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歷史：南北朝時期歷史主流

　　大家都知道有南北朝這么一個歷史時期，那么南北朝又有怎樣的歷史故事呢?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南北朝時期歷史主流是在北還是在南，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南北朝時期歷史主流是在北還是在南

　　陳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題，關注的是南北分裂結束之后唐代的歷史走向，前提則是南北朝的政治統一不等于南北歷史發展的完全銜接。這一命題關系到南北朝時期歷史發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歷史發展的相互影響及其對隋唐歷史的影響等重大問題。

　　本文節選自牟發松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的論文《從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傾向再論》，其在文中針對南北朝時期歷史主流是在北還是在南的問題對前期學者的各種研究成果進行了一番梳理。

　　唐長孺先生《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以“南朝化”概括唐代諸變化的特征，是該書的重要創獲之一。該命題雖由陳寅恪先生最早提出，但陳先生同時還提出了“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南朝化”也僅僅是就江南折租布而言。唐先生則將“南朝化”視為唐代歷史演進中一種帶有普遍性的傾向，并通過謹嚴綿密的實證加以系統論述，遂成一家之言。

　　隋唐前承北朝政權系統，其制度文化之前承北朝固不待言，故《三論》甫行，不少中外同行即對“南朝化”說提出異議。后來南朝化問題引起更多學者的注意，還在網上引發討論，陸續有相關成果問世。這些討論，牽涉到南北朝隋唐歷史發展的許多重大關節，其中最關鍵的，是東晉南朝、十六國北朝時期歷史發展的主流所在。

　　《三論》認為東晉南朝代表著三國西晉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正常道路，十六國北朝則“走著一條特殊的道路”，是一段插入的“并非必然的過程”，南北朝歷史的顯著差異，“是在一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它必將隨著這些特殊歷史條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變化正是隨著這些特殊歷史條件的消失而產生的”，“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看”，唐代的變化不過是對東晉南朝的繼承或銜接，即南朝化。

　　田余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后論”指出：“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這一論斷，是田先生“放眼南北、后顧前贍”，即鳥瞰4—6世紀南北中國的全部歷史運動，并覘望“沙石澄清、塵埃落定的隋唐時期”而得。此書初版于1989年，當時《三論》尚未問世。“后論”中田先生還談到另一條“主流”：“從宏觀考察東晉南朝近三百年總的政治體制，主流是皇權政治”，東晉門閥政治不過是皇權政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變態，是“政治體制演變的回流”，它“既從皇權政治而來”，又依一定的條件向皇權政治轉化、回歸，“經過南朝百余年的發展，終于與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淵源”。田先生所謂4—6世紀全部歷史運動總體的“主流”，當然不等于政治體制演變之“主流”，但后者應為前者題中最為重要之義。如田先生所說，“如果沒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非但東晉門閥政治，甚至江左政權都“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歷史理由”，這一段偏離的回流及重新回歸主流的歷史也就無緣發生。那么，無論是從江左門閥政治形成及其向皇權政治轉化的必備條件來看，還是從4—6世紀“政治體制演變回流”最終匯合、回歸到“主流”的趨動者、主導者特別是最后承擔者、完成者來看，這一段歷史運動的“主流”都是在北而不在南。

　　值得注意的是，與唐先生一樣，田先生也認為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發展逸出了常軌，脫軌的主要原因在于五胡民族的內遷。但田先生著眼的是此間皇權政治的變態及回歸，就回歸皇權政治、恢復全國統一的歷史運動而言，北方的作用更為重要、顯著，固為主流所在。唐先生則從漢唐間歷史發展的趨勢著眼，認為東晉南朝代表了這一趨勢，十六國北朝則逸出了舊軌。隋唐帝國建立，政治上南北歸于一統，卻并不意味著南北歷史發展的合流和對接，還有待于唐代中葉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才完成這一歷史銜接。

　　兩位先生的意見由于針對的問題不盡相同，因而其結論也不是完全可比，更不是完全對立的，但他們對于南方和北方在4—6世紀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或者說是由南方還是由北方代表歷史發展的主流，顯然有不同的估計。

　　近年來，閻步克先生在田先生基礎上，進一步論證指出：“在南北朝后期，北朝顯示了蓬勃活力，北朝最終得以統一南方”;“北朝的強盛來自體制的力量，而體制的進步活力，則可以最終歸結為北方的獨特歷史道路”。換言之，“北方少數族的部族制度與華夏制度的劇烈碰撞，最終在北方地區激發出了新的變遷動力與演進契機，交替的‘胡化’和‘漢化’孕育出了強勁的官僚制化運動，它扭轉了魏晉以來的帝國頹勢，并構成了走出門閥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國的歷史出口”。閻先生將北朝的強盛歸結為體制的力量，又將體制的進步活力“最終歸結于北方的獨特歷史道路”，正是循此蹊徑，北朝才成為走出“門閥士族政治”、步入“重振的隋唐大帝國”的“歷史出口”。對比上述田先生的意見，閻先生似乎更加凸顯了北方的歷史主流地位。

　　閻先生所謂北朝體制的進步活力，主要指北朝“強勁的官僚制化運動”，包括選舉、職官、考課、監察、法制、戶籍、學校等制度的建立及其有效運作，也包括均田制、三長制等重大改革的推行及完成。錢穆先生曾在多種論著中談到“北朝勝于南朝”：“(北朝)到底很快便建立起一個統一政府來。而且這一個政府，又不久便創設了許多極合傳統理想的新制度，……將來全都為隋唐政府所效法與承襲”;“隋唐復興，大體即建基于均田、府兵的兩個柱石上”。這些也是學者們在回答為什么是北朝統一南朝而不是相反的問題時，照例要提到的。重視十六國北朝的論著，還可以舉出新譯成中文的谷川道雄先生所著《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不過正如網友將無同先生所說：“自錢穆以來重視北朝歷史的認識有相當的合理性，但是這對南朝化的觀點并不構成威脅。……(唐先生)從來也沒有說北朝歷史不重要。”一如上述田、錢、閻、谷川諸先生從來也沒有說南朝不重要一樣。

　　唐先生將南北朝的差異歸之于南北特定的地域性因素和社會歷史因素，他關注的不是南北朝之間孰強孰弱，而是那些經過長期演化形成的南北各異的自然地理和社會歷史條件，如何影響了南北不同的歷史走向。他更加關心的，則是走出南北分裂的“歷史出口”之后唐代的歷史走向。

　　各學者研究結果表明，南、北朝孰為歷史主流，與唐代的南朝化問題密切相關。與之相聯系的還有南北朝歷史發展的相互影響問題，南北朝歷史對隋唐歷史的影響問題，以及怎樣看待唐代南朝化傾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