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的緣由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后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戈爾巴喬夫
蘇聯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幾十年的革命、建設與發展中，取得了輝煌的成績，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建國建黨的理論，更極大的鼓舞了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信心。但是，蘇聯的實踐畢竟是沒有經驗可循的，在原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出現了問題之后黨和國家并沒有及時的采取措施糾正不當之處，加之蘇聯黨的領導人在重大問題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以及西方“不遺余力”的和平演變，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對這一現象進行深入地研究與反思對于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無疑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具體地說，導致蘇聯解體的原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蘇聯模式的弊端
1、經濟因素。蘇聯高度中央集權的經濟體制形成與30年代，在發展進程中顯示過巨大的優越性，創造過公認的歷史功績，使蘇聯得以成為第二個超級大國。但這種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有很大的缺陷和弊病，不能夠充分發揮地方、企業以及個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缺乏活力與生氣;不能夠及時地進行技術改造，提高經濟效益，使經濟發展始終處于一種粗放經營的狀態;不能夠正確地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的全面發展，消費品生產比例過低，使蘇聯人民的生活始終不能實現由小康向富裕的轉變;不能夠全面地對外開放，吸取世界各國之長為自己所用。這樣，必然使自己由停滯變為落后，陷入經濟困境之中而難以自拔。正是這種體制，使得蘇聯的經濟搞不好，上不去。這是蘇聯機體的深層次的原因。
2、政治因素。蘇聯政治體制存在嚴重弊端，其一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執政黨沒有找到如何管好黨和參與國家管理的途徑。蘇共長期的執政地位加上法制不健全，沒有強有力的監督機制，使黨內民主遭到破壞，黨嚴重脫離群眾;在黨內還難免有各種不良分子，他們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利用自己的職權，干出各種違法亂紀的事情，嚴重地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敗壞黨的聲譽和形象，引起人民的不滿以至痛恨。其二是權力過分集中。權力集中于黨和領導干部手中,破壞了民主集中制，削弱了社會主義民主，壓抑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趨同”，對蘇聯的政治體制進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1](P776)改革，實際上完全采用西方的一套，搞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削弱和取消了蘇共的領導地位和執政權力。
(二)意識形態的錯誤
蘇聯在取得執政地位后的長時期里，在文化問題上走極端。先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神圣化、教條化、封閉化，對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一概排斥;后來又在意識形態領域推行“民主化”、“公開化”、和“多元論”，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并最終在指導思想上完全背離和拋棄了馬克思主義。
在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上，列寧堪稱是這方面的典范。他在《共青團的任務》一文中，號召青年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共產主義，但切忌“死記硬背”，“要用對基本實施的了解來發展和增進每個學習者的思考力，因為不把學到的全部知識融會貫通，共產主義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就會成為一塊空招牌，共產主義者也只會是一些吹牛家” [2](P285)。既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又要聯系實際，擴充知識，融會貫通，這是列寧倡導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然而，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蘇共卻走上了一條文化專制道路，黨內教條主義日益嚴重。在激烈的黨內斗爭中，斯大林在維護列寧和列寧主義過程中，利用其對列寧主義解釋權的特殊地位，泛化、神化列寧主義，致使其嚴重教條化。同時，在斯大林的默許下，蘇聯展開了一場空前的神化斯大林的造神運動。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結合，使斯大林成為黨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1956年蘇共召開20大，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時期個人崇拜的錯誤，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思想解放。但是，赫魯曉夫未能克服黨內嚴重地教條主義習氣，思想仍處于禁錮之中。勃列日涅夫時期也沒有跳出教條主義的框框。
1985年，以“改革家”著稱的戈爾巴喬夫上臺，很快便提出了“公開性”、“民主化”、“多元論”等口號，試圖改變過去封閉僵化、萬馬齊喑的局面。可是，“民主化”沒有成為真正的民主，而成了歪曲和丑化社會主義的自由化;“公開性”則是打著“公開”的幌子，肆無忌憚地對蘇共進行攻擊、詆毀;“多元論”實際上是讓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任意滋長。這樣，蘇共從長期的“左”一下子跳到了右，并嚴重背離的馬克思主義。
(三)民族政策的失誤造成激烈的民族矛盾，加快了蘇聯的解體
蘇共背離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無視蘇聯各民族發展的實際進程，出現一系列民族理論和政策的失誤，嚴重傷害了非俄羅斯族群眾。1936年，斯大林提出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并以此為出發點，認為“民族紛爭的基本組織者，即剝削階級已經消滅”[3](P516)，關系到各民族權利平等、經濟和文化等等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從而盲目地認為蘇聯各民族之間“真正的兄弟合作已經建立起來了”，因而忽視了民族問題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蘇共處理民族矛盾的政策，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的原則，用階級斗爭的方式解決民族矛盾。更為嚴重的是，蘇共違背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的原則，容忍俄羅斯大民族主義長期存在。蘇共的這些錯誤的民族理論和政策，不僅引起各少數民族對共產黨的不滿，而且造成少數民族對俄羅斯民族更大的仇恨和隔閡，人民群眾對蘇共的強烈不滿，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沖突，最終導致一些共和國宣告獨立，蘇聯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