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月子的歷史相關資料
當“坐月子”習俗的死忠粉拿出概率論這塊擋箭牌，我們該如何應對?只有回到這種觀念的源頭，從根源上破除了這個“萬一”，才能真正打破舊俗，吹拂新風。下面給大家分享一些關于坐月子的歷史相關資料，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坐月子的歷史
關于坐月子最早的文字記載，見于2000多年前的儒家經典《禮記》，《禮記》第12篇《內則》的內容是家庭內部父子、男女所應遵行的規則。《禮記》 目前的版本是在西漢年間整理完成，但能在很多側面反映先秦的婦女生活和地位。其中這樣寫道：“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 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大意是妻子將要生產，到了臨產的月份，就要搬到側室待產，在這期間，丈夫要派人一天兩次去問候。到 了臨產的時刻，丈夫要親自前去問候;這時候妻子不敢露面，就派貼身女仆穿戴整齊回答丈夫;孩子生下以后，丈夫還要一天兩次地派人去問候。從描述的細節、反 映出的派頭可見，這里產婦主要指的是先秦的貴族婦女。
《禮記》是文獻上的記載，如果從文化人類學視野考察，類似“產翁制”的存在，說明廣義上的坐月子習俗可能淵源于更早的時代。
所謂“產翁制”，就是男子在妻子生產期間，模擬妻子“分娩”，或在妻子分娩以后裝扮成產婦臥床抱子，代替妻子“坐月子”，而真正的產婦則照例外出干 活，并為臥床“坐月子”的丈夫準備飲食。在這里，模擬妻子“分娩”、代替妻子“坐月子”的產婦之夫便稱之為“產翁”或“產公”。“產翁制”作為一種原始社 會的遺俗，在人類歷史上并不是一種個別或偶然的現象，它曾在許多民族中普遍而長期地存在過，在我國，壯族、傣族、仡佬族、藏族等都曾保留著這種古老的習 俗。產翁制是對產婦坐月子的模擬，從這個角度，廣義的“坐月子”可以說在原始社會就已經產生了。
到了后世，在中原人眼光中，南方少數民族的“產翁制”已經是帶有異族風情的奇聞逸事。成書于唐代，作者為尉遲樞(生卒年不詳)的筆記《南楚新聞》 (本書已佚，轉引自《太平廣記》)中記載：“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床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 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曰，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餉婿，婿擁衾抱雛，坐于寢榻，稱為產翁。其顛倒有如此。”這里“越”族就是現在廣西地區壯族的先 民，大意是說：根據越族的習俗，妻子生了孩子，三天后便到溪流河川里洗澡，洗完后返回，就給丈夫做稀粥喝。而這時丈夫卻擁著被子，抱著嬰兒，坐在床上，稱 為“產翁”。從這個記錄中間接可以推論出，當時的中原人擁著被子、抱著嬰兒、坐在床上并且不洗澡的應該是真正的產婦，所以才會認為少數民族這一風俗“其顛 倒有如此”。這么看來，坐月子已經是唐代普遍的習俗。
也有人認為坐月子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廖育群《醫者意也》)，由本文前述可知，最早追溯到宋代未盡合理，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宋代是這一傳統的定型 期或無疑問。無論是著名的竹林寺婦科傳承還是其他許多婦科中醫典籍，宋代都是一個相對集大成的時期，而坐月子習俗當中隱含的與懷孕、分娩有關的危險、不潔 等觀念和理學的興盛也有草灰伏線的隱秘關聯。
宋代以后，隨著中醫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逐步演化出今天廣為人知的“坐月子”習俗與“月子禁忌”。直至今日，我國許多婦產科醫生在某種程度上仍對“坐 月子”保持了適度的妥協，他們一般主張“要消除不科學'坐月子’習俗對產婦健康的影響，實施科學'坐月子’”，而不是主張完全不坐月子。”
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說到底，中國的“坐月子”習俗并非完全基于醫學和護理學，而是所謂的“封建傳統禮教”(此處無貶義)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本質上是中國古代婦女產后紓解生殖焦慮、融入夫方家族的重要“文化儀式”。社 會學研究認為，“坐月子”在中國傳統家庭中發揮了調解家庭關系的作用，照顧月子者無論是產婦的婆婆還是其他長輩女性親屬，在這個過程中她們的產后護理知識 和指導意見對產婦產生一定的權威性，這種權威性既建立在對傳統醫學知識的信賴上，也建立在產婦對相關女性長輩的身份信賴和維護姻親關系重要性的認同上。
在古代，分娩是產婦異常辛苦的一件大事，并且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同時更具有維系“香火”、保障家族世代傳承的重要意義。產婦通過分娩，實現從人妻到 人母、從“外人”到家人的角色轉換，坐月子作為一種文化儀式把產婦在一定時間段內提高到家庭內部“至高無上”“重點保護”的地位。通常情況下，在這個時間 里，全家人甘愿為她付出、圍著她轉，產婦還可借此機會頤指氣使、發泄各種不滿、化解產前產后郁積的負面情緒——在男尊女卑的中國古代社會這幾乎是婦女一生 唯一可以牛氣沖天一把的時間段。此外，古今很多生活環境和生活條件不同，不少“坐月子”的禁忌對于古人的確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總之，當今的我們，在破除不科學月子禁忌、排除其中隱含對女性禁錮的一面的同時，不能超越歷史階段把“坐月子”一味看成前人不可理喻的陋俗。事實 上，這個傳統在某種意義上具備了單純醫療行為不具有的文化功能，它為產婦營造了一個相對有利的親情和倫理氛圍。在具有科學上不合理一面的同時，也有鞏固和 適應中國特殊環境下家庭倫理關系和社會禮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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