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山東省扶貧政策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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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山東省扶貧政策
青島威海東營淄博2016年率先脫貧
在淄博市淄川區西河鎮東莊村， 68歲老人孫俊修住進了村里的養老院， 吃住都由村里承擔。 與此同時， 空出來的房屋通過裝修設計， 變成了鄉村旅游的民宿。 按照比例分紅之后， 孫俊修每年將會增收四五千元。
鄄城縣董口鎮代堂村村民張巧曾是貧困戶， 靠種地謀生，艱難地供著兩個孩子上大學。 今年， 村子里建立了扶貧車間， 一家制造假發的工廠手工工序在車間里完成， 吸納附近村民就業。 張巧通過編制假發， 每月按計件工資， 多了上千元的收入，摘掉了貧困戶的帽子。 如今她成為了扶貧加工車間的負責人， 正帶領其他貧困戶一起脫貧。
2016年， 全省國家標準脫貧計劃減貧75 萬人， 省定標準脫貧計劃減貧120萬人。 記者從省扶貧辦獲悉， 今年的脫貧計劃將超額完成。
記者獲悉， 2016年， 山東各級財政共投入的專項扶貧資金有48.94億元， 其中省級資金連續三年實現翻番。 在全省各地支持實施的扶貧項目加起來有9682個， 累計帶動貧困戶45萬戶。 各地市依托本地優勢產業帶動扶貧項目，比如菏澤市利用藤編等產業優勢， 在村里建立扶貧車間; 淄博市依靠本地長毛兔養殖優勢， 實行長毛兔項目代管， 促進貧困戶增收， 在扶貧的同時， 帶動了產業發展。
2016年， 31個易地扶貧、 列入搬遷計劃的項目全部開工， 全省17382戶建檔立卡貧困戶的危房開始改造。 在全省重點扶貧項目全面展開的同時， 電力扶貧、 行業扶貧、 文化扶貧、 社會扶貧也廣泛開展， 惠及貧困人口189151人; 非遺項目開發帶動困難人群就業近10萬人。
在脫貧進度上， 山東要求，2016-2017年兩年基本完成脫貧任務， 第三年全部兜底完成。
記者采訪十七地市扶貧辦相關負責人獲悉， 2016年， 青島、威海、 東營、 淄博有望率先基本完成脫貧任務， 其中青島市 “自我加壓” ， 將市級貧困人口識別標準確定為4600元， 高于省定標準。 其他地市也都超額完成今年的脫貧任務。 以脫貧任務最重的菏澤和臨沂為例， 截至2015年底，菏澤省標以下貧困人口90 . 4萬人， 占全省的37.5%， 全年預計凈減少貧困人口44 . 7萬人; 臨沂市建檔立卡貧困人口44 . 1萬人， 占全省的18 . 3%， 今年預計實現29萬人的脫貧。
“老弱病殘”是2017年扶貧重點
記者從十七地市扶貧辦獲悉， 2017年大部分地市將基本完成脫貧任務， 其中， 煙臺、 濟南、濱州等多個地市有望實現貧困人口基本脫貧。
對于扶貧工作來說， 雖然貧困人口數量減少， 但是扶貧攻堅的難度卻在加大。 在2016年的扶貧工作中， 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基本實現了脫貧， 無勞動能力的貧困戶， 成為下一步脫貧的重點。
在鄄城縣七街村， 70多歲的張新建因為腦血栓癱瘓了， 一下子花去了4000塊錢， 這兩個月來一直靠吃藥維持著， 而老伴李秋蓮又患有骨質疏松。 “家里一共四畝地， 一年賺4000塊錢， 是家里唯一的收入。 ”兒子去外省打工，幾年都不回來， 甚至不往家里寄錢。 他們老兩口還要拉扯著孫女孫子， 突如其來的打擊， 讓他們陷入了困境。
在全省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 因病因殘致貧的有80.2萬戶，占總數的66 . 2%; 因缺勞力致貧的有15.6萬戶， 占12.9%。 多個地市扶貧辦相關負責人表示， 這部分人群是扶貧的難點， 在2017年將集中解決。
各地都在探索資產收益扶貧模式
2017年是扶貧工作的 “攻堅年” ， 針對最難脫貧的無勞動能力貧困人口， 各個地市都探索出了經驗和做法， 在2017年的脫貧攻堅中， 不少地市扶貧辦相關人士表示， 要針對無勞動能力的人口， 實施綜合措施加以解決。
在淄博市沂源縣西僚軍埠村， 一場大病曾讓79 歲老人趙學金一家苦不堪言。 加上老年人補貼和種地收益， 他和老伴一年收入還不到4000塊錢。 直到2016年4月份， 資產收益的扶貧模式才讓他們一家的生活出現轉機。 西僚軍埠村利用上級產業扶持資金， 為趙學金購 買 安 哥 拉 長 毛 兔 種 公 兔 1只、 母兔7 只， 由其侄子代養，每年按照兔子的收益， 給趙學金分紅。 這是淄博探索的N+1扶貧模式之一的項目代管扶貧， 對于無子女的老人或者失去勞動能力的殘疾人， 扶貧項目由本村或親屬代管， 并按照比例給貧困戶分紅， 這意味著無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坐在家里就可以增加收入。
記者從省扶貧辦獲悉， 各地都在探索資產收益的扶貧模式， 解決無勞動能力貧困戶的脫貧問題。 通過扶貧資產管理機制， 引導貧困戶將扶貧資金或土地、 閑置房產等資源要素， 通過入股托管、 股權量化等方式與市場主體捆綁， 使貧困戶獲得持續穩定的資源資產收益。
在扶貧中， 也注重與道德教育相結合。 比如在臨沂市， 鄉鎮設立了敬老基金， 子女每月向父母繳納孝老金， 村里按照子女繳納金額的10%給予補貼， 無子女的老人， 村里建敬老院集中供養， 并開展鄰里互助照料。
此外， 在臨沂， “扶貧超市”的打造也將志愿服務和貧困人口便捷地聯結起來。 臨沂各個縣區都建立了中心扶貧超市， 廣泛眾籌愛心物資， 并將臨沂8 . 6萬名結親連心干部全部納入， 統一制作 “愛心購物卡” ， 將機關干部職工的 “慈心一日捐” 資金全部用于幫扶貧困群眾， 充值到 “愛心購物卡” 中， 由結親聯系干部持有。 比如貧困戶需要棉衣等物品， 由聯系干部到愛心超市購買， 但費用非常低， 一件棉服有的只需要一塊錢， 一臺洗衣機甚至才20元“ 。發動社會力量， 幫助貧困戶中的貧困戶。 ”
600多個重點村將派駐第一書記
2017年將對20個脫貧任務比較重的縣， 200個重點扶持鄉鎮，2000個扶持工作重點村， 給予重點關注扶持。 省里要對脫貧任務最重的600多個村， 選派第一書記駐村幫扶。 其他重點村由市、 縣選派第一書記幫扶， 幫扶資金大幅增加， 幫扶力度深度傾斜。
在菏澤， 扶貧辦工作人員就發現， 金融扶貧 “富民農民貸” 發放比例較低， 不少貧困戶思想包袱較重， 覺得欠錢丟面子， 壓力大， 不愿不敢貸款。
針對貧困項目和貧困人口聯系不緊密的問題， 2017年將進一步提高產業扶貧項目質量效益， 讓產業扶貧項目收益的重點放在貧困人口身上， 建立起更為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確保貧困人口增收脫貧。
2017年， 扶貧資金的管理將更加嚴格。 山東扶貧工作實行嵌入式審計。 “今年省扶貧辦成立審計監督組， 同時作為省審計廳派駐審計處， 對省和各地的脫貧攻堅工作變事后審計為事前提醒、 高發易發為風險防控、 例行審計為日常監督、 查辦問題為糾錯機制。 ”省扶貧辦工作人員介紹， 在扶貧工作任務比較重的市、 縣， 也將成立審計組。
扶貧的標準
扶貧對象
當今世界多數國家大多是以人們的收入狀況來確定貧困線。中國的貧
困線主要以是否達到溫飽為標準來確定。根據國家統計局規定，1985年農民的消費水平，以年人均收入在 150元人民幣以下者為貧困型。以后各地實行的標準有些上升為 200元，有的發達地區多至1000元。列入貧困線內的扶貧對象分為兩類：第一類，集中連片貧困地區。全國有18個片，包括革命老根據地、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山區。這類地區生活條件差，生產力發展緩慢，經濟、文化落后，部分農民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第二類，零星的貧困縣和貧困戶。造成貧困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多、勞力少，或家底薄，缺少基本生產和生活資料。
扶貧扶貧標準
我國在2008年前有兩個扶貧標準，第一個是1986年制定的206元的絕對貧困標準，該標準以每人每日2100大卡熱量的最低營養需求為基準，再根據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費結構來進行測定。第二個是2000年制定的865元的低收入標準。2008年，絕對貧困標準和低收入標準合一，統一使用1067元作為扶貧標準。此后，隨著消費價格指數等相關因素的變化，標準進一步上調至1196元。
2011年11月19日，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宣布，根據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要求，適應我國扶貧開發轉入新階段的形勢，中央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個標準比2009年1196元的標準提高了92%，對應的扶貧對象規模到今年年底約為1.28億人，占農村戶籍人口比例約為13.4%。[2]
扶貧標準變化
2007年，按絕對貧困標準年人均收入低于785元，按低收入標準年人均收入低于1067元。 2008年，絕對貧困標準和低收入標準統一為年人均收入低于1067元。
2009年，年人均收入低于1196元。
2010年，年人均收入低于1196元[3]
。
2011年，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
扶貧標準偏低
1196元的新扶貧標準仍被視作偏低。對于中國貧困標準長期偏低的原因，有學者分析認為：一是1986年剛開始扶貧時，中國貧困人口規模大而政府財力低，標準定低一點，有利于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最需要扶持的人身上;二是擔心調高貧困標準導致貧困人口數量增加，會引起不了解內情的人誤以為中國政府越扶貧貧困人口越多。
扶貧方式
編輯
第一，因地制宜地發展種植業、養殖業和加工業，合理地開發礦業,有計劃地進行能源建設,發展交通運輸業。
第二，發展橫向經濟聯合，把貧困地區開發和發達地區發展結合起來，引進信息、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
第三，組織發達地區和城市的工商企業、科研單位和中等專業學校、高等院校等與貧困地區建立長期聯系，開展對口支援;組織能工巧匠和技術力量幫助貧困地區培訓科技人才。
第四，國家在資金、稅收等方面采取特殊的優惠政策。分別情況減免一定的稅收，資金適當集中，統籌安排，配套使用。
扶貧脫貧措施
2016年11月23日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規劃》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要求，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從8個方面實化細化了相關路徑和措施：
一是產業發展脫貧，主要包括農林產業扶貧、旅游扶貧、電商扶貧、科技扶貧等方面，提出了13項產業扶貧工程或具體措施;
二是轉移就業脫貧，主要從組織開展職業培訓和促進轉移就業等方面，提出了6項就業扶貧行動;
三是易地搬遷脫貧，對“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實現搬得出、穩得住、能脫貧;
四是教育扶貧，主要從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降低貧困家庭就學負擔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行動計劃和措施，不斷提升貧困人口綜合素質和就業技能，逐步消除因學致貧問題，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五是健康扶貧，主要從醫療衛生服務、醫療保障、疾病防控和公共衛生等方面，提出了6大健康扶貧工程，加快推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有效緩解因病致貧返貧問題;
六是生態保護扶貧，主要從生態保護修復、生態保護補償機制2個方面，提出了11項重大生態扶貧工程和4項生態保護補償方式，使貧困群眾通過參與生態保護實現脫貧;
七是兜底保障，主要從社會救助、基本養老保障、農村“三留守”人員和殘疾人等方面，提出了社會保障兜底措施，通過筑牢社會保障安全網，解決好特殊困難群體和弱勢群體的脫貧問題;
八是社會扶貧，主要從東西部扶貧協作、定點幫扶、企業幫扶、軍隊幫扶、社會組織和志愿者幫扶，以及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相關措施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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