口號都冒了出來。
難道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搞錯了嗎?難道絕望于孔夫子及其之徒、抨擊儒家正統思想最激烈最嚴厲的魯迅，真像有人所說的也不對嗎?
這是回溯和書寫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的大是大非問題，也是中國的魯迅研究者、新文化新文學研究者必須嚴肅認真回答的大問題。
為了切實有力地回應上述問題，檢視魯迅和孔子這兩位偉大思想家思想的根本特質與分殊，也為了探查“讀經風”“國學熱”的底細，耄耋之年的魯迅研究專家王得后先生，下大氣力，花大功夫，用兩年時間，編著出版了這部極有現實針對性，也極有思想文化價值的《魯迅與孔子》。
在書中王得后用主要篇幅，分別列出了在“生死”“溫飽”“父(母)子(女)·血統”“婦女問題”“發展”等問題上魯迅與孔子各自的見解等五大部分，把這兩大思想家思考的異同，以及楊伯峻、錢穆、李澤厚等幾大家的譯注一一排出，呈請讀者自己來閱讀、思索和判斷。他嚴重懷疑當今明星教授大講特講的《論語》，以為“當今明星教授講《論語》而《論語》亡”，因而要請出以上幾大家的《論語》譯文，與明星教授所講的來做比照。
之所以如此編排，他就是想請讀者用自己的頭腦來分析比較，在人生的根本問題上，魯迅和孔子到底都說了些什么，各有何種主張。有比較才有鑒別。“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方子。”(魯迅語)在此基礎上，王得后又專立三章，深刻闡釋了魯迅與孔子的根本分歧，魯迅為什么“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及其為什么反對“中庸”。
自然，魯迅亦曾稱贊過孔子的偉大，但他為什么又對孔子進行了銳利的批判呢?就因為過去所崇奉的孔子，是異化了的、被利用改造的孔子，是封建禮教衛道士的孔子，而非本來的孔子、《論語》里的孔子。倘若對這樣的孔子及其思想不加以批判和揚棄，新的現代民主自由的制度與文化就不會在古老的華夏土地上牢固地建立起來。故而魯迅又一針見血地指出：“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誠若前述，這完全是事實。恰如王得后進一步提示的，在回答問政的齊景公時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這套“君臣父子”的理念是家長制的統治手段，也是古久綿長的華夏特色的專制主義統治的深厚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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