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法制史考點之以德配天
司法法制史考點之以德配天
在商代達到頂峰的神權法思想，被西周統治者繼承發展，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周公等代表的西周奴隸主貴族，總結并吸取了夏代、商代滅亡的教訓，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你介紹以德配天的相關司法制史考點。
司法法制史考點之以德配天
司法法制史考點之考點一
以德配天 明德慎罰
1.“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思想的內容。
(1)周初統治者認為，“上天”只把統治人間的“天命”交給那些有“德”者，一旦統治者“失德”，也就會失去上天的庇護，新的有德者即可以應運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為君臨天下的統治者應該“以德配天”。
(2)“德”的要求，主要包括三個基本方面：敬天，敬祖，保民。也就是要求統治者恭行天命，尊崇天帝與祖宗的教誨，愛護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在這種“以德配天”基本政治觀之下，周初統治者具體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法律主張。
司法法制史考點之以德配天
(3)“明德慎罰”的主張要求統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辦法來治理國家，也就是通過道德教化的辦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適用法律、實施刑罰時應該寬緩、謹慎，而不應一味用嚴刑峻罰來迫使臣民服從。“明德慎罰”的具體要求可以歸納為“實施德教，用刑寬緩”。其中“實施德教”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德教”的具體內容，周初統治者逐漸歸納成內容廣博的“禮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禮”的秩序去生活，從而達到一種和諧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長治久安。
2.“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思想的影響：
(1)代表西周初期統治者的基本政治觀和基本治國方針。
(2)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形成了西周時期禮刑結合的宏觀法制特色，被后世奉為政治制度理想的原則與標本。
(3)這一思想漢代中期后被儒家發揮成“德主刑輔，禮刑并用”的基本策略，從而為以“禮法結合”為特征的中國傳統法制奠定了理論基礎。
司法法制史考點之考點二
出禮入刑
“出禮入刑”的禮刑關系：
1.禮的內容與性質
(1)內容。禮是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存在的、維護血緣宗法關系和宗法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以及言行規范的總稱。
中國古代的禮有二層含義：
①抽象的精神原則。可歸納為“親親”與“尊尊”兩個方面。
“親親”，即要求在家族范圍內，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壓親。而且“親親父為首”，全體親族成員都應以父家長為中心;
“尊尊”，即要在社會范圍內，尊敬一切應該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貴賤都應恪守名分。而且“尊尊君為首”，一切臣民都應以君主為中心。在“親親”、“尊尊”兩大原則下，又形成了“忠”、“孝”、“義”等具體精神規范。
②具體的禮儀形式。西周時期主要有五個方面，通稱“五禮”：吉禮(祭祖之禮);兇禮(喪葬之禮);軍禮(行軍打仗之禮);賓禮(迎賓待客之禮);嘉禮(冠婚之禮)
(2)禮具有法律的性質。首先，周禮完全具有法的三個基本特性，即規范性，國家意志性和強制性。其次，周禮在當時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有著實際的調整作用。
2.“禮”與“刑”的關系：(1)“出禮入刑”。西周時期“刑”多指刑法和刑罰。“禮”正面積極規范人們的言行，而“刑”則對一切違背禮的行為進行處罰。二者共同構成西周法律的完整體系。(2)“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強調禮有等級差別，禁止任何越禮的行為;“刑不上大夫”強調貴族官僚適用刑罰上有特權，而不是不適用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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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慎罰的基本內涵：
“明德慎罰”思想的基木內容，包含了崇尚德政和慎用刑罰兩層含義。
倫理學意義上的“德”字是西周初期開始出現的。商代甲骨文和西周初期的銅器銘文中出現了“德”字的初形。郭沫若先生在對西周金文中的“德”字進行分析時指出：“德字照字面上看來是從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學》上所說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這種“德”觀念反映了周人“要把人的力量來濟天道之窮”的思想傾向。郭沫若先生認為，周人重德的關鍵是“在一個‘敬’字上”，并說“這種‘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幾篇文章中就像同一個母題的和奏曲一樣，翻來覆去地重復著。這的確是周人所獨有的思想”。
從《尚書·周書》中可以看出，有關“敬德”、“明德”之類的言論確實俯拾即是。舉例如下:
《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
《洛誥》:“公稱巫顯德”。
《無逸》:“皇自敬德”。
《多方》:“罔不明德慎罰”。
周統治者之所以大講“明德”、“敬德”，就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即天是不會把大命給予不謹慎修德之人的。在周人看來，周革殷命，他們從殷人手里接過了天命，獲得了治理天下的合法寶座，其因乃在于文、武二王能以德配天，這就是《毛公鼎》所說“不顯文武，皇天宏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一語的含義。天眷有德，這是周人特有的觀念，其中也可以說蘊含著“天命靡常”的意思，“天命”乃依統治者有德與否為轉移，這當然是一種“靡常”(無常)的現象了。因此，對統治者來說，只有持之以恒地謹慎修德，才有望保住“天命”，成為天下的君主。
明德是道德教化，是正面引導，是不會產生負面影響的。刑罰則是懲罰手段，體現了統治者“惡惡”之心。其與教化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如果不在適當限度內使用，往往會產生相反的社會效果，使民積怨，以致于威脅到統治者的政權。“慎罰”即是認真地對待刑罰，在合理的限度內使用刑罰，使刑罰達到預期目的、避免事與愿違的結果的一種主張。其慎用刑罰的基本要點，一是要慎重斷案，不濫用刑罰，提倡罰當其罪，要十分謹慎地使用“中罰”，用刑不可偏重，也不可偏輕，要使刑當其罪。二是在定罪量刑時，要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這在古代思想史上，無疑是一大貢獻。三是注重教化.周公認為使用刑罰并不是單純為懲罰人，而是為了勸民為善，防止犯罪。“明德慎罰‘亦克用。要囚，殄戮多罪，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把“德’，與“刑’，結合起來，對后世儒家“德主刑輔’，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家的禮治、德治、人治思想，德主刑輔、先教后誅、寬猛相濟、刑罪相稱等思想大都發端于周公。
“明德”與“慎罰”雖然作為為政手段一起使用，但兩者并非同等重要。“明德”是核心關鍵，“慎罰”是輔助手段。以德化人，教而后刑。在弘揚教化、謹慎刑罰問題上周公有如下主張：
第一，罰與教必須統一于德的基礎之上。周公認為教化與刑罰的目的都是勉勵人民立德，如商湯代夏，以至帝乙，“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教化是為道德教化，是以教化者首先須有“德”，因而《尚書》之“明德”首先強調君王之德。“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當權者自己行為不端正.怎能去端正別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者以德治國，老百姓就會心悅誠服，如同眾星環繞于北極星周圍一樣，四方之民自然會歸附少他。“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堰。”當權者的作風好比風，老百姓的作風好比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往哪邊倒。只要統治者能以德行事.老百姓自然就會好起來。所以.為政者自己要起到表率作用，以身作則，勵精圖治，居安思危，自己率先循禮守法，上行下效，法令才行得通。
第二，先教后殺。周公認為在教與刑并用的情況下，應當先以教化，給人以改過自新機會。如經過教化仍犯，則為故犯，須以刑懲之。如在“群飲”問題上，周公認為，商人飲酒以至于喪國，周人應以此為戒，經過反復教育，而仍“群飲”者，則“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因為周人群飲，是明知故犯，且危及政權。商人“湎于酒”則“勿庸殺之，姑且教之，有斯明享”，因為商人有群飲的習慣且不以此為罪，故先教之而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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