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經濟新常態的原因是什么
中國經濟新常態是近年來的一大熱點，那么為什么會出現經濟新常態呢？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出現經濟新常態的原因，一起來看看。
出現經濟新常態的原因
中國經濟正從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國家向中高收入國家邁進、同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轉折時期，舊常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舊常態的高增長，是不平衡式的增長，是以GDP為中心、以投資為主導、對技術進步重視不足的粗放式增長。所謂以投資為主導，實則是通過人為政策刺激而實現的增長，因而，在舊常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違背經濟規律和資源環境約束的、不可持續的增長，也就不足為怪了。舊常態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必然促使經濟轉向新的增長模式并且實現與之對應的新常態。
在舊常態日漸暴露其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矛盾之時，中國的潛在增長率開始出現了下降。一般而言，決定潛在增長率的因素主要有技術與生產率、資本增長率和人口結構與勞動供給。中國潛在增長率下降，首先是因為中國人口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逐年減慢，并于2010年達到峰值，此后開始絕對減少。相反，人口撫養比則由下降轉為提高。
而人口結構的變化，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國民儲蓄率將趨于下降，使得依靠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難以獲得有效的資本供給。與此同時，技術進步又是非常緩慢的過程;在投資率本已處于畸高水平、且資本存量已大幅增長的背景下，資本增長率趨于下降是必然結果。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換擋新常態是經濟發展變化所必然導致的供給面變化的結果，當然，也是政府政策取向變化使總需求主動適應潛在增長率的變化，進而使政策驅動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下降的結果。從歷史經驗進一步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率只要能夠保持在7%-8%之間，就是在其自身潛在供給能力上實現的增長。在這種狀態下，既不會有嚴重的就業壓力，也不會有難以承受的通脹。
出現經濟新常態的好處
一是去投資依賴。中國經濟增長一半靠投資一半靠消費，現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因為投資下降，投資下降是這些年努力要達成的結果，之后逐漸讓消費成為經濟的主導。
二是去水分。對于我國這種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中是否存在水分，關鍵要看投資能否形成有效供應。如果投資變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與這部分投資對應的增長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資固然形成了現實生產能力，但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并進而迫使業已形成的生產能力長期閑置，與這樣的過剩生產能力相對應的產值，同樣構成經濟增長的水分。近年來，我國產能過剩形勢日趨嚴峻，傳統產業的產能大面積過剩已是痼疾，新興產業產能過剩的增長勢頭也令人擔憂。
三是經濟轉型。中國經濟增長是靠政府主導。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就要把握和應用這個規律。
四是社會公平和包容。最近幾十年，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但是國內貧富差距在拉大，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在上述一系列情況下，一系列的經濟指標，包括儲蓄、投資、物價、就業、財政收支、財政赤字、國際收支、人民幣匯率、貨幣供應、利率等等都會是新的狀態。此外，新常態還將有新的體制機制，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四中全會已經對這種新的體制機制做了完整描繪，現在正在逐步落實。新常態還意味著新的政策框架。可以看到，最近兩年的宏觀調控政策跟過去相比是不同的。
經濟新常態的知識
治理“新常態”的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應該轉換
鑒于目前中國經濟增速回落的主導型因素是結構性的，凱恩斯主義的逆周期調控理論就不能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理論基礎，需求導向的強刺激就不能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合理選擇。因此，結構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為必然的選擇，一方面通過改革來重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強化總供給、總需求對于價格機制反應的靈敏度，另一方面通過化解深層次結構問題，創造新階段的增長源。
宏觀經濟調控要強調定力，還要強調底線管理
目前中國不僅處于“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的疊加期，同時也處于房地產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貨周期以及固定投資周期的疊加期。這決定了我們依然面臨著不少周期性問題。
但是，如何區分結構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卻是大難題。在一個實際與潛在增速都存在易變性的時期，最好的辦法就是底線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就業的底線和通脹底線，另一方面還要守住風險底線。守住這些底線，在很大程度上就守住了宏觀經濟潛在水平的大致區間和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所以，宏觀調控一方面需要強調在面對趨勢性回落過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啟動強刺激政策，另一方面還要強調“底線管理、區間調控”。
要不斷探索新的宏觀調控工具
這主要體現在5個方面：
一是將“微調”與“預調”常態化，在“新常態”框架中合意的增長速度是不斷變化的，因此需要不斷進行探索。
二是打破“調控”與“被調控”的兩分法，將改革與調整貫徹到底。當前，結構性問題不僅出現在宏觀經濟運行體系之中，也出現在調控主體之中。因此，傳統的改革者與調控者都是被改革與調整的對象。
三是重視結構性問題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國際金融危機讓我們認識到傳統宏觀經濟政策不能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在中國目前杠桿率過高、金融風險持續攀升的環境中，必須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作為宏觀調控的第三只手。
四是在區間調控中更注重定向調控，瞄準突出問題確定“靶點”，在精準、及時、適度上下功夫。應該強化“定向寬松”與“定向收緊”相組合的結構政策，如貨幣政策在保持總量穩健的基礎上，對“三農”和小微企業進行定向寬松，對房地產、產能過剩行業進行定向緊縮。
五是突破傳統分類治理的教條，強化綜合治理的導向。在“新常態”中，社會、經濟、宏觀、微觀的運行體系都面臨重大調整，都將出現強烈的外部性，因此單一領域的工具難以達到預期目標，全面改革與調整需要各領域的多種工具相互配合進行綜合治理。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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