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歡案件的審判員個人資料
于歡案件的審判員個人資料
蘇銀霞于歡后續怎么樣了?現在是怎么回事?山東聊城蘇銀霞于歡案情進展如何? 小編整理了于歡案件的審判員，歡迎閱讀!
辱母殺人案法官是誰_于歡案件的審判員個人資料_蘇銀霞于歡案件判決書
昌明君：辱母殺人案 網民錯了還是法官錯了
原標題：【昌明評論】特么到底是網民錯了還是法官錯了? ——“辱母殺人案”引發的思考
[編者按]連夜寫出這篇兩千多字的文章，源于對網上一些意氣用事的評論過的撥亂反正，不愿意看到網絡的戾氣在各處傳播，看看不同角度的對山東辱母殺人案的解讀，消消氣吧!
一天沒有開網絡，網上山東聊城的“辱母殺人”案已經被刷屏，引發法律界人士的巨大爭議，甚至遠遠超出了法律圈，判決被認為背離了人性，成為全民抨擊的對象。
網上的各種評論文章連題目都不忍卒讀，《不能以法律的名義逼公民做窩囊廢》《冷血的法律羞怒人民》《沒有人倫精神的判決挨罵不冤》《刺死辱母者殺人無罪!!!》《這個判決是把雞雞蹭到了人民臉上》(昌明君在此鄭重提醒你們，幸虧你們身在中國，如果在美國，僅這些個題目你就已經構成“藐視法庭罪”了)。感覺一夜回到了法律不彰，需要人人拿起武器自力救濟的蠻荒時代。
對此，昌明君很不以為然，認為以這一份判決煽動大家懟判決，懟警察，把代入自己于歡，發泄對法律公器的不滿，很不理智和冷靜，如果人人自力救濟，那么最后受傷的將是整個社會的秩序和文明。
今天，昌明君要從另一個角度說說法官的判決怎么就成為這個樣子的，給公眾的火上澆點理智的清水。
關注法治新聞的讀者都知道，近年來，法律和社會評價相去甚遠的案件遠不止這一件，著名的如廣州許霆案、天津大媽擺攤射擊獲刑案等等。所有這些案件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法官視角下的判決與民眾認為的公平正義相去甚遠。那么，案件的判決為什么會引起法律內外人士的巨大爭議，為什么法官自認為公正的判決，在公眾面前卻被認為是背離了最基本的人性和道德的糊涂案?這里的邏輯和解決方法又在哪里?
一、法律與個案之間的齟齬
這些案件多多少少與法律本身的不足有關，最典型的就是大媽擺射擊攤獲刑，天津大媽在街上擺個地攤，吸引幾個小屁孩打打氣球娛樂一下，能有多大的社會危害性?偏偏我們制定了槍支判斷標準：公安部2010年出臺的規定將16焦耳/平方厘米降低為1.8焦耳/平方厘米。按照規定，對不能發射制式彈藥的非制式槍支，當所發射彈丸的槍口比動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時，一律認定為槍支。而在該標準下被劃為“槍支”之列的該案槍形物，“打到身上只是個紅點，不會傷皮膚，威力遠小于彈弓。”立法背離了民眾認可的范圍，法律的適用當然也容易偏離民眾認可的公正。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量刑只有“無期徒刑或死刑”，顯然比較嚴苛。
二、法官機械適用法律
縱觀上述引發極大爭議的案件，大家是否找到一個共同點，法官都沒有枉法裁判，不僅沒有枉法，而是嚴格適用了法律，甚至可以認為，法官在法定范圍內已經充分考慮的酌定情節，予以最大限度的從輕。
在法律的標準下，天津大媽持有了槍支，三年半已是從寬處理;許霆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無期徒刑已經法定刑法定的最低刑;本案中，法院認定被害人確實沒有對實施威脅其生命、身體健康的直接侵害，譬如：行兇、傷害行為等，法院認定其“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不一定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就算認定防衛，但是畢竟造成一死三傷的嚴重后果，無期徒刑是檢察院起訴建議量刑的下限。
但是，即便如此，公眾的憤怒和不理解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或者說法官雖然“嚴格”適用了法律，他們的上述三份判決并不錯。但是，他們過于機械地適用了法律，成為法律的木偶，而不是具有自主權的法官，因此，他們的判決得不到公眾的認可，這幾份判決，并不值得稱道。
在脫離現實的立法指引下，法官如果不能(不愿意)看到法律與社會、與民眾觀念之間的脫節，仍然機械適用法律，依照立法條文而不是法律的精神和目的進行判決，就很有可能造成法官自認為依法判決，而民眾認為判決脫離生活、沒有人性，許霆案如此，擺攤射擊案如此，辱母殺人案同樣如此。
三、什么是法律的目的?
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我們國家司法的標準。但是這里的法律如果僅僅是法律條文，而沒有法律目的、法律精神，法官的辦案就有可能做出貌似依法判決，但是其實偏離了立法原意的“壞判決”。
什么是立法精神和目的，在刑法第264條中，預設的被告人應該是盜竊銀行金融機構的“江洋大盜”，而不是許霆這樣的暴露于ATM機自動吐錢道德風險下的小毛賊;在非法持有槍支案中，法律規范的顯然是對人民群眾有極大危險，能夠成為犯罪工具的槍支。而在“辱母殺人”案中，把“正當防衛”的范圍能否略微擴大，不一定以即時的人身危險性作為唯一標準?“一個人或其近親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的凌辱時，奮起反抗”是不是也可以作為正當防衛的一部分?
四、法官為什么不追求法律的精神?
然而，追問并沒有結束，法官作為專業的法律人士，難道不知道法律精神和目的，愚鈍至此，難道是印證了我國法官整體素質不行?
當然不是，我相信絕大多數法官比我還清楚這個法律精神，但是在辦案過程中，他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去追求這個精神和目的。
為什么法官不主動追求法律的精神?
這與我國法官的地位、法官的懲戒和保障制度的關系，遠大于與法官素質的關系。由于我國法官地位整體不高，法官懲罰機制嚴密，責任重大(乃至被終身追責)，而法官的履職保障機制尚不健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被壓縮到很小的空間里，法官甚至動輒得咎。法官，特別是一審法官，對于沒有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地方無所適從，他們寧愿嚴格適用，甚至機械地法律。他們絲毫不愿意發揮主觀能動性，逾越法律條文半部，追尋法律的精神，以免在這一過程中被“錯案追究”，甚至不小心踏入“枉法裁判”的泥淖。在這一背景下，法官選擇嚴格，甚至機械適用法律是他們必然的，幾乎唯一趨利避害的選擇!
五、法官如何才能追求法律的精神?
文章至此，其實如何才能喚回追求法律精神的法官和判決這一命題的答案也其義自見：提高法官的履職保障機制，以行為不檢點而不是裁判錯誤作為法官懲戒的唯一標準，提高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實現中國出現有靈性、有人性判決書的康莊大道。當然，其中還要配合法官素質的提升等更為重要的制度構建，已經超出本文的范圍，讀者你以為如何?
成為武松還是林沖：辱母殺人案法官請你給我答案
注：本文來源于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旗下的刑事法律圈(ID:zhxsbhw)微信公眾號。
“辱母殺人案”在網上炒的沸沸揚揚，在這一事件的背后，我更關心的，是弱者還有沒有自救的權利?
面對欺凌，是該忍辱吞聲、靜待警察的救援，還是燃起血性，實現自救?
答案不言自明。被迫殺人的于歡自救成功了，但等待他的，是一審判處的無期徒刑。
而在2011年，在面對更為可怕的侮辱時，“窩囊”的楊武(化名)則做出了另外一種抉擇。
2011年10月23日晚上，深圳寶安區聯防隊員楊喜利等三人手持鋼管、警棍打砸男子楊武家，楊武(化名)妻子王娟阻止楊喜利反遭長達一個小時的毒打和強奸。
期間，楊武由于害怕躲在雜物間不敢做聲，眼睜睜看著妻子遭此橫禍，一個小時后才悄悄報警，并將妻子送醫治療，因為付不起錢只好返回家中。
事后，楊喜利家屬威脅楊武要求其撤訴。
在楊武提供的一個通話錄音中，楊喜利的哥哥大聲斥罵楊武，威脅他“全家可能會死光光”，“他坐幾年牢出來后，不能保證你們全家小孩的生命安全，反正他老婆也跑了，已一無所有，你們看著辦。”
錄音中，楊武顯得卑微懦弱，不斷跟對方說好話，請求他幫忙，不要威脅他的家人。
當南都記者問楊武：老婆被打、被侵犯，也能夠忍讓?沒有想到沖出去救妻子?
楊武回答道：我也想沖出去，但對方拿著鋼管和警棍，他還有兩個同伙，我根本打不過他們，我怕被他們打死。后來我聽到了床搖動的聲音，意識到妻子被強奸了，聲音很大，我距離只有幾米遠。鮮血直沖腦門，這是男人最屈辱的時候，我很想沖出去拿刀將他砍死。
最后，面對妻子和母親的責罵，面對鄰居的嘆息，楊武只能一遍遍回應：“我軟弱、窩囊、沒用，我是世界上最窩囊和最沒用的丈夫，也是最窩囊沒用的父親和兒子。我不能保護家人，沒有臉面活在這世上。”
這不禁讓我想起了林沖。
實際上，豹子頭林沖出場頗為不凡：
“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后兩個白玉圈連珠鬢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系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爪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那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頷虎須，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
”
然而，在面對高衙內調戲自己妻子時，林沖的反應是：
“
林沖趕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當時林沖扳將過來，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林沖道：“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荊婦，時間無禮。林沖本待要痛打那廝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沖不合吃著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
”
然而，即便已經如此逆來順受，委曲求全，林沖仍免不了落了個遭受陷害、發配滄州的下場。
不管到了梁山的林沖如何火并王倫、威風八面，但筆者始終認為，在面對辱妻之仇時，林沖少了點血性，少了點男人的尊嚴。
相比之下，在當年那個長兄如父的時代，在殺兄之仇面前，怒殺潘金蓮、刀砍西門慶的武松，顯然更有英雄氣概，更符合一個普通人的正常認知：
在公力救濟不能指望時，只有靠自己，才能實現正義。
而這一最最樸素的正義理念，作為同為武松老鄉的“辱母殺人案”法官在寫判決時可曾考慮?
鳳凰網特約評論員西坡曾撰文稱，不能以法律名義逼公民做窩囊廢。
我相信，沒有人想做窩囊廢，但辱母殺人案的判決顯然讓我們無從選擇。
選擇成為武松，面臨的是牢獄之災;
如果想做林沖，也就成了現代版的楊武;
或許，辱母殺人案的法官可以給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