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道的差異
中日茶道的差異
日本將中國的飲茶引進本國之后，發展為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茶道。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中日茶道的差異，希望對您有用。
中日茶道的差異
1.中國茶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融儒、道、佛為一體，三者之間是互相補充的多、相互抵觸的少，從而使中國的茶文化內容非常豐富，從哪個層次、哪個方面講都可以做出宏篇大論來。日本茶道則主要反映中國禪宗思想，當然也融進了日本國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識。中國人“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這四條都是通過飲茶貫徹儒家的禮、義、仁、德等道德觀念以及中庸和諧的精神。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公開申明的“茶禪一位”吸收了中國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內容，它規勸人們要和平共處，互敬互愛，廉潔樸實，修身養性。
2.日本茶道程式嚴謹，強調古樸、清寂之美;中國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隨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禪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靜之美是順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規”、“七則”似乎過于拘重形式，打躬靜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暢快自然的。中國茶文化最初由飲茶上升為精神活動，與道教的追求靜清無為神仙世界很有淵源關系，作為藝術層面的中國茶文化強調自然美學精神便成了一種傳統。但是中國的茶道沒有儀式可循，往往也就道而無道了，影響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發揮和規范傳播。所以一說茶道，往往首推日本。
3.中國茶文化包含社會各個層次的文化;日本茶文化尚未具備全民文化的內容。中國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階層，其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大小城鎮廣泛興起的茶樓、茶館、茶亭、茶室。在這種場合，士農工商都把飲茶作為友人歡會、人際交往的手段，成為生活本身的內容，民間不同地區更有極為豐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許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眾中亦很有影響，但其社會性、民眾性尚未達到廣泛深入的層面。也就是說，中國的茶道更具有民眾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四規”：待客親善，互相尊敬，環境幽靜，陳設高雅。七則”：點茶的濃度，茶水的質地，水溫的高低，火候的大小，煮茶的炭料，爐子的方位，插花的藝術。
中日茶道的區別
中國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實質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詩的序言中曾經指出：“夫予論茶四妙：曰湛、曰幽、曰靈、曰遠。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聞見，導吾杳冥。”
所謂茶之四妙，是說茶藝具有四個美妙的特性。“湛”是指深湛、清湛;“幽”是指幽靜、幽深;“靈”是指靈性、靈透;“遠”是指深遠、悠遠。都是與飲茶時生理上的需求無關，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層面，是對茶道精神的一種概括。所謂“澡吾根器”是說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養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說可以使自己的學識智慧更完美。“改吾聞見”是說可以開闊和提高自己的視野。“導吾杳冥”則是使自己徹悟人生真諦進入一個空靈的仙境。這正是現代茶人們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可以說杜浚已經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門，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過這道門檻，因為他也沒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論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視和弘揚，真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縱觀中國古代茶學史，出現了眾多的茶書，其書名有《茶經》、《茶述》、《茶譜》、《茶錄》、《茶論》、《茶說》、《茶考》、《茶話》、《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譚》、《茶箋》等等，就是沒有一本叫《茶道》，也沒有一本茶書中有專門談論“茶道”的章節。反觀此時的日本，茶道已經發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紀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規：和、敬、清、寂，一直沿襲至今，奉為圭桌。兩相對照，確實反差很大。茶道的源頭的確在中國，“茶道”一詞也是最早誕生于中國，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國歷史上的茶道觀念并不發達，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這一點。
那么，中日兩國在茶道方面為何會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見，是由于兩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將中國的飲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來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們是在中國的佛教寺廟中將佛門茶事學回去的，并且將它們作為佛門清規的組成部分一直在佛門嚴格的傳承下來。日本歷史上的茶道大師都是聲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賦于日本茶道以濃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強了日本茶道的權威性，特別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繼承的“家元制”，使其權威性更為穩固持久。
二是日僧來中國留學之時，中國的飲茶方式已經相當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為一種高級文化形態首先在皇室貴族之間流傳，長期為統治階級所專享，后來才逐漸傳播到民間，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飲茶方式和清規戒律也為民間所全盤接受，形成社會共識。
三是日本統治階級對茶道的重視利用，加強了茶道與權力的關系。如15世紀的幕府第八大將軍足利義正，讓高僧村田珠光撰寫茶湯法則《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廟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禪院式茶禮，竭力以飲茶方式來改善人際關系，并且祈禱天下太平。后來的統治者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更將茶道作為一種新型文化來擴大自己的影響，企圖在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一統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為專職茶頭，要他繼續制定和完善茶道的儀式和規則。豐臣秀吉還常在重大政治活動前后舉行規模盛大的茶會，進一步擴大了茶道的社會影響。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茶道成為日本統治者駕馭民眾的一種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會中能產生巨大影響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這種現象在中國不存在.中國的茶文化是在民間土壤上發育起來，逐步成熟。在中國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來才被統治階級所接受，形成宮廷貴族茶文化。民間的飲茶風習之盛已達到“茶為食物，無異米鹽”、“遠近同俗”、“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甚”(《舊唐書·李玨傳》)的程度，這是任何統治者都不可能剝奪的。茶葉已成為百姓們日常生活“開門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養生，以茶自娛，以茶敬客，以茶贈友，以茶定親，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風俗習慣，無需教導，無需勸說，人們自然而然會遵守。整日里為生活忙碌奔波的勞苦大眾，不可能有更高層次的文化追求，不會自覺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養的文人雅士們則醉心于品茗技藝的探研，他們都具有詩人的浪漫氣質，品茶時追求詩意的審美境界，很少人會從社會學和哲學的角度去考慮茶道精神問題。古代的官吏們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歷來遵循儒家的處世原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仕途得意時忙于政務，自然無暇來過問茗飲瑣事，倒霉失意時則隱退山林不問政事，只以茶來排憂解悶，尋求解脫，不會過問社會道德教化問題。而中國的佛門僧侶向來不干預寺外塵俗世界的事務，他們出來參加茶事活動，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現，除了個別像皎然那樣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會去考慮茶道問題。
至于歷代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們，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要賦于茶事活動以崇高使命，雖然他們也經常以茶宴、賜茶的方式來招待群臣，但僅是作為宣揚皇威籠絡臣下的宮廷禮儀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們看來，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學說足以成為統一全國民眾思想的強大武器，區區茶道，實在是無足掛齒。這是豐臣秀吉們統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備的。儒道大于茶道，這可能就是中國茶道觀念不發達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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