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碼與解碼的區別

　　有的人會以為編碼和解碼是程序員的事，其實，我們生活中自己也會編碼，現在的信息網絡都是數字的，很多東西要保存傳輸就得編碼，比如你要保存一篇文章，里面的字就是一些二進制編碼。編碼和解碼其實就是兩個相反的過程。下面學習啦小編告訴你這兩者的區別。

　　1.編碼和解碼的區別

　　編碼就是如何把信息轉換成數字序列，解碼則是把數字序列轉換成信息。

　　編碼是正過程，解碼是逆過程。

　　編碼/解碼本質上是一種映射(對應關系)，比如‘a’用ascii編碼則是65，計算機中存儲的就是00110101，但是顯示的時候不能顯示00110101，還是要顯示'a'，但計算機怎么知道00110101是'a'呢，這就需要解碼，當選擇用ascii解碼時，當計算機讀到00110101時就到對應的ascii表里一查發現是'a'，就顯示為'a'。

　　編碼就是真實字符與二進制串的對應關系，真實字符轉換成二進制串。

　　解碼就是二進制串與真實字符的對應關系，二進制串轉換成真實字符。

　　2.編碼的含義

　　編碼是信息從一種形式或格式轉換為另一種形式的過程也稱為計算機編程語言的代碼簡稱編碼。用預先規定的方法將文字、數字或其它對象編成數碼，或將信息、數據轉換成規定的電脈沖信號。編碼在電子計算機、電視、遙控和通訊等方面廣泛使用。編碼是信息從一種形式或格式轉換為另一種形式的過程。解碼，是編碼的逆過程。

　　3.解碼的含義

　　將信息從已經編碼的形式恢復到編碼前原狀的過程。也就是用特定方法把數碼還原成它所代表的內容或將電脈沖信號、光信號、無線電波等轉換成它所代表的信息、數據等的過程。解碼在無線電技術和通訊等方面廣泛應用。

　　4.霍爾的編碼/解碼模式

　　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McLuhan)從"技術決定論"出發，預言性地提出了"地球村"、"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熱媒介和冷媒介"等著名概念，開創了電子傳播時代的媒介文化研究。媒體在當代西方國家與司法、立法、行政并列，成為"第四政治機構"。一般認為，大眾傳播與媒體研究有著兩種范式:其一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興起于美國的實證主義流派，代表人物有拉斯韋爾、施拉姆、拉扎斯菲爾德等。拉斯韋爾在《傳播的結構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W"傳播模式，即誰、說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對誰和取得什么效果。五W"模式勾勒出實證主義傳播研究的"發送者-信息一接收者"的線性模式;另一條是由法蘭克福學派所開創的批判范式，強調對傳媒進行意識形態效果批評，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盡管不同意法蘭克福學派對傳媒社會功能的一味貶低(如馬爾庫塞的"單面人")，但仍承襲其意識形態批評路徑。

　　作為傳播與文化研究學者，霍爾十分重視對媒體的研究，"好和壞，精與次之間的難以選擇并不存在于現代傳播形式的不同，而是存在于媒體中。"霍爾在媒介文化研究的赫赫聲名是基于其創立的編碼/解碼模式。編碼/解碼理論首次以文稿形式出現是在1973年9月，當時霍爾提交了一篇名為《電視話語的編碼和解碼》的大會發言稿，由于其迥異于實證主義傳播模式的標新立異，發言稿在會議上引起巨大反響，隨后以單篇論文形式收錄于《文化，傳媒，語言》，最后又冠以《編碼，解碼》為名出版。

　　在《編碼，解碼》一文中，霍爾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價值循環論的影響，提出了信息交流的四階段理論: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和再生產。這四個環節是信息傳播的循環過程，各環節均有聯系，但又保持著相對自治。霍爾認為，信息在流通過程中是以符號為載體形式傳播意義，這一過程既有賴于技術和物質工具，也取決于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各自的社會關系。傳統的大眾傳播研究模式"由于僅只關注信息交流的層面而未能把不同時刻作為一個復雜關系結構的結構化概念而受到批判。"事實上，由于信息接收者的社會特征、知識背景不同，他們在接收信息時必定會有各自不同的解讀。霍爾以廣播為例來說明"信息來源"和"接收者"之間符碼的不對稱，"廣播員往往關注的是觀眾未能按他們(廣播員)的意愿理解意義。他們真正想說的是電視觀眾沒有在'主導的'或'所選的'符碼范圍內活動，他們期待'完全清晰的傳播'，然而，卻不得不面對'系統地被扭曲的傳播'。"弱編碼與解碼之間符碼的不對稱，根源于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關系、社會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結構性差異，其中包蘊著意識形態運作和媒體文化霸權。

　　霍爾提出三個"假想的立場"來描述話語的各種解碼過程。第一個假想的立場是主導一霸權(preferred reading/dominate reading/hegemonic read-ing)立場，傳播的目的是實現傳播者與受眾之間實際相同含義的交流。處于這一立場的新聞傳播者的理想的傳播方式是"完全清晰的傳播"，即受眾在主導符碼的范圍內進行解碼，其對信息解讀的方式和過程完全符合于編碼時刻所設定的預期。然而，這種預期的實現要依賴于媒體的暗中操作。霍爾一針見血地指出:"對北愛爾蘭的政策、或者智利的政變、或者《工業關系法案》的霸權闡釋，主要是由政治和軍事精英們制定的:通過職業符碼的操作，選擇并結合具體挑選播映的場合與式樣、挑選職員、選擇影像和現場辯論。"第二個立場是協商式(nego-tiated or corporate)立場。霍爾援引葛蘭西的霸權思想:"在協調的看法內解碼包含著相容因素與對抗因素的混合:它認可旨在形成宏大意義(抽象的)的霸權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個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層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規則--依據背離規則的例外運作。"在此，霍爾看到了編碼一解碼過程中存在著包容與控制的雙向運作。第三個立場是抵制式或對抗式(counter-hegemonic)立場。霍爾認為，雖然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在主導媒體文本中處于優先解讀地位，但并非說明所有的受眾都會自動做出這種選擇，解碼人的社會狀況會激勵他們采用不同的姿態來對待同一媒體文本。因而，如霍爾所分析的，工人受眾往往會將主流媒體編碼的關于"限制工資必要性"的"國家利益"解碼為階級利益。這一立場富于批判性和抵制性。

　　霍爾的編碼/解碼模式對媒介文化研究有著兩方面的理論貢獻:一方面，編碼/解碼模式顯示了與它之前的媒體研究中兩大研究范式的融合和決裂，在超越實證主義"發送者一信息一接收者"的線性傳播模式的同時，又顛覆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消極受眾論，將話語、符號、權力、社會關系等引入媒介研究，標志著英國媒介文化研究開啟了建立在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概念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媒介理論的新紀元;另一方面，霍爾的三個"假想的立場"為媒介研究的民族志受眾分析提供了理論框架，霍爾的同事、著名批判學者戴維·莫利(David Morley)采用霍爾模式，對"全國上下"新聞節目進行了民族志受眾分析，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學者洪美恩的《看(達拉斯)》也堪稱運用霍爾模式進行傳媒受眾分析的經典之作。

　　當然，霍爾的編碼/解碼模式近來也遭遇到批評和挑戰，霍爾本人也曾反思編碼/解碼理論:"我曾經想擺脫那些觀點的起源出處，我們已身處歷史中，因而話語也是散漫無序的。但是編碼理論并非天外飛來，我曾犯了個錯誤，只是把那個圖表劃了上半部分。如果你想閱讀全部內容，你必須劃一個環形圖顯示它。因此我必須說明白解碼是如何進入記者選題的實踐和話語體系的。"筆者以為，霍爾的文化理論建構于表征理論，始終強調意義，編碼/解碼模式也不例外;由于過于執著于意義，往往忽視了對更為宏觀的因素(如經濟因素)的關注。如果引入布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用對文化資本的擁有來分析受眾的解碼立場，這樣會更有理論說服力和實踐操作性。我們要牢牢記住格羅斯伯格的忠告:文化研究越來越遠離經濟，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