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感動中國彭士祿感人事跡心得體會
為了祖國的核事業，彭士祿隱姓埋名工作了數十年。他從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從未向組織提出任何個人要求，始終以國家的利益為先。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2022感動中國彭士祿感人事跡心得體會5篇，以供大家參考!
感動中國彭士祿感人事跡心得體會(一)
彭士祿院士一生為國家潛艇核動力和核電發展做出重要貢獻，被譽為“中國核動力事業的墾荒牛”。在中核集團公司的統一組織下，核動力院副院長劉承敏前期指導黨委宣傳部和科技處共同完成了宣講材料的準備和宣講團的籌備。本次宣講由黨委宣傳部領導帶隊，來自四所和二所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潘東、許愛威作為主講人參加了此次宣講，將彭士祿院士的坎坷經歷和巨大貢獻生動地顯示給觀眾們，一個又一個感人的故事讓現場許多觀眾眼中都泛起淚光。
此次宣講會是何梁何利基金會擬為彭士祿和黃旭華院士舉辦的四場宣講會中的首場，后期還會在上海、廣州、澳門等城市舉行。宣講會的受眾范圍廣、社會媒體多、傳播力度大，對宣傳科技強國理念、弘揚和發展核工業精神都具有重要意義。正如結尾所說，新時代核工業人將“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核動力領域攻堅克難。不負芳華，勇攀高峰，在核電市場奏響華龍新篇章!”
感動中國彭士祿感人事跡心得體會(二)
20__年1月15日，中國核工業創建,周年之際，彭士祿生前最后一次出現在鏡頭前，心中念念不忘的還是國家的核事業。
彭士祿的一生，始終熱愛黨，熱愛祖國。他3歲母親犧牲，4歲父親彭湃英勇就義，1951年留學蘇聯，學成歸國就投入到我國第一艘核潛艇的研究論證中。
為了研制新中國的第一艘核潛艇，彭士祿他們從零起步，他重行動、不空談，埋頭苦干，開拓進取，使得中國第一艘核潛艇上馬兩年后開工，開工三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1974年8月1日，正式列入海軍戰斗序列，創造了世界核潛艇史上罕見的速度。此后，彭士祿又做起了我國核電發展的拓荒牛，先后組織引進第一座百萬千瓦級核電站、指揮自主設計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核電站，成功讓我國實現了核電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為了祖國的核事業，彭士祿隱姓埋名工作了數十年。49歲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晚年基本失去了胃功能，只能靠一根鼻飼管提供營養。但他從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從未向組織提出任何個人要求，始終以國家的利益為先。20__年3月22日，彭士祿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感動中國彭士祿感人事跡心得體會(三)
2021年3月22日，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士祿走完了96歲的人生。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追授彭士祿“時代楷模”稱號，向全社會宣傳發布彭士祿同志的先進事跡。1925年11月，彭士祿出生于廣東海豐，是我黨的早期領導人、我國農民運動的先驅彭湃烈士之子。他3歲時，母親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義。次年，彭湃被捕就義，年僅4歲的彭士祿成了孤兒，也成了敵人的“眼中釘”、懸賞搜捕的“通緝犯”。為了躲避追捕，彭士祿過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的生活，先后有了20多位“爸媽”。在黨組織多名革命者用鮮血和生命的護衛下，他先后輾轉香港、澳門和延安學習生活，在黨的培養下成長成才，也更加堅定了他的報國之情。彭士祿在莫斯科留學時的照片
抗戰勝利后，彭士祿以優異成績被選派前往蘇聯學習化工專業。1956年，陳賡大將訪問蘇聯時，秘密詢問即將結束留學的彭士祿，愿不愿意改行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他只道：“只要祖國需要，當然愿意!”
1962年2月，彭士祿被任命主持核潛艇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開始隱姓埋名投身核潛艇研制事業，并擔任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無圖紙資料、無權威專家、無外來援助，所有人都沒見過核潛艇長什么樣;僅有的參考資料，是從報紙上翻拍的兩張模糊不清的外國核潛艇照片和一個從外國帶回的核潛艇模型玩具。
從1967年夏天開始，彭士祿來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處代號為“909”的基地，指揮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建設工作。
在克服了種種技術難題后，1970年12月26日，我國第一艘核潛艇成功下水，4.6萬個零部件全部實現自主研制，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1983年，彭士祿聽從組織調動，轉入核電站建設領域，被任命為大亞灣核電站籌建總指揮。年近花甲之年，他再一次踏上了共和國核電事業的拓荒之路。那一年，我國外匯儲備僅有1.67億美元，而大亞灣核電站總投資需要40億美元。既沒有足夠的建設資金，人才技術也尚處空白，在這種情況下要建成中國第一座百萬千瓦級的商用核電站談何容易?面對這一場代表國家的“商業博弈”，彭士祿奔波各地籌集資金，參加一輪輪商業談判，他的各項開創性工作，為大亞灣核電站快速開展建設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87年，大亞灣核電站順利開工，然而為了這一刻操勞了兩年的彭士祿卻已馬不停蹄地趕往下一個任務。當時，他已經被國家委任為秦山二期核電站董事長，負責建設中國第一座自行設計、建造的商用核電站。彭士祿有個著名綽號叫“彭拍板”。他常說：“對了，功勞算你的;錯了，責任算我的。”
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彭士祿像一頭拓荒牛一樣，從引進消化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到自主研發核心技術，打贏了一場又一場核電領域的攻堅戰，引領我國核電發展走上了快車道。彭士祿在工作
一造核潛艇，二建核電站!一輩子干了兩件大事的彭士祿，在他看來，中國的核動力事業發展到今天，絕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功勞，而他自己“頂多算其中的一顆螺絲釘”。
2015年10月，中國青年出版社推出《彭士祿傳》，作為“百年追夢：共和國科學拓荒者傳記系列”之一。2020年11月，在彭士祿離開這個世界前的最后一個生日，他心里念念不忘的，依舊是那句最初的誓言：“只要祖國需要，我愿意貢獻一切!”
感動中國彭士祿感人事跡心得體會(四)
雖為英烈之后，但彭士祿一直很低調，“我從沒背過這個包袱，更不會以此自居。我只是一個普通黨員”。
工作中，彭士祿既嚴謹細致，又“敢于拍板”。有人問他：“為什么敢拍板?”他回答：“其實有個秘訣，一定要用數據說話。”牢牢掌握實驗數據，是他大膽決策的科學依據。他曾這樣要求自己：“凡工程技術大事必須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數，一點兒也不能馬虎。但人總不完美，對事物總有幾分模糊。這時就要不恥下問、調查研究、收集信息，通過試驗等來搞清楚。”
在公事上，彭士祿一點都不馬虎。在私事上，他也一點都不計較。他夫人患風濕性心臟病，但為支持他的事業，也來到常年潮濕的山溝里為模式堆的啟動運行而奮斗。
彭士祿這樣看“明白”與“糊涂”的關系：“做一個明白人談何容易?他要有超前意識，對問題有新思路、新見解;對工程技術能親自計算主要技術經濟數據;對工程進度能說出某年某月應辦哪幾件關鍵事;對技術攻關能親自掛帥出征，出主意，給點子……但當一個糊涂人則更難，難得糊涂。凡對私事，諸如名利、晉升、提級、受獎等，越糊涂越好。”
彭士祿的病房中，始終掛著一頂海軍軍帽，帽子上繡著中國的核潛艇。彌留之際，他已無法進食，只能靠輸液維持生命，卻仍然關心著我國核動力事業的發展。彭士祿曾在自述中這樣寫道：“我雖姓‘彭’，但心中永遠屬姓‘百家姓’。如活著能熱愛祖國、忠于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
彭士祿曾說，自己一輩子干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這兩件事，無不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核潛艇是大國重器，于無聲處壯國威;核電則是戰略性高科技產業，事關國計民生。彭士祿用自己堅挺的脊梁，賦予國家自立、民族自強無窮的力量。
感動中國彭士祿感人事跡心得體會(五)
因為研究人員學術背景不同，大家經常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意見不一致，甚至經常發生激烈的爭論。出現這種情況，彭士祿就對他們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為此，彭士祿也被人稱為“彭大膽”“彭拍板”。
不過，他的“大膽”，并非有勇無謀，“拍板”也并非胸中無數。因為他手里有“幾張牌”：一、七分牌。凡是有七分把握的，就能當場拍板;當場不能拍板的，回去后立即研究，很快拍板，決不拖拖拉拉。二、數據牌。對核潛艇、核電站的每個系統、每個部件都了如指掌，重要數據都親自計算一遍，做到心中有數。三、簡單牌。凡事越簡單越好，做事要做減法，把復雜的工程問題和經濟問題做最簡單的求解。四、團隊牌。依靠團隊的力量、集體的智慧來解決問題、完成任務。
比如，針對反應堆的工作壓力，彭士祿斷定，蘇聯列寧號核動力破冰船的報道資料200個大氣壓的數據是錯誤的，不能作為參照。對此，很多人提出疑問。然而，最終的試驗，證實了彭士祿的推算是正確的。“如果采用200個大氣壓，估計陸上模式堆現在也搞不出來。”著名核動力專家周永茂曾回憶。
1970年7月，核潛艇反應堆試驗進入最后階段，要沖刺滿功率。然而，每提高一檔功率，出現的險情也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力排眾議，繼續提升功率。8月30日，他決定實現主機“滿功率”。
這一天，實驗現場圍滿了人，負責數據運算的黃士鑒并不知道彭士祿滿功率的計劃，下午六點多鐘，黃士鑒發現，竟然滿功率了!他以為自己算錯了，繼續算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他才確定。當時，大廳內外歡聲一片，中國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終于成功了。而此時，彭士祿一屁股倒在椅子上沉沉地睡了過去。
奇跡還在延續：1970年12月26日，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1974年8月1日，名為“長征一號”的中國第一艘核潛艇正式列入海軍戰斗序列。至此，中國正式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后，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一個個奇跡如愿而至，可彭士祿卻險些付出生命的代價。在核潛艇制造廠進行最后一次調試時，彭士祿胃部劇痛，汗濕全身，醫生診斷為急性胃穿孔，海軍派直升機接來海軍總醫院的外科主任現場開刀，在手術刀切開他的胃的那一刻，主刀醫生差點哭了出來：胃上竟然有一個已經穿孔而自愈的疤痕……
“我充其量就是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也許是因為屬‘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勁。不做則已，一做到底。”彭士祿說。
核潛艇建造成功之后，跟核動力打了一輩子交道的彭士祿，又領受了新的任務：建造核電廠。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彭士祿就曾提交過秦山核電站的設計方案。改革開放后，中國啟動廣東大亞灣核電站項目，彭士祿被任命為籌建總指揮，后成為大亞灣核電站首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再后又擔任秦山核電站二期董事長。
在出任秦山二期核電站董事長時，他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會制度，還首次把招投標制引入核電工程建設。
在榮譽面前，彭士祿從不計較得失，也從不提個人要求。
1978年，當得知自己被授予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時，他正在工地上忙碌，根本不知自己是獲獎者。彭士祿驚訝地說：“我也可以得獎?”因為他總認為，中國核潛艇研制成功絕不是一兩個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什么時候調級，什么時候評職稱，什么時候漲工資，彭士祿一概不知，也不打聽。評院士也是單位申請的。別人的房子是越調越大，而他卻從七間的將軍樓搬到四室一廳的單元房里，把大房子讓給別人。
彭士祿擔任過不少單位的顧問，從不拿報酬。他總說：“國家給我的太多了。只要對國家民族有利，比拿點小錢更有價值。”
國內外很多人稱贊他是“中國核潛艇之父”“中國核電站創建人”，對此，彭士祿堅決反對。“我不過是與同事合作，為中國的核事業做了該做的事。我這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我不是什么‘之父’，只是核動力領域的一頭拓荒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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