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書法

柳暗花明又一村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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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法與漢字及漢字書寫的關系

　　中國書法是漢字書寫的藝術。但書法并不等于漢字的書寫，換句話說，漢字書寫達到或符合了某種特定的要求才是書法。在書法與漢字之間起聯(lián)通作用的是書寫，書寫是人的行為，人創(chuàng)造了漢字，創(chuàng)造了書法。然書法不等于漢字，漢字由書寫發(fā)展為書法，這是一個奇跡。因為各民族均有文字的書寫，而極少像中國人這般創(chuàng)造了書法。

　　前文所引的沈鵬、劉曉純兩位先生的文章中已有涉及，如沈鵬先生講傳統(tǒng)與“一畫”，是從筆法(“一畫，)傳統(tǒng)上為書法定性，可以說是強調(diào)了書法的“法”的一面，對于書法與漢字書寫的關系則因為不是文章的重點而著墨不多。劉曉純先生一文中專辟了一個章節(jié)講“書寫與書法”，列出了書寫得以升格為書法的前提(外在)條件及內(nèi)在條件，并由此進一步論證了“文意”與“書意”兩者的比重關系以及對構成書法的影響。但劉文意在“書意”，更在“書象”，所以對干漢字書寫與書法的關系及異同的論述給人意猶未盡的感覺。筆者平素對這一問題也有思考，并于1998年撰寫了《依附與再生—中國書法史論研究斷想》一文，從探究中國書法的性質(zhì)入手，論述了中國書法在“非紙時期”(“依附時期”)對漢字的依附，以及進入“紙時期”從漢字書寫剝離后的“再生”。關于依附，筆者認為：中國書法的依附性質(zhì)，不僅表現(xiàn)為‘依附時期”對各種“寄生’材料的依附。其最根本的依附物是漢字。這也是魏晉南北朝以前的中國書法只能依附于種種“非紙”材料的根源所在。在魏晉南北朝之前，因為紙未發(fā)明，中國文字只能借各種可以利用的材料傳承保留，信今傳后。書法也得以同傳于世。阮元《北碑南帖論》開首便說：“古石刻記帝王功德，或為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日‘金石刻明白’是也”。此語足可證之。

　　中國書法“依附”與“再生”這兩個性質(zhì)讓我們看到書法與漢字的不同以及與漢字書寫的剝離，而漢字對書法的前提規(guī)定又讓書法與漢字書寫始終處在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中，這造成了人們認識書法及漢字書寫時的概念模糊。筆者上文中提及的“法度”和“意韻”可以看作是對沈文“一畫”的呼應，這可說是強調(diào)了書法之所以不同于漢字書寫的一面，而劉文中以“書意”對“文意”的壓制推導出“書象”，可以看出作者對“法”的忽略的同時將漢字書寫等同于書法，而誤以“書象”取代了“書法”，這就表現(xiàn)出在區(qū)分書法及漢字書寫時概念的模糊，這種模糊的認識對后來的“現(xiàn)代書法”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