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徐志摩的詩歌的論文

　　徐志摩的代表性詩論都是散文體的文學批評，也都體現出“跑野馬”的風格特征，乘興而發，率性而作，恣意馳騁想象，快意抒發胸臆，大量運用比喻、象征、擬人、夸張等修辭手法，迥異于嚴肅的教科書式批評，也迥異于排斥比喻、想象的純粹理性思辨，與傳統的妙悟式批評與西方的唯美印象主義批評交相輝映，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一道奇觀。

　　徐志摩詩論一

　　以“性靈”為宗的詩歌創作觀

　　徐志摩曾留學英國，受到雪萊、拜倫、華茲華斯和印度田園詩人泰戈爾的影響，但他獲得的不僅是藝術上的滋養，更是他們詩中所蘊含的“性靈深處的妙悟”。徐志摩認為，有性靈才有真詩，寫詩就是性靈的自然流露，而性靈得之自然，需要培養和保全。

　　不過，他并未對“性靈”一詞的具體含義加以說明。《志摩全集》的編者趙家璧指出，“他常用這個詞，意指inspiration”。趙家璧又說徐氏常鼓勵他的學生去參觀美術展覽和聽音樂演奏，因為這兩者“同樣是觸動著性靈而發的”。綜合考察徐志摩在各種語境下使用的“性靈”一詞可以推斷出，他所謂“性靈”，兼有靈感、靈性、性情等義，也可以是靈感與性情的結合。

　　由于徐志摩所謂“性靈”，兼有“性情”之義，因此，他的“性靈”說就可以說是明清“性靈派”詩論的現代延伸。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清代性靈派主將袁枚所謂“性靈”，均以人之情為內核。袁宏道在揄揚“獨標性靈，不拘格套”的詩風的同時，對“情與境會，頃刻千言”的激情寫作格外贊賞。袁枚則更是明詔大號地主張“性情之外本無詩”。徐志摩雖然不曾直接提及明清“性靈派”的詩論，但他的“性靈”說顯然與袁宏道、袁枚的觀點相契合，同時又融入了西方浪漫主義詩學崇尚情感、崇尚創作自由與自我表現的內在精神。

　　徐志摩多次以“野馬”自況，如他說，“我的筆本來是一匹最不受羈勒的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終不容我追隨一多他們在詩的理論方面下過任何細密的功夫”。“野馬”是現實秩序之外的存在，無拘無束，任性馳騁，既不像戰馬一樣供人驅馳，更不愿成為乖順的家畜，由人飼養，任人馭使。這一意象就像徐志摩所喜愛的風和云雀一樣，都是自由的象征。而自由，正是徐志摩“單純信仰”的核心內涵。縱觀他的言論和生平可見，他對自由的追求，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創作的自由，一是靈魂的自由。所謂創作的自由，這是指不受成規與教條的羈絆，盡情地抒發性靈，盡情地表現自我。他明確表示，“要使我們的心靈，不但消極的不受萬物的拘束與壓迫，并且永遠在繼續的自動，趨向創作，活潑無礙的境界”是他的理想。這樣的理想既彰顯了西方浪漫主義所推崇的創作上的絕對自由，也和明清“性靈”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詩學精神相契合。

　　對“教科書式文學批評”的質疑

　　作為一個詩人，徐志摩崇尚的是性靈之歌，作為一個批評家，徐志摩崇尚的是性靈之悟。在他看來，藝術的欣賞和批評應以性靈的感應為前提，不能滿足于以主義和流派來區分、標簽作者，也不能以科學的分析替代整體的感悟。他在《湯麥司哈代的詩》一文中指出：“藝術不是科學，精采不在他的結論，或是證明什么;藝術不是邏輯。在藝術里，題材也許有限，但運用的方法各各的不同;不論表現方法是什么，不問‘主義’是什么，藝術作品成功的秘密就在能夠滿足他那特定形式本體所要求滿足的條件，產生一個整個的完全的，獨一的審美印象。”

　　徐志摩詩論二

　　徐志摩的詩論及其風格特征

　　在徐志摩為數不多的詩論中，篇幅較長也較具代表性的主要是探討19世紀至20世紀初英國詩人與詩作的《湯麥司哈代的詩》(1924)、《拜倫》(1924)、《濟慈的夜鶯歌》(1925年)、《白朗寧夫人的情詩》(1928年)等文章。

　　雖然卞之琳認為徐志摩的詩思、詩藝“幾乎沒有越出過19世紀英國浪漫派雷池一步”，但作為一名批評者和譯者，徐志摩在引介哈代的詩藝與人生哲學方面的建樹，卻不亞于他對英國浪漫派的譯介和評述。除了譯有20余首哈代的詩作之外，他還撰寫了《湯麥司哈代的詩》《湯麥士哈代》等評論文章，以及記錄其拜訪哈代經歷的散文《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

　　其中《湯麥司哈代的詩》一文不僅是中國學界較早系統介紹哈代詩思與詩藝的專文，也是國內哈代研究中的經典之作。這篇詩論共有6節，第一節對東方詩人與西歐作家的創造力、生命力進行比較，熱烈頌揚了西歐“文壇老將”如法國佛朗士、德國霍卜曼、英國蕭伯納等人老當益壯的矍鑠精神和磅礴氣概，痛心疾首地抨擊了東方詩人和東方民族的精神頹唐、心靈貧乏和缺乏活力，表現出浪漫派詩人試圖激發古老民族青春活力的熱情。從結構上來看，這篇萬余字的詩論條理、邏輯較分明，初具西式論文的形態，但從行文風格上來看，更像一篇隨興而作的散文，文中涌動著不可抑勒的激情，閃耀著灼灼逼人的靈光，散布著啟人深思的妙悟、妙喻，展現了一個新文化運動孕育的才子對英國維多利亞傳統反叛者的深邃洞見，堪稱哈代研究的思想指南。

　　除了哈代研究之外，徐志摩對19世紀英國浪漫派和維多利亞時代傳奇詩侶白朗寧夫婦也有一定研究，代表性的成果為《濟慈的夜鶯歌》《拜倫》《白朗寧夫人的情詩》。與以上3篇詩論相比，發表于1924年的《拜倫》一文，更為別出心裁。這是一篇夢話拜倫的奇文，采用了現代派小說的白日夢形式，率性縱情，隨心所欲，完全無視正統的批評章法，突出體現了性靈化詩論的不羈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