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公司高管年薪：份子錢哪里去了

出租公司高管年薪：份子錢哪里去了

　　導語：出租公司高管年薪百萬，份子錢呢?“每天一睜眼就欠公司好幾百元，工作十幾個小時，其中六七個小時是為公司拼命。”北京的哥李師傅說。這是很多出租車司機對高額份子錢的典型吐槽。

　　“每天一睜眼就欠公司好幾百元，工作十幾個小時，其中六七個小時是為公司拼命。”北京的哥李師傅說。這是很多出租車司機對高額份子錢的典型吐槽。而出租車公司近些年來的年均利潤率穩定在10%左右，超過了平均利潤率為5%以下的航空公司。而上海某大型出租車公司母公司的高管，年薪更是高達幾十萬元甚至超過百萬元。

　　“我們賺的錢去哪兒了?”，套用一句：“元芳你怎么看”?出租車駕駛員的發問，江蘇交通廳副廳長汪祝君接招，聲稱：“份子錢”的定價標準很復雜，根據江蘇省價格管理規定，承包費由政府定價，具體的定價權在各地方政府物價部門。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大多是由企業和司機協商以后，在承包的合同當中確定的，因此出現費用的組成不太清晰、信息不透明的問題。

　　這也是實情的大實話，但問題的癥結就在這里。“份子錢”的定價標準很復雜，導致物標準可以依，物價部門的定價也是根據企業“自我核算”出的價格，物價部門的定價也只是“參考價”，物價部門的定價低了，企業不答應，因為市場經濟企業有自主權，隨行就市，實際上物價部門不能干涉企業自主經營。價格高低還是有企業說了算。物價部門的定價低了，企業可以“編個理由”來核算成本，達到獲取最佳效益為止。

　　“份子錢”多少，實際上是一種利益博弈，買賣心不同，各方利益都是以自我為標準。所以要讓出租車駕駛員收的規規矩矩，明明白白，合情合理，“份子錢”的基本組成，地方政府物價部門“關門定價”不能算數，應該進行價格聽證，怎么收，收多少為宜，應該召開聽證會，有物價部門、出租車駕駛員、企業、社會群眾等多方代表參加，擺在桌面上，進行成本核算，達到收費合情合理，達到雙方都能接受，最終是互惠互利的目的，然后再把各方利益分成的法定價格交給第三方通過法律形式定奪。

　　出租車“份子錢”哪里去，不能問“元芳”，物價部門也不是萬能的“元芳”。沒有統一標準的收費，當然是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的亂收費，出租車駕駛員被收的稀里糊涂，自身利益受損還蒙在鼓里。要讓出租車“份子錢”明明白白，還是來個“三堂會審”，讓物價聽證形成共識，答成“雙贏協議”決定最終的收費標準，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每天一睜眼就欠公司好幾百元，工作十幾個小時，其中六七個小時是為公司拼命。”北京的哥李師傅說。這是很多出租車司機對高額份子錢的典型吐槽。

　　近期，國內多地出現出租車停運事件，不滿份子錢過高成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份子錢到底是什么錢?去了什么地方?

　　記者調查發現，份子錢被出租車企業用來承擔40個項目的成本，變相幫助企業分擔各種經營風險和管理成本，有部分還被“騰轉挪移”用于企業養人以及支付離譜的辦公費、招待費等。在特許準入的壟斷性政策下，經營出租車公司成為風險低、省心且穩賺不賠的買賣。

　　企業違規連年上調份子錢，收費不公開也沒票據

　　份子錢是出租車司機向企業上交的承包金的俗稱，最早出現于20年前。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北京等國內大城市先后開始對出租車實行總量控制，并將出租車輛產權轉移到出租車企業手中，司機需要向企業承包經營，而企業則受到政府特許經營的準入限制。

　　雖然多地政府規定出租車公司不許隨意上調份子錢，但記者發現，很多出租車企業連年上調份子錢，如杭州10年來出租車份子錢就上漲了70%左右。

　　除了公然逐年漲價，一些出租車公司還私下暗漲。上海四大出租車公司曬出賬單稱，以一輛雙班車計算，每月固定收入份子錢8200元。而多位出租車司機向記者反映，按照公司對外公布的規定，雙班車司機每個月要交的份子錢是4110元/月/人，但是公司每個月實際收錢超過5300元。

　　除此之外，多位出租車司機表示，有些份子錢收費有依據，有些收費既不公開也沒有票據，就是一筆“糊涂賬”。上海的一位出租車司機表示，按照公司的規矩，都是先交份子錢再開工，不交份子錢就不能開工，因此只能先交份子錢。至于收費是否合理，是否開具發票都統統顧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