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歷史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

高三歷史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

　　遵義會議時我國近代歷史革命的一次重要會議，在革命中具有重要意義，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遵義會議的意義，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遵義會議的意義

　　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博古“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

　　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問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這次會議初步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的歷史背景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后，在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得到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在這種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迫使紅軍放棄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

　　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并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致使敵人有充分的時間調集兵力，對紅軍實行圍追堵截，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為了擺脫尾追和堵擊的敵軍，毛澤東同志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企圖，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

　　遵義會議參會人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

　　秦邦憲(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學蘇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學德國進修社會學和哲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

　　陳云(1905年—1995年)學徒工出身，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張聞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院畢業，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屆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1898年—1976年)曾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發(1906年—1946年)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劉少奇(1898年—1969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長征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黎平會議后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員

　　劉伯承(1892年—1986年)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紅一軍團軍團長。

　　聶榮臻(1899年—1992年)紅一軍團政治委員。

　　彭德懷(1898年—1974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

　　楊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紅五軍團政治委員。

　　遵義會議歷史過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

　　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

　　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并由常委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當時應無常委之說)，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后，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遵義會議的會議內容

　　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后來在長征途中的扎西會議上通過。

　　陳云手稿記載的遵義會議作出的四條決定：

　　(1)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3)常委中再進行分工;

　　(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5)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